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长跑
文 / 陈 彦
创作是最不好谈的，我一般能推就推，主要是怕谈不好，让大家感到索然无味，也没有多少可借鉴之处，白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但今天还是坐在这里，要谈将起来。我提前向主持人要了花名册，是想了解各位的创作背景，以便更贴近实际地谈一些话题。在座的有写小说、散文、诗歌的，有网络作家，也有写舞台剧、影视剧的，还有创作管理人员，应该说构成相当丰富，有些还是我较为陌生的领域，比如网络创作，但终归都是文学艺术创作，也便有了共同的切入点。主持人希望我多结合自己的创作实例，跟大家交流一些具体的创作感受，我就想到一个题目：创作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长跑。
好多作家都有长跑的习惯，比如村上春树，每天十五公里，那个我们做不到，一是环境，二是时间，三是体力，都可能对我们构成限制，但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同时，也告诉我们，写作是个体力活儿，甚至是个重体力活儿，需要做必要的体能训练。不仅长篇小说写作如此，短篇小说大师门罗每天也会走动五公里，一直坚持到九十多岁。据我了解，中国作家也有不少既长跑也暴走的高手，王蒙先生已是鲐背之年，但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到户外走动万步左右，并喜欢把成果发给朋友，我想他不仅是为了分享，更是为了获得一种自励与监督。
创作是一个人的长征。艰难险阻、迂回挫折都在所难免。有时你得“爬雪山”，有时得“过草地”，有时得“飞夺泸定桥”，有时须“抢占腊子口”，你常常会写崩溃，唯一的救赎就是写下去，阻断、卡壳、再写，再崩溃，直到走出崩溃。尤其是早期写作，那就是一种强制训练，明显感到无能为力，弹尽粮绝，筋疲力尽，可你还得咬牙坚持，写下去了，很多管道就疏通了，那种通畅感会激励你继续朝下写。我始终觉得写作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特别的“技术指南”和“偏方”可以帮助你一夜飞升，那就是一种持续摸索的过程，一如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是反复试错试出来的。一个人没有亲身感知过水火之烫，是不可能从别人的描述中深度理解沸点与燃点的水火温度的。就像我们无意中被电击过一次，必然获得比任何触电警示牌更深入骨髓的“谨防触电”效果。写作的根本诀窍，之于我，还就是前人已反复讲过千遍万遍的那点经验：多看多写。看是看书、看世界；写是用量的积累，换取质的飞跃。那些“创作指南”之类的东西我也会看，但只是看看而已，千万别抱着这个不放，而舍弃了“多看多写”四字真金，那是舍本逐末的事情，耽误会很大。好了，下面我就按照主持人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创作，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让我最早有“孤苦伶仃的长跑感”的，是《迟开的玫瑰》的创作。那年我32岁，刚完成32集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的写作，这个剧央视一套播了，也获得了“飞天奖”。本来是要在电视剧创作的轨道上顺滑下去，可突然被任命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的团长，便不得不继续在舞台剧的创作上发力。《迟开的玫瑰》是眉户现代戏。眉户是由流传在陕西眉县与户县一带的民间歌舞小调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在西北五省和山西、河南都有广泛流播。特点是轻松活泼、节奏明快，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大量秦腔慷慨悲歌的元素，因此，也算是西北一个大剧种了，特别适合演出现代戏。“民众剧团”延安时期的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就是眉户剧。
《迟开的玫瑰》主要演员
《迟开的玫瑰》讲述的是一个大姐的故事，这个大姐十分不幸，在她年仅十七岁的时候，母亲突遇车祸身亡，而父亲早在母亲去世前，就在建筑工地压断了脊梁，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可这个家庭却有四个孩子要吃要喝要上学要生存。那时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靠街道办以及街坊邻居、亲戚好友赞助，也就是仨瓜俩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严酷的现实，逼迫着十七岁的大姐乔雪梅收起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毅然挑起家庭重担，以柔弱的肩膀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送向“人生正轨”，并为父亲“养老送终”，自己的人生却一再“溃败倒退”，最终与大家都普遍“下眼瞧”的下水管道工结为这个城市最底层的“新家庭”。全剧始终在诘问人生价值这个话题。倒不是单摆浮搁、主题先行，而是我们普遍都面临的社会困境。那是一个崇尚豪车宝马与“住别墅的女人”的时代，获取财富的手段不重要，关键看结果是不是“真阔了”。实现个人价值成为那个时期最时髦的话题，至于什么叫个人价值却甚少客观而有价值的解读。