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手机的震动声像一阵轻微的地震,从枕边传来。

我迷迷糊糊地伸手摸向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妈”的名字。电话一遍遍响起,像是催促的钟声。我无奈睁开眼,看了看旁边还在熟睡的妻子林岚。

最终,在第十次铃声响起时,我叹了口气,接起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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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妈。”我的声音里还带着浓重的睡意。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急促又带着几分责备:“小伟,快过年了,你们到底回不回来?都元旦了,车票订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身旁的林岚翻了个身,懒洋洋地睁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去年回去过年,十天花了八万,我们过不起这样的年。”语气不大,却刺得我心里一阵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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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我妈显然听到了这句话,她沉默了一会儿,语气变得低沉:“花钱就花钱嘛,家里人多热闹,总不能让你们回来还受委屈吧……”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讨好的意味,但也夹杂着不易察觉的失落。

挂了电话,我靠在床头,思绪纷乱。林岚的脸冷得像冰,她没有多说什么,翻身背对着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无比沉重。

我的老家在一个三线小城市,父母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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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父母总是尽力让我过得好一些。我妈常说:“小伟是咱们家的盼头,能读书能出息,以后日子就有奔头了。”为了供我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甚至连家里的老母鸡也要等到逢年过节才舍得杀。

靠着全家人咬牙坚持,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林岚是我的大学同学,家在南方一个省会城市,家境比我好得多。她的父母是做生意的,从小养尊处优。而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带着一点自卑,也带着改变命运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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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专门打电话叮嘱我:“一定要让人家姑娘觉得嫁得值。咱家虽然条件一般,但咱不能亏待人家。”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又感动又觉得沉重。我一再向我妈保证,也对林岚承诺:“放心,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结婚那几年,我努力工作,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但也算平稳。可自从有了孩子,以及两家人频繁接触后,问题开始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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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岚的家大方,逢年过节给的礼金、送的礼物都很贵重,而我家的条件寒酸,尤其是春节时,两家的风俗差异更让我左右为难。

去年的春节,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妈早早打电话让我回家,说什么也要一家人团圆。我满怀期待地带着林岚和孩子回了老家,却没想到,那十天成了我们婚姻生活里的“冰点”。

一切从红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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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过年时要给所有的晚辈发红包,不管是家里的小孩,还是刚结婚的晚辈,甚至连邻居家的孩子,也得意思意思。我妈为了“挣面子”,把这事直接推给了我们夫妻俩。

林岚当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心里很不舒服。

晚上回到房间,她低声问我:“你妈是不是觉得我们是银行?这么多人,光红包就要好几万吧?”

我苦笑了一下:“老家的风俗就是这样,大家都这么过。”林岚皱了皱眉没再说话,但她脸上的不悦藏都藏不住。

接着是吃饭的事。

每顿饭都在饭店包厢里办,亲戚朋友轮番来敬酒,席间热热闹闹。可最后买单的,却是我们夫妻俩。

林岚忍了两天,终于忍不住对我发火:“你妈说家里穷,可吃饭的钱怎么就理所当然让我们出?你有没有问过她,为什么不能用家里的钱?”

我低声解释:“妈觉得,咱们在北京工作,条件比家里好一些,让我们付钱也是为了撑场面。”林岚冷笑了一声,没有再接话。

最让我难堪的是孩子的事。

林岚一向注重孩子的饮食健康,三岁的儿子不习惯老家的饭菜,她每天单独给他做饭。我妈看不过去,饭桌上直接数落她:“孩子多吃点大人的饭有什么不好?你这么养着,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林岚气得放下筷子,抱着孩子离开了饭桌。

我妈见状,狠狠瞪了我一眼:“娶了个媳妇,这么不懂事!”

那一刻,我只觉得无比窘迫。

十天里,林岚和我妈的矛盾越来越深,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回到北京后,林岚冷冷地对我说:“以后过年别让我再回你家了,太累了。”

今年元旦,我妈的电话又打来了。我知道,这道坎又摆在了眼前。

林岚看着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疏离:“小伟,我不是不想陪你回去,但你得想明白一件事。你妈老说家里穷,可她为什么总想着让我们花钱?她是真的缺钱,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还她的恩情?”

我愣住了,一时答不上话。

她接着说:“孝顺父母是应该的,但孝顺不是一味妥协,更不是让他们把我们的生活当成炫耀的资本。如果你觉得这是应该的,那就自己回去吧,我不会再受这种罪。”

我沉默了许久,走到阳台上点了支烟。

窗外万家灯火,我的思绪却回到了小时候。那时,过年是最快乐的日子。家里贴春联、放鞭炮、走亲戚,一切都简单而纯粹。可如今,过年的意义似乎变了,成了一场攀比、一场消费的“战场”。

我妈的良苦用心我懂,她只是想让亲戚们觉得我们家过得好,不想被人瞧不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们也是普通的工薪家庭,不可能无休止地“撑面子”。

林岚的委屈我也懂,她不是不肯过年,而是觉得这样的年味失去了温情,剩下的只有人情债和疲惫。

第二天,我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妈,今年我们就不回去了。你们身体要紧,别太折腾了,过年我会给你们打钱,明年我们再好好计划。”

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很久,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好吧,那你们在北京好好过年,别太辛苦。”

挂了电话,我转头看向林岚。她的眼里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一丝释然。

春节那天,我们贴了春联,煮了饺子。孩子在客厅里笑着跑来跑去,我忽然觉得,这样的年也很温暖。

正如林清玄所说:“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家人的理解与陪伴。”或许,下一次过年,我们能用另一种方式,找到属于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