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俄和小日子打完了日俄战争,大清君臣的心却一直放不下去。日俄两国的代表在美国谈判期间,位于京城东堂子胡同里的外务部即叮嘱大清驻美和驻俄使馆:随时向国内报告相关情况。
日俄能不能谈成?战争会不会继续?即便谈成了,东三省会不会沦于日本之手?大清国如何向交战国讨要赔偿?对于大清决策层来说,这种种困惑,日夜缠身。
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影响。这个书上说的不多,我班门弄斧一下,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你的观点。
好,我们说回大清的外务部。可想而知,1905年8月,让大清外务部尚书那桐那胖子煎熬的除了北京炎热的夏天,还有东北不明朗的局势。
终于,9月5日,驻美公使发回了人们渴望已久的电报:《日俄停战协议》签订,自此东三省不日即可停战!
这里插一嘴,不管俄国人承认不承认战败,也不管小日子的民众如何郁闷,日俄之战确实结束了。大清君臣怎一个高兴了得。日俄战争中大清虽然口上说中立,但是私底下是没少帮小日子拉偏架的。比如,民国时的大军阀吴佩孚,这时就被大清秘密派到日军谍报班,去帮日军打俄军。
好,我们说回来,收到电报的第二天早晨6点,慈禧就召见各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
随后,大清外务部一边抗议日俄两国擅自将旅大及相关海域和南满铁路及沿线地区的权利进行了转让,一边对世界宣布:开放奉天、安东、大东沟、吉林、宁古塔、珲春、呼兰厅、齐齐哈尔为商市。
大清主动又迅速的向世界开放了东北的重要城市,让列强的眼睛都盯到了日本人身上。当然,对大清来说,踩着这个点收龙兴之地的主权,确实是一步好棋。
日俄战争,给了大清收回东北的契机,但是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这件事,为啥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大清的洋务运动就基本上停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搞得那么热闹,马克沁机枪也买了,克虏伯大炮也买了,铁甲舰也买了,江南制造总局也办起来了。可是不但西洋人还是打不过,连以前的倭人也打不过了,倭人也骑到我们头上来了。大家唉声叹气,找不到出路。
结果小日子打赢了日俄战争,大清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震。因为,这是第一次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既然小日子可以,那我大清为啥不可以呢?
那么,为啥小日子会打赢呢?
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光有西方的枪炮不顶事儿,还得在政治制度这个根子上学习西方。小日子之所以胜,就在于它有宪法。大俄所以败,就在于它没有宪法。
可见宪法是个好东西。我大清要想一雪前耻,也得有个宪法。
这么着,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7月16号,大清终于颁诏,将“仿行宪政”,钦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五大臣回来后,领头的载泽给慈福上折子汇报考察情况。结果,给慈禧老太太说明白啥叫宪政却是费了劲。
其实慈福就担心一件事儿:江山坐得稳不稳。甲午战争败了之后,江山残破,列强成天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载泽就从这儿入手,跟慈禧说,宪政的要义不过是通过选举弄个议会,去折腾官员。议会和官员掐来掐去。管得好,你作为东家只管收租子。出了事情,你顺着议会的意思把官员一杀,不还博了个顺应民意的名声么?所以,载泽说的“宪政利君利国利民,唯独不利于官”,这句话,慈禧听进去了。
载泽接着又说;只要立宪,你就是文明国家了,和洋鬼子打交道在一个频道上。同时,我又允许选举了,下面人有什么不满的,你大可以去竞选议员。如此一来,外患得消,内乱可弥。你损失的不过就是一天批八百个折子和对具体事务的管理权而已。更何况咱们搞的还是君主立宪制。官员的任命、议会啥时候开、与外国是战是和,这些真正的实权还是在你手上啊。
载泽的第三句话是:日本是明治十四年宣布要施行宪政,但是预备了八年之后才真正成立国会。现在国内形势一片沸腾,不同意立宪根本稳不住。咱也学学日本天皇,管它真的假的,先宣布一下预备行宪,不也能再混几年么?
载泽这三句话,算是把慈禧说动了。君臣商定先预备个九年,比日本多一年。
不过慈禧又加了个“四不变“和“五不议“这两个紧箍咒。“四不变”是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满族统治不能变、最高皇权不能变。“五不议“分别是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而且当时把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门槛设置得非常高。要求是25岁以上男性,并且获得新式学堂中学及以上学历。如果没读过新学堂呢,当过七品以上的官才行。要是又没读过书,也没当过官的,那就得拿钱说话。要么你有价值5000元房产,要么你有10000元动产。这么算下来全国有投票权的人仅占总人口的0.24%。
1908年,光绪直接定下各省咨议局选举章程和选举办法,启动省议员直选。
大清的宪政算是轰隆隆搞起来了。
学完政治制度,大清又学小日子的军队。
亚洲人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小日子竟然真的做到了。而做到这些,小日子的“皇军”表现得很突出。
大清被小日子打败以后,尤其在“庚子国难”以后,已经是彻底被打服了。后来,当大俄挥舞着刀子要占东北时,大清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行,压根没上去和他们比划。
不行就要学习,要向“皇军”学习。所以,早在日俄交战前,大清就不断的聘请日本军人来华任军事教官,不管是袁世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里还是在小站的新军营地里,都有日本人的身影。
练兵之外,大清的决策层还认识到小日子的快速崛起,与他们实行的符合东方国情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有重要的关系。于是,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名额,以兴学校。
最终,1905年,大清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令京师及各省次第推行。该章程明确规定明年将停止沿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改以实施全新的从大学到幼儿园的教育体制。
中国近代教育自此始入正规渠道。
大清向打败了自己的小日子学习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比如,1905年大清往日本政法学校派遣了300多官吏去培训。而且,大清还鼓励更多的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开始只有通过考试的官费生留洋,后来更是提倡学生可以自费前往小日子。由此,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湖北的吴禄祯、蓝天蔚等,浙江的徐锡麟、秋瑾、周树人、蒋介石等,都受惠于这一政策。
但是,大清决策层怎么也想不到,终结自己的辛亥革命的骨干,大多数都有留日的背景。这些人亲手把落后野蛮的专制王朝送进了太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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