这部作品在出笼过程中，自然遭到不少质疑，甚至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对声。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有种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的长跑感。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开《迟开的玫瑰》研讨会，我竟然出去上厕所跑了八趟，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忠言逆耳，也许他们都是忠言，但对于我，那就是逆耳得很，听得人头皮发麻，脚趾头在地上能抠出坑来。好在作品终于见了观众，并且好评如潮。每晚剧场几乎都会爆发几十次掌声，有时甚至达一百多次。很多是向导演、演员、作曲、舞台美术致敬，但剧情的着力点，都有切实而有效的积极反馈。有一个叫康式昭的戏剧专家读完剧本后，在封底用铅笔写了一句话：“《迟》剧在今天出现，是一部具有‘反潮流’意义的振聋发聩的作品。”当然，不同声音仍在持续。这是很正常的见仁见智现象，因为我写这部戏的起因就是在“逆潮流而思而动”。何况大多数时代，赶时髦、跟风与顺滑思维，是一种常态。我以为任何社会的基石都是普通人。社会是个宝塔结构，站在塔尖的毕竟是少数，而庞大的基座不稳，塔尖与塔身都将不复存在。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时代一旦忽视了塔基的作用与价值，终究轰然坍塌。我们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有价值与否，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大也特别综合的概念与命题，这主要看站在谁的基点上。如果剔除了普通人的活法，那有价值的人生就不甚多。
《迟开的玫瑰》剧照
创作的过程虽然艰辛，正式演出前，也曾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但观众给予这部作品的肯定是让人欣慰和感奋的。我这里要特别讲一讲《迟开的玫瑰》在陕西省宝鸡市东岭村的一场演出，虽然过去二十多年，至今场面记忆犹新。那个村是一个很有名的村子，每年都要请剧团到他们村里演出，我所在的青年团由于阵容整齐，梅花奖演员多，而屡屡被邀。由于东岭村就在宝鸡市郊，因此，那天演出《迟开的玫瑰》时，观众达到五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是当地派出所提供的。东岭村是一个有名的“戏窝子”，逢过会、逢大事必唱戏，据说这个传统坚持了很多年。秦腔也正是有这样的“戏窝子”，才形成了十分广博的生命力。五万人的场子很大，尽管我也见过物资交流会十万人看戏的场面。用黑压压一片已经不能形容那种浩荡情势。舞台是临时搭建的，陕西关中这种木架结构舞台很多，是流动的，随时可以拆卸，也随时可以组装起来。坐在前边的观众用稍低矮一些的板凳，中间再出现高板凳，后边的观众就只能站着看。而在站着看戏的观众后边，又有立在自行车、摩托车、架子车、拖拉机，甚至驴背上的观众。再有很多孩子是上到附近树上看的，一簇簇、一窝窝，看上去很是吓人，骂都骂不下来，村里有人拿长竹竿戳、敲，娃娃们仍是越团越紧地龟缩到了树杈间。总之，天上地下，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还有许多游走者，在四处钻空子。那天是音箱与高音喇叭混用，尽管有那么多人，但远处还算能听见一些戏词。我多年都有坐在剧场与观众一道看戏的习惯，那种感知世道人心的体悟是十分独特的。观众在哪里呼应，在哪里鼓掌、躁动、唏嘘，你都能真真切切觉悟出一个时代人的总体精神气象。何况这是五万多颗心脏的集体跳动。我始终与村里的治安人员，以及派出所的诸多民警游动在最外围。两个半小时的戏，我连一分钟都没坐下，就那样做着“游动哨”。一是怕现场出踩踏事故；二是操心音响能不能传递到观众耳朵里；三是作为一个编剧，我要印证这五万多观众的生命精神回响。这场演出整体爆发了一百多次掌声，当然很多是为演员们的精彩唱腔与表演而鼓掌，但我希望听到的人的精神质地的回应，都更加坚定了我对创作素材以及基本创作面向的精神笃定。所谓关注小人物、关注普通人的创作，没有比这场演出的五万多人的肯定对我来得更直接、更醍醐灌顶、更持久管用。让我欣慰的是，这个剧过去二十七八年了，至今仍在演出，并且全国有多个剧种移植。它的生命力是对我生命长跑的最好回馈。
另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孤独长跑，是电影剧本《司马迁》的创作。这是一个至今都没有拍摄过的剧本，之所以要特别说说，是因为这趟长跑对我的创作具有特别意义。那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西影厂约我写《司马迁》，应该说自己有些斗胆，竟然一口应承下来。当面对浩瀚的史料，坐到写字台前时，才发现这是把泰山移到自己背上，企图站出来走两步啊！好在没有创作时间要求，我就从读《史记》开始，一点点找感觉、做笔记。过去也读过《史记》，只是一些篇目，而没有完整通读过。这次无论如何得通读一遍。五十一万多字，要不是有不少生僻字，可能还能读得更快一些。二十几天，算是连爬带滚过了一遍。读完，书上也到处都留下了折页、划痕、拼音与各种标注。可越读越觉得毫无感觉，几乎是老虎吃天，无法下爪。我便找到一个研究司马迁的专家，请教他有关司马迁写作的着力点。他给我介绍了很多资料，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有关司马迁的研究浩如烟海，仅翻阅这些资料也需很长时间。但这位专家给我的建议是，读这些都不重要，根本是通读原文，至少把《史记》读三遍，再说写《司马迁》的事，否则只会事倍功半。他说他研究司马迁的诀窍，也就是反复通读原文，甚至背诵一些精彩段落，在诵读中去寻找那些可能引发思考的蛛丝马迹。我便带着这个要领，又回到通读原文上。阅读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几乎是又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才完成了另外两遍的通读。随后，我就把阅读转向了市场上那些层出不穷的司马迁传记。
