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5日，张学良去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在场的军政大员们反应冷淡。当杨宇霆到时，众人纷纷站立，躬身施礼，反差之大，让张学良不是滋味。
张作霖在时，将杨宇霆视为左膀右臂，委以奉军总参议、兵工厂督办等要职。杨宇霆恃才傲物，自比诸葛在世，将字改为“邻葛”，他在奉系中的评价呈现两极化，厌恶者不少，但簇拥者也很多。
杨宇霆把持奉军军火制造、购买大权后，开销不断增加。张学良向张作霖建议，说兵工厂弊端百出，不必要的开支巨大，应将杨宇霆调换。张作霖宠任杨宇霆，采取和稀泥的做法，另行设立一个迫击炮厂，由张学良指定的亲信担任厂长。杨宇霆对此很不满，在经费上屡屡刁难迫击炮厂，和张学良的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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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长期充当张学良副手的奉军大将郭松龄率七万精锐起兵，通电讨伐张作霖。郭松龄反奉虎头蛇尾，仅一个月就兵败巨流河，在逃跑时被奉军骑兵部队抓获。
张学良想留下郭松龄的性命，将他送去国外，等风头过后召回来再行使用。张作霖对如何处理郭松龄，犹豫不决，让帅府卫队长高金山将郭松龄押到奉天再说。
杨宇霆和郭松龄势同水火，担心张学良趁机营救，向张作霖建议将郭松龄就地处决。张作霖让高金山带人将郭松龄夫妇押到辽河边枪决，暴尸三日后拉回奉天示众。
张学良的亲信，和郭松龄交好的不少，杨宇霆此举，为他后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奉军出现大洗牌，张学良的第三军团与奉军大将韩麟春的第四军团组成联合军团，成为奉军装备最精良、兵员最充分的一支部队。
1928年，韩麟春因突然中风，无法指挥部队，一直想谋取军权的杨宇霆，见机会来了，向张作霖请求出任军团长。这时的张作霖，连印章都交由杨宇霆保管，对这个心腹的请求，自然是一口答应。
张学良得知后，不愿杨宇霆前来，在北京设宴，邀请三、四军团的主要军官参会。
众人到齐后，张学良说：“今晚除了和大家聚一聚，还有一件事情要商量。芳辰（韩麟春的字）病得很重，看起来很长时间都不会痊愈，军团长的位置不能一直空下去，大家想一想，由谁来做合适？”
秘书处长刘鸣九说：“三、四军团已联合作战，以张军团长为主，韩军团长辅之。既然韩军团长病重不能任职，不如报请大帅府，将两个军团合并，只保留一个番号。”
张学良说：“第四军团不能裁撤，老帅的意思是派杨宇霆来，诸位意下如何？”
刘鸣九说：“杨宇霆身兼总参议、督办的要职，地位这么高了，何必要当一个军团长。”
张学良说：“杨邻葛之前最多指挥过一、两个师，这是要抓抓军队。”
参会的军官议论纷纷，大都对杨宇霆来当军团长不情愿。张学良心中也很不舒服，一来，他和韩麟春合作的很愉快，骤然失去这个得力的副手，很不适应；二来，杨宇霆是个揽权跋扈之人，他若来了，第四军团和第三军团的所谓联合，就成了一句空话，有着总参议头衔的杨宇霆，和“少帅”张学良，谁为主，谁为副呢？
杨宇霆掌握军权的企图，并未得逞，他到任不到三个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关内的奉军悉数撤回关外。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司令后，在副司令张作相、万福麟等元老派的支持下，对东北军进行改编、整训，杨宇霆失去兵权。
为了安抚杨宇霆，张学良给了他一个“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杨宇霆坚辞不久，一点面子都不给。
在张学良召开军政会议时，杨宇霆总是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经常唱反调。有一次，张学良想委任刘鸣九担任奉省的财政厅长，事前派人征询意见时，杨宇霆并未反对。
不料，当张学良在会议上正式提名刘鸣九时，杨宇霆却出言反对，说刘鸣九太年轻、不可委以如此要职，和杨宇霆交好的常荫槐等人也站出来反对。张学良无奈，只得将刘鸣九改任为实业厅长。
杨宇霆反对张学良主张的“东北易帜”，在易帜当天，他拒绝和张学良等军政大员合影，气冲冲的提前返回住所，弄的张学良非常尴尬。
1929年1月5日，杨宇霆给父亲大办寿辰，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充当总管，东北的军政大员几乎都来贺寿，关内的阎锡山、李宗仁等也派来代表前来。
为了缓和与杨宇霆的矛盾，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带着寿礼登门。杨宇霆、孙传芳对待张学良夫妇，并无特别的关照，和普通宾客无异，将两人随便打发去一张桌子坐下。
当副官通报“张总司令”到时，正在打牌、喝酒的宾客们，除了少数人起身示意外，大部分都不予理会。
张学良夫妇坐下不久，杨宇霆进来给宾客们敬酒，当宾客们听到副官通报“杨督办到了”时，纷纷站了起来，无人继续玩牌、喝酒。
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让张学良很不是滋味。于凤至见张学良如坐针毡，便拉着他离开。在回去的路上，于凤至气愤的说：““你哪里象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
五天后，杨宇霆拉着常荫槐来到帅府，强迫张学良在已拟定好的文件上签字。张学良忍无可忍，在当晚，让亲信高纪毅、谭海带着卫士，将杨宇霆、常荫槐枪杀于老虎厅。
杨、常血溅老虎厅，对后来东北的政局，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