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周秦汉学者诠释诸子的起源时，主要的论点有三：一是《淮南子·要略》所说的，诸子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救世之弊”，也就是为了救世应时而起；二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王官说，此说主张诸子的来源皆可追溯到上古的各种王官，私学出自官学；第三种说法是《庄子·天下》篇的解释，庄子主张天下的学术都源自“一”，“一”加上形容词“太”，则可称作“太一”，天由一中分造化，道术下降为方术，遂有诸子百家。“救世之弊”是政治学的解读，王官说是历史学的解读，“太一说”是形上学的解读。此三说分别从空间的、时间的、超越的角度切入，着眼不同，各得其解。
《淮南子》的应时之说是将学术放在时代的脉络底下作解，这种观点下的先秦诸子的学问可以说都是广义的政治学。我们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时代的思潮不可能不反映时代的因素，从语气、思维、提问题的方式以及给予的答案，莫不如此。何况，先秦诸子就像后世中国主流的学术一样，带有很强的政教意图，法家、纵横家、农家这些带有职业导向的学派固然如此，显学的儒家、墨家也是如此，即使道家、阴阳家这些看似玄味很浓的学派，我们观察邹衍或汉初黄老学者的作风，不难发现他们依然带有很浓的政治情怀。胡适所以特别标举《淮南子》的解释，认为其说鞭辟入里，是可以理解的。和大约同一时期的希腊或印度文明比起来，先秦诸子的人间性格特别强，其学会被视为响应时代问题而作，自有理路可寻。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出自正史。班固总揽皇家文献，承继前贤刘向等人的见解，其视野特显宏阔。“王官”是职官的概念，“诸子出于王官”之说是从职业的角度所作的探讨。这种假说对诸子百家中专职性质特强的一些学派有解释力，如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法家出于理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等等，都足以自圆其说。此说的影响极大，在前代各种解释当中，也较具说服力。“王官”可以说即是“古之道术”所在，在封建制度尚未解体、知识尚未平民化的时代，朝廷垄断了所有的知识。知识世袭，王官主持，各有专业。一旦天子失权、百官失职以后，“学”才会散在四野，这些走出封建体制范围的知识很可能就是尔后大部分的学派发展出的义理之源头。
上述两说皆起源甚早，对不少学派的解释也有说服力，在各学派溯源工作中，这两种说法也得到较多的回响。但两说如果没有再加上有力的补充说明，它们对于哲学内涵特强的学派如儒家、道家，其解释效率就相对的较为薄弱。如就“王官”假说而言，儒家重视教育固是事实，儒家与司徒之官的关系似乎可牵引得上。但作为儒门核心价值的“仁”之体系，总有道德意识的觉醒这个内核，这个内核却很难说一定是从教育的职业中衍生出来的。同样的，道家（尤其是老子）对于世事之阴阳消息不能说没有兴趣，韩非子《喻老》篇对老子所作的世故精熟之诠释，虽然可说是误解，却不是没有理路。然而，作为道家核心概念的“道”之形上学义涵，或遮拨路线“为道日损”的工夫论主张，如何由史官的职业推论出来，此事终不可解。如要连结上关系，至少要再加以曲折诠释，曲折诠释的效果通常也就不再有多强的说服力。
至于这些儒道诸子所提出的心性论或形上学的理论如何处理乱世中具体的人生问题，依救世说，其连接同样地不见得看得出来。如《易经》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或“《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云云，到底如何从世变的关怀中衍生出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除非作隐喻用，否则，这段话如何淑世？《老子》首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同样论及形上原理，形上原理自然可以运用到政治领域上去，经验界事物的存在意义需要形上原理的保障，“圣幕”可以起连结的作用[3]。然而，前人所说的救世说多少带有反应说的意味，智不周圆，像老子那般有无双彰的形上学主张与救世的理念如何衔接？这个问题同样相当神秘，救世说依然无解。
庄子的“诸子百家源于太一”之说做的也是某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战国时期的每个学派几乎都相信，也都被认为其学派前有所承。无疑地，相对于“救世”说及“王官”说，庄子的主张较特别，他的“太一”一词乃是自形上学的观点立论。严格说来，“太一”不是时间向度内的概念，因此，自无“古”“今”可言，也不存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发生过的源流或影响关系。庄子将历史发生学的概念转换成本体论生成的概念，着眼点甚高，在战国秦汉的各种溯源的学说中，《天下》篇能赋予文化现象以精神发展的意义，哲学内涵特别丰富。以形上学的视野取代历史的解释，这种置换不易为经验科学导向的学科所接受。但像“道家”这种具有高度心性论、形上学兴趣的学派很难在一般的经验性学科里找到源头的，庄子从心性论、形上学内涵的角度切入，提出太一说以解释之，反而切题。庄子的胆识不但远远超越了战国秦汉的时代，即使放在后世玄学大兴的年代考虑，《庄子·天下》篇解释学术兴起的洞见仍是戛戛乎独造，难以企及的。
然而，哲学的洞见不一定是历史的洞见，到底“道家”一词的名与实都是历史的产物，“道家”一词的内涵不管再怎么玄，它的性格不能不带上浓厚的文化风土的色泽。历史的问题回到历史里解决，我们讨论道家起源的视角只有放在历史的角度下观察，身为战国学术主轴之一的“道家”的性格才可突显出来。学术史论先秦诸子百家的起源时有各种的提法，经验的解释与非经验的解释皆有。救世说和王官说解释了部分的学派兴起的背景因素，但无法进入哲学体系内的层面，太一说可以逻辑地解释战国道术的分化，无奈其解释不是历史的解释，所以和“有效”“无效”的标准也就不太相干。
战国秦汉时期的诸子起源说显然都有部分解释力，但都不够切题，它们面对共同的问题，却没提出较周延的解答。救世说与王官说太经验性质了，无法解释思想深刻的儒、道学派的深刻思想如何起来的。相对之下，太一说太非经验性质了，它具有很深的哲学洞见，辽阔地飞翔于形上学的苍穹，却没有落实到大地上来。但我们应该同意它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合理的，诸子百家不可能没有前身，此身与前身总有些牵牵扯扯的关联。就像世界各文明所出现的状况类似，哲学的兴起总有哲学之前的阶段，我们不能不进入这个混沌的沼泽摸索探险。
摘自《道家的起源与神话的类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9年03期，注释从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