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凉山乱象丛生的军政界，中央军禁毒少校被走私军队活活打死|中央军|军政界|军队|刘文辉|民国|行辕|驻军

1938年“划宁归康”，也就是将宁属地区（现凉山州部分地区）规划给了西康省，驻军刘元璋弟兄军政一脉相通，下令种烟，初春的田野烟花怒放，年复一年，农民不种还要罚“懒款”。还开展烟会，公开买卖，烟会那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如现在的糖酒会一样。

不久，代表老蒋的西昌行辕轩建立，主任张笃伦，老蒋是严厉禁烟的，所以西康主席刘文辉（24军军长）也不得不“听命”。随即建立了西康省西昌禁烟督办公署，刘文辉任督办，张笃伦任会办，开始施政禁种鸦片，大街小巷到处涂上“种烟枪毙，田亩充公”的字样。但没有什么用，只是表面消停一下，暗地里大家看火色行事。农村里也仅是大道两旁种上粮食外，往深山一走，还是阿芙蓉的天下。毕竟这是24军地盘，中央军也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禁烟那是中央军的事。

中央军严厉铲烟的别动队，区区几百人，见各县握有武装势力的土司、头人、士绅、地方武装是不敢得罪的，像会理的苏绍章，德昌的张汉壁，凹老的张家，盐源的张义林，盐边的诸葛绍武等都握有重兵，那是一个也不敢惹。有一回准备去会理铲蔡三老虎的烟，路上有一区长告诫这人邓秀廷都奈何不了，你们去怕是危险。听了这番话，别动队折回德昌，找了个地痞枪毙交差。

但中央的政策得贯彻，贯彻了“六·三”禁烟节。就在贯彻“禁烟节”的不久，西昌县政府确实判决了一个烟毒犯的死刑。犯人被押到南门河坝(今胜利大桥头)执行枪决。被处决的人穿得像乞丐一样。后来问明犯罪原因，罪犯是开烟馆的，有烟本六两。

禁烟决心最大的一次表现是1941年的七月七日，为了纪念抗战四周年，西昌各界人士在仓街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当然是由行辕主任张笃伦主持。会后就当众烧烟，由官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些鸦片，当众烧毁(鸦片用火烧成灰后，仍可使用)，虎门是销烟，这仓街可是烧烟。大火一烧，烟气冲天，张笃伦大声说：“好臭”！

贩烟可是暴利行业，军政人员免不了分一杯羹。1940年夏天，由马裕儒作介绍，云南下关的一批烟毒贩组织了四十一驮鸦片运到西昌。公开贩毒毕竟是危险的，因此，这批大烟通过云南时，木箱上贴的是《云南省民政厅》的封条。当驮马渡过金沙江到会理境内时，立即撕去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改贴《西康省民政厅》的封条。

就这样，大约是七月的一个半夜，马摘去铜铃，由东街土司巷运到马裕儒家门口。王此货卖出后，据说是收不到烟款，于是卖鸦片的人胡天喜、王阿旬等就住在东街清真新客寺里等着收账，一住就是几年，这应该是碰上了黑吃黑。

1941年秋，西昌师范附小由师范本部迁移到火神庙(今西昌市初一中)，前院有驻军一排，共34人。吃饭时摆五桌，32人吃四桌的菜，剩下两人吃一桌，两人吃一桌的优厚待遇是士兵们轮流享受的，他们的餐饭比起其他部队来明显的好得多。

他们的任务是干什么呢？谁也不知。可是，有一天人们终于发现了，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驻军押运来了三十一个驮子，作一字长蛇阵摆在院坝中，好奇的学生们围着去看，结果发现：一二两驮是洋纱(备关检查之用)；三、四两驮是熟烟；最后三十七驮全是生烟。这就是军界的武装走私贩毒啊！

军政人员贩烟那可是无法数清，但闹得最大的一次是1943年夏秋之间，西康省二十四军西昌屯垦团(驻防在德昌、黄水、河西、黄联关一带)的一营二连连长帅兴，奉命率本连部队，护送五十四箱鸦片烟到省府所在地的雅安缴纳。采用骡马驮运，分为二十七驮，自德昌出发后，为避人耳目，便沿着安宁河西岸顺山边小路上行。至樟木箐时，已是晚饭时候，人饿马乏，便入马店投宿，起炊做饭，又因安宁河洪水上涨，只等次日水势减弱后再渡河北上。

安宁河

在这期间，被当地人士向西昌行辕报了信。行辕政治部主任张笃伦、行辕二组少将组长(军事指挥官)程冠珊，并行辕特务营少校营长江煜章共同商议，当即议定给予拦截。江煜章提议：先由他化装着便衣前往樟木箐，探明实情后再出兵。

张笃伦与程冠珊合议，同意江煜章的意见，但要江带一个排的部队，到樟木箐场口外隐蔽待命。江坚持只带两名随从，也是着便衣，抄小路到了樟木箐街上，看见一家马店里的马驮子，捆着的木箱上，都写有“军需品”字样，并有军人持枪看守，又发现其领队的只是一个中尉连长和两个少尉排长，其余约有八、九十个士兵。

江煜章心想，他的官衔比自己的官衔小，便想以官衔压服，硬要对方卸驮开箱检查，忘记了自己身着的是便服，完全是一个老百姓的装束，当然不肯。双方开始争执扭扯起来，街道上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片。护送鸦片烟的部队，仗着人多势大，江煜章加上两名随从只有三个人，势单力弱，连长帅兴喊声打，对方在场的士兵立即一轰而起，用拳头、枪口、枪托朝着江煜章身上乱揍，这时江煜章才亮出他的少校营长官衔证件，但为时已晚。

