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女作家鲁敏，近期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荷尔蒙夜谈》，展示了她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实力。
鲁敏生于江苏东台，现居南京，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我以虚妄为业》《此情无法投递》等近20部作品，近年来斩获了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各大全国文学奖，成为这一代作家的佼佼者。
2016年，她的小说《六人晚餐》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巴黎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她的新作《三人二足》也被知名导演李玉看中，买下版权，即将改编成电影。然而影视圈这块磁石，并未能改变她对纯文学的迷恋，她说自己喜欢平静的生活，因为“生活的时空越是单调，精神因子的活跃程度就会越高”。
“曾在邮局工作十五年
那段经历对我的写作影响至深”
我常常在公开场合谈起我的“半路出家”。我出生在江苏东台，在乡村长大，11岁离家寄宿，14岁到省城求学，18岁参加工作，做过营业员、企宣、小干事、记者、秘书。有一天，我写完当天的办公室公文，站在鼓楼邮政大楼十七楼的窗前，看着楼下中山北路上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行人的头顶，我就在想，我到底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些路人的内心和身后的影子？就在那一瞬间，我找到了小说。我坐到电脑前，打出了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那一年我25岁。
现在想来，毫无疑问，一切的经历，哪怕是单调乏味的，对我的写作都有帮助，比如会帮我咀嚼到时间的苦杏仁味儿。我写作的素材常常来源于我的人生经历：在邮局工作十五年，我会写到邮差、地图、火车押运员、查收死信的人……但那段人生经历，更多影响我的是趣味和格局──我对繁琐、枯燥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持久的兴趣，这也成为我笔下大部分主人公的处世方式。
有人说我现在说话的语速太快，似乎还保留着当年在邮局工作时的印记，就像在流水线上盖平信的邮戳。这样的后果是，别人总以为我说话时很激动，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急性子，不论是写东西、说话或是走路，都比较快。上学的时候同学们觉得我说话快，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机关枪”。所以现在每次去外面讲座，我常常在面前放上几张纸，上面其实没啥内容，只写着一个大字，用来自我提醒：慢。
在邮局工作的那十五年里，给我留下了“后遗症”，我觉得写作者也应该有效率，尤其是如果长期以一种职业化的心态写作，那么效率和节奏，确实是要自己控制的。我还有一份工作，在作协，需要坐班，还要为人父母，没有太奢侈的时间，艺术家的自由散漫特权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
“少年时工厂区的氛围温馨知足
所以一直想为他们写一个故事”
被拍成电影的《六人晚餐》，小说写到上世纪90年代的钢厂，社会变革之下，两个单亲家庭、六个主人公偶然的同行与必然的离散，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命运。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捏着一团纸，心情复杂。电影与我的小说相去甚远，我想写一代厂区人的命运，导演却将它拍成了青春片。看到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在银幕上出现，感觉有点古怪，起码不是享受。事后我问我的好友作家路内，他听了我的感受后大笑，告诉我这很正常：“作家看自己小说拍出来的电影，都是神经高度敏感的，会分外地挑剔。”
我的父亲就是一家大厂里的工程师，小时候我每年夏天都会去父亲的那个厂区过暑假，所以我对一座城市里重工业的厂区的气氛和人有比较深的印象。厂区在上世纪末是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有自己的电影院、学校、商店、游泳池，一到傍晚下班后，厂区的人们就会在街边支起一张张小桌子吃晚餐，这代表着一种知足和温馨。这种氛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一直想为他们写一个故事。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写了《六人晚餐》。在电影里邬君梅饰演的苏琴，就是那个年代的“厂花”，走到哪里都受人瞩目。
