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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改变想法很慢的人，原因是我必须看事实，没有事实摆在我面前，我不会轻易放弃。” 黄维进入晚年后，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常说这句话。
作为黄埔一期的毕业生，黄伟、杜聿明、宋希濂都是从排长做起，逐渐升至军团长的位置。 后来，在决战中，他们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进入战犯改造中心。 开始接受教育改革。
然而，杜聿明和宋希濂在1959年最先获得特赦，而黄伟直到16年后才重获自由。 这背后的原因是黄伟是一个奇怪的人。 往好了说，他是“固执”，往坏了说，他是“固执”。
1948年，正准备在武汉开办新军官学校的黄维突然接到命令，出任第十二兵团军长。 当时黄维管理军校的情况渐入佳境，对这个新任命不感兴趣，于是立即前往南京见蒋介石：
“我离开军队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带兵很困难。”
蒋介石听后气得差点用拐杖打他，但最终还是强忍着怒火，耐心劝说黄维，战斗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党和国家失败了，那就无能为力了。 黄维见无法拒绝，干脆与蒋介石谈条件。 等战斗结束后，他就回去管理学校。 蒋介石点头同意。
但黄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担任兵团司令员没多久，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再也没有“办学”的机会了。
淮海战役打响后，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层层包围。 除了少数逃走的人之外，整个军团都被彻底摧毁了。 黄维被抓获后，心里极为不服气。 他的军团装备一流，人才济济，可为什么还没打仗就全军覆没了呢？
因此，在被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黄维不止一次地威胁说，如果撤兵再打仗，谁胜谁负还说不定。
1949年2月，黄维被带到审讯室审讯。 黄伟虽然个子不高，但走路时却昂首挺胸，一点也不像战俘。 进入审讯室后，黄维不请自来地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直视着审讯者。
审讯者对黄伟的性格已经有所了解，看到他有这样的表现，并不奇怪。 在审讯中，黄伟坚称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侮辱人民的事情，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输掉了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黄伟被正式转移到功德林监狱。 根据黄伟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即使被明确宣布为战犯，黄伟仍然拒绝学习，拒绝接受改造，拒绝承认自己犯下的任何罪行。
战犯管理中心内，黄伟走路依然腰板挺直，丝毫不失将军的风范。 他还蓄起了胡子，声称“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在共产党监狱里是剃不掉的”。 他甚至在笔记本上写下《石灰歌》和《正气歌》来“勉励自己”。
功德林第一场打斗，也和黄伟有关。
有一次，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提到四大家族控制着华夏所有的银行，把全国人民的财富剥削在自己的手中。 黄伟立即反驳说，现在只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 难道说全国人民的财产都掌握在毛泽东家族的手里了吗？
他话音一落，战犯们勃然大怒，大骂黄伟“反动”，甚至殴打他。 幸好管理处姚主任及时赶到，妥善处理了此事。 此后，类似事件在功德林再也没有发生过。
1959年，当黄维在报纸上看到特赦令时，他高兴地相信自己一定会被列入第一批名单。 不过，第一批名单公布后，并没有列入黄伟的名字，而是列入了与黄伟有类似经历的杜聿明和宋希濂。
原来，黄伟的名字本来就在名单上，但由于他认罪态度不佳，战犯管理所拒绝释放他。 与此同时，承受黄伟亲手酿下的苦果的人是他的妻子蔡若淑。
自从黄伟上前线后，蔡若淑就日夜在家等待丈夫归来。 然而等了半年，黄伟去世的消息传来。 后来，蒋介石强迫蔡若树去台湾，把他当作烈士家属。 然而，在得知黄维并非自杀，而是被俘虏后，蒋介石不仅不再支付抚恤金，还百般刁难蔡若舒一家。
无奈之下，蔡若淑带着孩子来到了香港。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安排下，蔡若书得以返回上海，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 她成为了国家的正式雇员，孩子们也得以继续上学。 没有人因为黄伟是战犯而区别对待他。
1956年，蔡若曙获准去监狱探望黄伟，劝说他在狱中改造。 但当时黄维根本听不进去，坚持要效忠蒋介石。 直到蔡若树告诉他自己和孩子在台湾经历的事情，黄伟才稍稍松了口气。
再加上战犯管理所后来积极治疗黄伟的肺结核，甚至用外汇从香港购买特定药品，黄伟才认为共产党对战犯的宽大政策是真诚的，他开始认真对待战犯。解释他的问题。
毛主席发出第一次特赦令后，北京、上海有关部门通知蔡若曙准备迎接黄伟回国。 但当名单公布时，蔡若树和家人并没有听到黄伟的名字。
11年的等待如今终于化为泡影。 蔡若树心灰意冷，暗自责怪黄伟不好好改造。 一天下班后，蔡若树带着大量安眠药来到图书馆，希望能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被同事发现后紧急送往医院，最终保住了性命。
此后，蔡若树长期郁郁寡欢，看不到黄伟被释放的希望，于是患上了精神病。 幸运的是，图书馆已经安排蔡若树退休了。 他不仅每月领取养老金，还可以享受公共医疗。
1975年，黄伟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阔别七年回到北京，在前门饭店见到了蔡若书。 对于蔡若舒来说，这么多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但因为二十、三十年的药物依赖，她整天昏昏沉沉，经常出现幻听幻视，担心丈夫说错了，她的神经无法放松。 ，总担心老公会出事。
自从黄伟回国后，他仍然整天沉浸在“永动机”的研究中，对蔡若树的态度也不是很热情，这导致蔡若树的精神负担加重。 两人重逢一年后，蔡若书患上精神病，投河自杀。
其实黄伟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他只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 发现妻子落水后，他立即下水救人。 但由于天气寒冷、水深，再加上年老体弱，黄维不但没能救回妻子，还投河自尽。 幸运的是，他们被路人发现，被救上岸。 。
黄伟幸运地脱离了危险，但由于生病、紧张、感冒，他病得很重，连妻子的葬礼都无法参加。 他只能在医院为妻子写挽联。 女儿看到“若树难为妻”四个字，担心会引起误会，就建议父亲改掉“难”字。 黄伟泪流满面。
此后，黄伟都为妻子的离开而自责。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
黄维虽然一生顽强正直，但在十年的政治风暴中，他还是被迫做了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1976年，“批邓”达到高潮时，主管请黄伟上台讲话。 黄伟坚决拒绝后，声称自己写的演讲稿质量不够好，如果有的话可以给他读一下。 此事报道后，政协很快收到大量投诉，声称黄伟是邓小平的败将，没有资格“批邓”。
黄伟对于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 他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 直到政治风暴过去，黄伟才得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黄伟，你坏了我的名声是小事，但你坏了共产党的名声，那就是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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