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论语》中的“乐”，其实不全是“乐”，统计的时候，有时候“不乐”的“乐”，也统计上了。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统计不对，毕竟“不乐”和“乐”是相反的意思。
有这种想法的，可以看看这个系列的头几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不乐”要比“苦”“怒”“恼”等词汇积极。
比如，说“我今天很生气”和“我今天不快乐”，色彩完全不同。
前者立足于“生气”，后者的积极暗示是“如何才能避免不快乐，如何才能快乐”。
所以，把“不乐”的“乐”统计进去，也是可以的。比如今天这一章（眨眼已经到了《阳货》，论语倒数第4篇了）：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
很著名的一个辩论，言辞犀利的宰我，几乎把孔老师逼到了墙角。很多人对孔子的执拗，也不理解。
先来看翻译：
宰我问老师：“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时间太久了。”
接下来的话最关键，很明显，宰我有备而来，早就想好了如何在辩论中获胜。他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孔老师你不是强调礼乐吗，我就用礼乐来批驳老师：
“（守丧期间不能行礼作乐）君子三年不修习礼仪，礼就会荒废；三年不习乐，音乐就会失传。（所以不如改革一下，时间短一点）旧的谷子吃完，新谷子长出来，打火的木头用过一个轮回，一年的时间（用来守丧）就可以了。”
宰我的策略实在厉害，孔子几乎无法正面回答。怎么正面回答？要么迁就三年之丧，要么迁就修习礼乐，矛盾啊。
孔子只能跳出来，你谈逻辑，我就说人性：“（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饭、穿花缎衣，会安心吗？”
宰我没想到老师这么不讲武德，这下自己尴尬了。回答“不安”，相当于认可“三年之丧”；回答“安”，就间接承认自己不孝。咋办？最终，他硬着头皮选择了后者。
学生这一回答，让老师生气又无奈：“你既然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守孝，吃美味不觉得甜美，再好的音乐也听不出快乐，住在家里也不觉得舒适，所以才有三年之丧。你既然觉得心安，就这么干吧。”
说到这里，感觉宰我似乎赢了。谁知道呢？
宰我出去后，孔子余怒未消，说：“宰予（即宰我）真不仁啊，儿女出生，父母要抱着养三年。守孝三年，是天下通行的惯例。宰予难道小时候没被父母抱过三年吗？”
说实话，宰我即便赢了，也是“惨赢”，简直被骂到骨头里去了。
那么，孔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三年之丧”？宰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然是宰我更有道理。但需要注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视角，去看孔子的时代。这也不仅仅是“从前慢”的原因。
孝，在汉代尊儒之后，大行天下，几乎成为共识。但在孔子及以前的时代，“孝”未必是天下人的共识。
从远古来讲，生产力落后，人类生存艰难，处处面临危险。母系社会，男孩长大后，会被驱赶出去，另立门户。这是生存的需要。而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也存在被族群抛弃的可能。
那个时代，族群的生存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伦理。
伦理，无论是制度还是意识，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具备了较为强大的生存能力，有余力去赡养老人、抚养更多弱小者之后，才出现的。
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处于伦理出现的一个临界期。你说有伦理、孝道吧，早就有了，舜就是孝顺的典型；你说没有伦理道德吧，很多人自己还养不活，如何赡养父母？
越是这种临界期，越需要认真地对孝道加以宣扬、强调。孔子正是一个最伟大的倡导者。
当社会以孝为尊崇，当人们以孝为正常，再如此强调，就没什么必要了。
事实上，到了后来，所谓的“三年”已经被压缩成了25个月，即第三年只象征性地守丧一个月，就可以了。
高金国，笔名高了高，高级编辑，著有《好父母养出好孩子》《写给孩子的趣味中国历史（12册）》《少年读史记故事（3册）》《中国历史超好看（6册）》《人生是一场修行》《唐朝那层窗户纸》《齐国那些事儿》等图书3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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