任何一个领域，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就会发现堂奥深不见底。尤其是司马迁这样带着中华民族历史根性的开河式人物。仅传记之类的书我就随便买回十几种，其中当然也包括李长之这样的大家对“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深邃探究等。只有熟悉了《史记》，才知道哪些传记写得好，哪些完全是借《史记》的故事在那里生搬硬套，瞎编乱造。读了一些传记，然后又读一些研究史料，就开始了《司马迁》的创作。这是一次难度特别大的创作，甚至比此前接受的一个创作任务《大树西迁》的难度更大。秦腔《大树西迁》是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西安为背景创作的舞台剧。同样是历史纷纭多变，且有现实的真人真事的许多限制。为创作这个剧，我先后在上海交大博士楼住了35天，查阅大量资料，会见各种与西迁相关的人物。后又在西安交大外教楼住了四个半月，前后搞下近百盘采访录音带。最后写出的剧本也就3万字，而耗去的时间达两年之久。说《司马迁》插进一个《大树西迁》来，也是想讲这两趟孤独的奔跑最后形成的文字都不多。电影剧本《司马迁》写出来也就5万多字，而历时也是两年之久，最终还没拍成。又过了若干年，再有人提起《司马迁》来，我又读了一遍《史记》，并进行了重要修改，但仍是无疾而终，好在领到了一点稿费。
回想《司马迁》创作的日日夜夜，除了通读《史记》，就是背诵《报任安书》，那时还真能下笨功夫，发现《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一生最生动的写照，便背诵下来，躺在床上，闭了眼睛，一边背，一边复活他悲催、苦痛但又辉煌灿烂的一生。虽然这个剧本几起几落，最终仍是石沉大海，但对《史记》的四遍通读，却让我受用一生。这是我生命长跑中最有耐力和价值意义的一次长跑，表面看收成甚薄，但实际意义远远超过所有相对简单的重大收获。
虽然在写作之前需要做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但舞台剧毕竟容量有限，很多更开阔的思考无法容纳。这也是我写完现代戏《西京故事》再写同名长篇小说的原因。我已多次讲过，关注《西京故事》这个题材的起因，是我当时工作单位的大门外，每天都拥塞着一两千农民工，他们在这里等待机会，以挣钱养家糊口。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景象，那些年，无论车站、码头，都会看到朝外涌流的农民工人潮。他们有的甚至排着队，就在别人肩头睡着了。背包和提兜也都奇形怪状，至今我回想起来都有一种苦涩的感动。在城市的许多地方，都会鼓荡起这样的激情“旋涡”。每逢“春运”，我们会在车站，看到人挤人、人摞人的“汹涌波涛”。那是数以亿计的被户口这种形式死捆在土地上的农民，突然获得了“自由流动”的一次生命与精神的大解放。但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一蹴而就的自由与幸福的“泼天”而至，有些人在流动中，找到了机遇，捞到了第一桶金，实现了蝶变而彻底华丽转身；有些人挣到了温饱自体且还能养活一家老小的“小康财富”；而有些人，便在苍茫的世事云海中，变成一粒微尘，来回漂浮，终是没了落脚生根之地，土地回不去，都市扎不进，甚或晃荡成一代“流民”。总之，这是一个纷纭复杂的时代，它给文学艺术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丰富入场券。
影视剧《西京故事》剧照
我从单位门口“牛皮癣”一样粘贴在那里永远“清理不掉”的劳务市场切入，一直寻访到西安的诸多城中村，进行了相对长期的调研体察，再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中，进入到都市里的村庄、再深入到一个家庭进行解剖，终于搭建起一组父子尖锐冲突的矛盾，继而打开更广阔的社会面，让一部三万字的戏剧，承载起我想表达的城乡交汇与融合中的犬牙交错与深层结构性对峙。这种对峙的张力是巨大的，它能压榨出一个人生命与精神内里的汁液。仍是托导演、演员、作曲、舞台美术的创造功力，让这部戏不仅在城乡演出中收获颇丰，而且还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的巡演中，赢得了数十万师生的广泛热捧。戏剧对于一个创作者的诱惑是致命的，古往今来那么多人热衷戏剧创作，包括莫言先生也说要把自己以后的创作重心放在戏剧上，这对剧作家是一种鼓舞。戏剧创作是有比较高的门槛的，没有经过一定训练，几乎连一个小戏都有完成难度。而莫言先生的几部戏剧作品已经证明了一个大剧作家的确切高度与辨识度。他对戏剧的理解是非常独特的，反过来值得剧作家很好地去学习。对于我，戏剧创作的根本诱惑还在于能同观众一道，一次次地把整部戏从头到尾过一遍，再过一遍，再过一遍。观众的所有情绪反应，包括笑点、泪点、痛点，都让我们能够获得创作的长进。戏剧是互动的艺术，每次演出都会因观众的阶层不同，而产生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编剧牵引着观众进入历史、现实、包括神话、科幻场域，反过来，剧场的综合效应，也在重塑着编剧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剧院是一个具有魔性的特殊场所，它有巨大的生命精神共性，我们在这里能更加丰富地体察到同理心这个人类共存的概念。而我从《西京故事》后却逃离了。
