大清道光二十年2月，英国汉诺威王朝维多利亚女王的1840年4月，英国下议院就对华开战一事展开了激烈讨论。面对英国外相帕麦斯顿的发提议，英国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华战争，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巴麦尊对此表示反对。

这一年，维多利亚女王21岁，在位第三年，这一年，道光皇帝58岁，在位第二十年。

随后，英国政府委派乔治·懿律为全权代表兼远征军总司令，并捎带《巴麦尊首相致中国宰相书》前往中国，试图以武力迫使清廷为之前所有的“不愉快”埋单，赔款、割地（意思就是清朝要为烧毁的鸦片赔偿一切损失）、增开通商口岸，如果清朝答应上述条件，英国愿意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建交。

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联系仅仅局限于商业。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希望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但当时清朝并没有现代外交意识，除去贸易往来之外，清朝并不想与英国有任何形式上的官方往来。

当年6月，从印度和英国本土等地开来的两支英军舰队先后抵达珠江口。海军主将伯麦率先遣舰队北上厦门，懿律派人向岸上投递国书，要求厦门同知蔡观龙代为寄送北京。蔡观龙依照道光的谕旨不但拒收，还派人用弓箭阻止英国人上岸。英舰“布朗底号”见状立即开火，炮轰厦门。7月3日战争正式爆发。

厦门沿海炮台悉数被毁，英军乘胜离去。怎料，时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竟将这场败仗描绘成了捷报，道光皇帝阅后，特意朱批了“所办好”三字。这种“粉饰太平”和欺上瞒下的做法，实在在愚蠢。

7月5日，英国先遣舰队到达定海，开战当天，英国仅用5艘战舰以及部分陆军便击溃了拥有约2600兵力的清朝守备部队，总兵张朝发与知县姚怀祥两人皆战死。拿下定海后，懿律向驻扎在镇海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送去国书。乌尔恭额命人原封退还，但将此事向朝廷汇报，英军见没有回复，于是继续北上，于当年8月11日抵达天津白河口。

虽然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就收到了钦差大臣林则徐于6月底发来关于英军北上的奏报，但道光接到直隶总督的琦善的奏本，得知英军已经抵达天津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直到这个时候，道光才让人把英国人的《巴麦尊首相致中国宰相书》带了过来，道光看的自然是译本，应该说，中方的通译已经将大量的“犯禁”的词语进行了删除，所以说原本与译本的出入很大。

在阅览“国书”之后，使得道光产生了误判，以为是林则徐处事不公导致这些英国人发动战事。于是，道光在9月17日，罢黜林则徐的职务，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在得到清朝重新谈判派出钦差大臣琦善为代表的时候，的接洽后，懿律等人答应返回广东磋商。应该说，如果此时道光将事情处理得当，还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

当年12月3日，琦善与英国代表义律在广州开始谈判，义律依据国书的要求《巴麦尊致中国提出三点要求：

一，大清赔偿鸦片商人一切损失，

二，两国官员平等交往，

三，割让岛屿、赔偿军费，开放通商口岸。

虽然仅仅只有三项，但完全出乎了琦善预料以及他能做出的决定，琦善能做的就是处罚林则徐和恢复广州通商，双方分歧巨大。实际上，道光的意思就是“要和谈，但不许让步”，这注定了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琦善绝不可能在皇帝意愿的框架之内，和英国人实现和平。道光远在前线数千里之外的紫禁城，也不可能时刻与身处前线的琦善感同身受。而义律面对英国政府要求，他的回旋空间也不大。

双方唯一达成的协议就是，两人后来将赔偿金额谈定在了600万元，琦善同意赔偿鸦片商600万两白银，当然这笔银子不能由皇帝处，是由广州公行的行商们来报销这笔款项。

至于割让岛屿，琦善是断然不能答应的，他告诉义律，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不过，灵活的琦善也表示可以增开几个通商口岸作为交换条件，这一点得到了义律的认可。

在这算基本达成了协议，于是琦善事将谈判情况汇报给道光的同时，并一再提醒他英军武力的厉害。但道光阅后勃然大怒：“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道光的谕旨不仅让谈判宣告破裂，更是把满清推向万劫不复之地。