我是“70后”，深深感觉到我们是不敢出错的、虚度的、浪费的一代人。我在创作中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烙印有着不断的反思。到了现在的“90后”以及更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内心沉重的阴影就会少一些，更多地为了自我的愉悦而生活，为了“小而美”的生活去努力，而我们“70后”追求的可能是“大而正确”，我们对于文学乃至人性本身的审美都太平稳、太正确，以至于波澜不惊、千人一面。
“每个作家都有文字洁癖
打磨文字就像雕花琢玉”
大家都知道四十不惑，但是我却好像每天都在“惑”，我通过写作来解惑，与我笔下的人物一起摸索、对抗、和解，我不想再给笔下的人物“打圆场”，每一篇作品我都竭尽全力。我的写作心态和经验都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对于未来几年我的写作走向和格局，我有一种潜在的焦虑，它确实是我比较重视和关切的所在。
这几年确实总在改小说，说好听点儿叫雕花琢玉，说老实点儿大概也是一种职业上“努力工作”的心态，我很笨拙地认为，好好用功，多改改，会越改越好。有一次我跟叶兆言老师谈起这件事，叶老师的修改也是穷尽所能。我们还交换过彼此的“修改大法”，比方说，同一大段里，绝不能忍受出现同样的形容词。把“的地得”弄弄清爽。把形容词尽可能改成动作。改对话，去掉其中的书面语。掂量语气词的激烈程度，改掉问号和感叹号。上一段和下一段用的词不能一样，用了同样的词会很不舒服……有时自己也觉得要疯，要大声地喝问和嘲弄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一种“洁癖”吧。这种写作方式有点像一个笨拙的工匠在打磨一块老玉石。其实，如果我写的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么用词重复这个细节，并不会影响它的伟大。但我们会觉得，它不是最贴切和丰富的文本，好的文本就应该既准确又多变。
其实我以前是很爽利的，记得2007年左右，我写得快而猛，一年发七个中篇，外加五个短篇。之后的两三年，也是保持每年七八篇的速度。那时朋友们还劝我慢下来。现在好了，不要任何人劝，想快都快不起来了。但是写得好与坏，跟速度没有正向的逻辑关系。有时候，就算改一百遍，烂苹果还是烂苹果，口感依然很差。反之，一枚脆嘣嘣的小脆枣，随手打下来的，随便擦一下就扔到嘴里，好吃极了。
“生活时空越是单调
精神因子的活跃程度越高”
有一种花，我们乡下叫杨花，“百度”了一下，原来《辞源》里解释为柳絮。在仲春季节，在河边，它们会飘起来，非常慢，像停在半空中，说不清它到底是往上飘还是往下坠。有一年我到苏北的兴化去玩儿，在一片不大的水面上，看到特别多特别密的杨花，全部停在半空。我不能动，呆呆看了很长时间，感动得发起蠢来，心醉神迷。我觉得有一种纯粹的解脱感，时间静止了，特别幸福。
我喜欢平静乃至平庸的生活，生活的时空越是单调，精神因子的活跃程度就会越高。因此我理想中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午写东西，上半天的头脑是生机勃勃的，用来做我重视的事情。下午在附近远远地走上一大圈，碰到各种狗狗与它们的主人们。到天色将晚，最好来一场暴雨，有雷有闪电，窗棂吱吱作响。极端天气特别适合在一灯之下看书、看电影，我希望看到一部好片子，洒几滴奢侈的泪，然后在满意的疲劳中打着瞌睡爬上洁净的床。
现在我的工作太静了，我比较渴望从事一个“动”的职业。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现代舞的从业者。我没有很好的身材和面孔，现代舞对于这些条件的要求和约束没有那么高，可惜现阶段没有空去学。
我有一个女儿，有人说作家的女儿作文一定很好，其实她写作文主要是靠她自己。如果我来指导的话，她的作文分数会比较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两次，所以后来我们之间就不怎么谈作文了。高考作文是另外一个“门类”，我更不敢碰。基本上很少有作家能把自家小孩的作文指导好，除了曹文轩，我听他说过他的经验，术有专攻，不可复制。
对作家来说，读者永远是最重要的。我很重视、很在乎读者构成，哪怕只有1000人，但确实是知音，有呼应，有声气相投，我就觉得很幸福。更大范围的、能满足1000万人的娱乐需求的，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达到，那也不是我想要的。
口述/鲁敏 整理/何玉新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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