《装台》陈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当时出逃的根本原因，就是戏剧的荷载量问题。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根据《静静的顿河》改编的话剧，首演时达24小时之久，观众要分三天观看。到中国来演出的压缩版，也长达8小时。日本的能剧一般观看也在五六个小时，中场给观众管一顿饭，那也是一票难求，观者趋之若鹜。我总觉得我们的观众少了这种耐心，尤其是短视频盛行以后，现在两个多小时的长度都成了问题，总见有人在呼吁要短些再短些。很多好戏被裁撤得惨不忍睹。一些重排的经典，也被“大卸八块”与“芯片植入”得离奇怪诞、魂不附体。我们欣赏文艺作品越来越陷入了只想了解个大概的程度，有时似乎看看说明书就够了，不想进入细节，而文学艺术的要妙就恰恰在丰富的细节上。对于有些题材的创作，的确需要一个长度，我就选择了长篇小说。从戏剧《西京故事》到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也是我的一次特殊长跑。历时五年多，转换是艰难的，有时写得几近崩溃，但却是心甘情愿的。
从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以后，我连续写了《装台》《主角》《喜剧》三部反映舞台内外世界的长篇小说，应该说都写得比较顺利，因为生活的积累，几乎不需要去做任何额外的补充和有关资料的提取。我在文艺团体做了三十多年的专业编剧与管理工作，无论涉及哪个行当哪个领域，都具有一种书写的自信与自觉。也能跳出去看业内。因此，我始终认为，写作家最熟悉的生活是创作的一种特别重要的要领。当然，不熟悉是可以去熟悉的，但需要花成倍的功夫与气力。这里边似乎没有捷径可走。
《主角》陈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创作《喜剧》的过程中，另一部与舞台生活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也同时在铺开，它就是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那是我对故乡的一次深情回眸。儿时对星空的记忆几乎伴随着一生。包括我后来对天文学的业余爱好，都与那时面对灿烂星空的激动不已有关。那是懵懂初开的惊异，也是雄姿勃发、壮怀激烈的仰望。那种星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但有深刻记忆也就足够了。我希望我的故乡仍然是繁星满天、霞光万丈的景象。我盼望那一方水土的人们能各有尊严地与他人、与自然、与自己和谐相处、守望相助一生。文学说到底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一切美梦成于人性之真之善之美，而一切美梦也都将因人性之假之丑之恶而破灭。我读威尔·杜兰特夫妇写的千万字大著《文明的故事》，尤其对西方千年宗教统治最终毁于人性感慨最深，原来这些“深不可测”的神职人物，比普通人更爱金钱、更爱财物、更爱权力且为人偏私阴损、淫荡成癖、背过人几乎无恶不作，那神圣即不再了。文学的任务其实很重，道路宽而广博，只要人性在，文学就够忙活的。
《星空与半棵树》陈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星空与半棵树》就是希望通过对各种人物的生命境况的书写，思考人性、人心以及人与自然等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热爱仰望星空，却不得不时时面对一地鸡毛般的琐碎生活的基层公务员。在差不多十年间，在面对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他的家庭、情感和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他的生活，打开丰富、复杂且广阔的人间世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命运。这里面也写到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乡村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写到了不同时期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方式及其意义。这也是一次让人难忘的“孤苦伶仃的长跑”，漫长的写作过程仿佛一个人置身于茫茫荒漠，要在无路处开辟道路，不仅要写新的生活经验，还要创造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其间艰难，自不待言。猫头鹰这个“角色”的设置，戏曲艺术表达方式的使用等等，就是为了打开更为开阔的观念和艺术空间。艺术创造是没有尽头的，因此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长跑”仍会继续。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长跑者，一天平均六到七公里，有空就跑起来。
本文转载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 4 期，根据文学讲座录音整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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