道光二十一年1月7日，义律以要求被拒绝为由，向广东珠江口发起了进攻，这一战，英军以38人负伤的代价换来清军伤亡744人，其中包括战死的清军副将陈连升。在英国强大武力压迫之下，迫使琦善主动找上义律继续和谈。反观义律，他也不想因逼迫琦善太紧，而失去和谈的余地。

于是，两个谈判代表背着各自政府开始私下谈判，最终的协议是，琦善答应割让香港岛，义律则做出了归还定海的承诺。这就是后世颇具争议的《穿鼻草约》。尽管和议初步达成，义律觉得有必要再敲打一下这位对手，2月下旬，英国舰队开往虎门水域，此时镇守虎门的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结果就是坐镇武山靖远炮台的关天培战死也，清军被迫放弃了大虎山防线。英舰逼近广州。

这个时候琦善在广州擅自谈判与关天培战死疆场消息传到北京，道光震怒，当即罢黜琦善，同时命宗室，康熙帝十四子胤禵玄孙奕山为“靖逆将军”会同和参赞大臣杨芳领兵1.7万赴粤支援。68岁的杨芳是职业武将，15岁从军，先后镇压白莲教和天理教等起义，，他又参与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

3月5日，杨芳抵达广州，与革职留任的林则徐等人暂领广州军务。这位久经沙场的武将，面对英国人先进武器，杨芳认为这是邪术，为破邪术他“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这样能打胜仗真的就太邪术了。而靖逆将军奕山于4月14日到达广州之后，已经意识到无法击败英国人，因此对英人的态度与琦善不谋而合。5月24日，义律先下手为强，广州大战爆发。清军败得一塌糊涂，面对惨败，奕山不敢向道光汇报，进而同意按照英方要求签订了《广州停战协定》。

但当年八月义律被撤职，对华强硬的璞鼎查成为新的谈判代表。8月下旬，璞鼎查集结兵力准备第二次北上攻打厦门、时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为防止英军袭击，修筑了一条长约1.6公里的防御工事——石壁，每隔16米设炮一门。三处火炮合计279门，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

然而，英军的坚船利炮在战斗中优势尽显。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英军就悉数瘫痪了所有清军炮台，颜伯焘最后仓惶乘船逃离厦门岛。

在厦门击败了颜伯焘之后，璞鼎查继续北上南京，此时的两江总督是裕谦。裕谦和颜伯焘一样，裕谦一上任就启动了海防建设。在定海海岸夯筑了一道长约4.8公里的土城，安设火炮80门。守军从之前的3000人增加到5600人。但仅仅开战一天，英国陆军在海军的炮火掩护下杀得清军大败，迅速夺占定海。定海既失，裕谦给皇帝的奏报仍是避重就轻，可随后镇海失守，连失两城的裕谦投水自尽。主帅身亡，浙江提督余步云弃宁波城而走，浙东三镇悉数沦陷。

而清军不知道的是，战场形势一开始是对自己有利的——英军三名统帅此刻都不在前线，总司令璞鼎查此刻在香港，而海军和陆军的主将则仍在定海。即便如此，清军主帅奕山不过是尾随英军而已。但面对道光的强硬要求，奕山也不得不出兵收复宁波、镇海、定海三地，结果四个小时的反攻全部以失败告终，史载：“全局损失，军威大挫，亡国之由，基于此役。”

在这种情形，海军主将巴加和陆军主将郭富江南内地进军，试图“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也就是掐顿京杭大运河，英军在6月16日攻占了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兵败逃走，英军进而占领了上海。

夺占吴淞当天，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璞鼎查也从香港赶来，与两位下属合兵于长江口，兵锋直指当时清廷在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南京。此时清朝经济命脉已经被人牢牢拿捏。在一连串的降维打击之后，道光不得不开始妥协。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在和约上签字加印，鸦片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在历时两年多的战斗中，清军的表现几近于一触即溃。迅速溃败的背后，原因纷繁复杂。简单说，军事无能，外交无知，政治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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