帅兴发现江煜章的官衔是西昌行辕特务营，不是二十四军的番号，更是火起，遂萌发了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之念头，便用自己的手枪，对着已经被毒打成重伤，躺在地上的江煜章接连打了几枪，江煜章当即毙命。江煜章带去的两名随从，一名为了护卫江煜章，而遭到毒打，也一命呜呼；另一名随从，在对方一轰而起，动手打江煜章的时候，见势不妙，趁对方驱赶街上看热闹的行人的混乱时机，跑出樟木箐场口，直奔安宁河涉水回城报信，刚出场口不远，就听见后面几声枪响。

跑回城的这一名江的随从，由特务营二连侯连长带至张笃伦处，报告了详细经过，张笃伦痛心疾首，拍案而起。想到江的夫人无子，所生四个女儿，长女只有十二、三岁，小女儿只有三岁，三女还患了软骨病，不能行动，江煜章这一死，她们母女五人的生活，确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当张笃伦听到如此惨死的噩耗之后，十分悲痛，立即去请程冠珊共同商讨出兵弹压之事。心想一定要夺回江煜章的尸体，抓回凶手，截住鸦片烟，并将实情报告“总裁”。

程冠珊对于这个出兵弹压的问题，确有几分犹豫，原因是西昌行辕和特务营官兵加起来不足五百人，二十四军西昌屯垦团(屯垦委员会的下属建制)是一个整团。如果惹翻了脸，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只同意派出一个连的部队，并由他亲自统率指挥。决不能让那些一心要为营长报仇的连长们带着部队去处理这一事件，以防事态扩大。

屯垦团的这个连长帅兴，自打死江煜章以后，不敢久留，即组织全连连夜渡河。怎奈渡口上，只有一只小船，白天马匹牲口都是涉水过河，不能上船，这天安宁河又涨了洪水，外地来的马匹，不识这儿的水性，赶马人就不敢冒失赶着马匹涉水了，只好一匹一匹地牵上船摆渡，当渡过十几匹马时，帅兴命令立即上驮，由一名排长带队，向礼州方向出发。

安宁河

紧接着渡剩下的十多驮，刚渡过两、三驮时，发现锅盖梁方向人声嘈杂，尘土飞扬，知道事情不妙，已渡过河的两、三驮去路被堵，再一驮一驮地返回樟木箐也来不及了，只好将装鸦片烟的木箱掀下河去，未渡河的就缩回樟木箐，卸驮后，将装鸦片烟的木箱分散隐藏，兵力也分散守护。

行辕部队行至锅盖梁时，得知护送鸦片的部队，押运着十几驮向礼州方向去了。程冠珊只好分兵两路:一路由侯连长带领向樟木箐进发，一路由程冠珊带领向礼州方向进发。

礼州

侯连长带着的行辕部队，赶到安宁河边时，船已被对方抬上对岸，隐藏起来了，船工也不知去向，即命几个会游水的士兵过河找到渡船后，随即组织渡河。并由知道樟木箐路径的士兵潜入街上，找到乡保绅士，说明来意，要乡保及绅土们给这支护送鸦片烟的部队施加压力；场口外，行辕部队又在高喊:“交出江营长的尸体，交出凶手，不然要血洗樟木箐....”。

帅兴的这支部队，一部份人马去了礼州，剩下的也分散守护着鸦片烟木箱，也处于没有能力对抗的地步，更不了解行辕部队究竟来了多少人？又怕行辕部队开炮。因此，只好将江煜章的一名随从的尸体抬出来，后又抬出江煜章的尸体。

连长帅兴想声明事态发生的原因，刚一开口，就被跑回城报信的江的另一名随从认出，行辕部队在机关枪的掩护下，一拥而上，捉住了帅兴，缴了帅兴的枪，又夺回了江煜章的手枪，随即冲进街查看马店，那些捆着写有“军需品”字样的木箱的马驮子不见了。

追问帅兴，又进行拷打，帅兴只好说出掀下河去了，还有隐藏在樟木箐附近的郊外。在这深更半夜，到处是一片漆黑，为防备万一，不便详查，便抬着两具尸体，押着帅兴到安宁河边，又想打捞掀下河去的鸦片烟木箱，但是在这么大的洪水中，到处都是一片漆黑，连一点痕迹都看不清楚，又怕时间拉长了，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只好派出两名人员到礼州向程冠珊报信，其余连夜回城。

奔向礼州的行辕部队，了解到驮运鸦片烟木箱的一些马帮，把木箱卸在关帝庙，护送的部队也驻在庙里，即将关帝庙包围起来。庙里护送鸦片烟的部队，领队的是一名排长，早已卸驮，将装鸦片烟的木箱分散隐藏起来了，并且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上房的也有。打洞挖枪眼的也有。程冠珊见此情景，心想，要截住庙里的鸦片烟，并不那么容易，只好就事论事，与庙里的部队隔墙对话。不久庙里走出一个军人，行部队上前绑了，随即撤退部队回城。

第二天上午，张笃伦和程冠珊亲临樟木箐查看现场，询问了马店主人、乡保绅士、街坊近邻，了解到昨天发生的事件经过。回城后，对帅兴及另一名凶手进行拷问。第三天晚饭时处决。在处决前十几分钟，西昌行辕为了防止“劫法场”，特务营部队突然出动，在西昌老城的石塔街与仓街的岔路口、什字街路口、四牌楼、涌泉街与府街交岔路口，东侧城墙上都站了岗哨，随即将帅兴等两名凶手，推出城东门处决，枪响后，撤除岗哨。这次事件就此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