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辨证，不拘泥，熟谙脉诊
董老治病，最注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他常说：“医不明灵活，不可谓言治”。
我跟随他治病时，每见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证，经他以一般的药品治疗，往往收到意料不到的效果。
案例：
曾记得有一个姓王的病人，右臂曲池下二寸处患痈，出脓后两个月不能敛口。疮口紧束，四周结硬，其色青紫，外渗淡黄脓水，无臭秽，不发热。经多方治疗总不见效，遂邀董老诊治。
董老诊询后，要我再诊。我细按三部，详问病史，便武断地说这是“气虚不能运血，血不足故疮不托、毒不去。”董老一面摇头，一面问我：“有什么根据？”我回答说：“脉浮脓淡”。
董老笑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是风邪未尽啊！”我不理解，请他进一步解释。
他说：“以前病人吃过很多药，其中助气活血之品不少，为什么不见效？”我说：“是因为药力未达呗！”
董老说：“不对！是药不对证。大凡治痈疡，初期宜表散，脓酿宜清解，脓成当排脓，脓溃当助正，这是一般的治疗法则。如初期当散不散而用清败，或排脓期过用苦寒，均能使表邪留恋不解。
今患者病虽久而正不衰，痈未愈而无发热，更未兼自汗、气短等气虚征象，反伴见疮周紧束，不见痛而见瘙痒，这明明是苦寒郁遏，风邪未解之证，故有脉浮及脓水流溢之状。
久病脉浮主血虚，但必须具备虚证，才能排除表风，现在这个病人有什么虚证呢？”我虽无言以对，但仍似信非信，便问：“可用什么方法治疗呢？”
处方:董老指点我草拟下方：防风9克，荆芥9克，当归9克，葛根6克，黄柏9克，连翘9克，2剂，水煎服。
开完药方后我心里还在思忖着：“董老平日最善于辨证，刚才他说的虽也有道理，但病人毕竟病程已久，用表散法为治，倘若汗出正伤，岂不坏了事吗?”
事隔五日后复诊，但见疮口新肉满聚，四周红润柔软，脓水已不外流。
处方:董老再处以黄芪18克，白术12克，防风6克，当归9克，水煎服。十日后疮疡告愈。
董老在临证时如此明辨病机，以脉决断，对多种内外妇儿科病证，象这样用一般的药方治好的真是数不胜数。今举上面这个例子，可见他治病首重辨证凭脉，不拘泥病程之一斑。
二、法东垣，效龚氏，著重脾胃
补土学说自东垣创立以来，后世不断有所阐发。先师董老经数十年研讨，深深地懂得了这一学说的奥妙和规律。
他常以古人“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节戒饮食，是祛病之良方”的警语，给我讲述补土的重要。
他认为未病时“饭不过量，则肠胃不伤而百病不生；食不咸腻，则脾胃不壅而气血调畅”。既病之后，若“脾胃健旺，则内正易复而外邪必攘”。
他根据叶天士“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之理，提出：“药量轻则助升而脾气得补，药量重则碍胃降而增加消运负担”。
我随董老临证期间，当地患脾胃病的不少。董老根据临床所见，灵活巧妙地施用补土法，把李东垣的一些补土方剂广泛运用于临床。
在一般情况下，“无分病种，但以健中为治”，常以补中益气汤治疗各科疾病，并效法龚廷贤《寿世保元》、龚信《古今医鉴》中关于补中益气汤之加减法，随证变通。
如感冒风寒加苏叶、羌活；
外感风湿加藿香、佩兰；
咳嗽加前胡、杏仁；
有热加桑皮、黄芩；
痰多加半夏、苏子。痰饮、喘、哮均按此法施治。
失眠加枣仁、柏子；
惊悸加龙骨、牡蛎；
遗精加金樱子、五味子；
肺痨酌加百部、百合、地骨皮、知母；
腹泄加车前、滑石；
腹痛加苍术、厚朴；
脘痛加白芍、桂枝；等等。皆以补中益气汤统治四时诸疾。
另外，尚将东垣升阳益胃汤运用于冬季各疾；清暑益气汤统治夏季诸病；补中益气汤加平胃散治秋湿；四君子汤加藿香正气散治时行外感。
诸方皆按小量投予，参芪每剂至多不过24克，少则1.5克，以9克为常量。
他认为：“脾胃元气本伤，运化吸收之力必低，若过量投予，药必随二便排泄。少量递入，则既不使吸收运化有碍，且能使脾胃之气渐复”。
案例：
1961年夏，美岱中学学生库某，19岁，突然昏愦少语，汗出如洗，面色苍白，由人抬扶来诊。脉见虚大，舌淡苔滑。
处方：董老认为是“暑秽”, 便处以清暑益气汤：黄芪6克，苍术6克，升麻1.5克，党参6克，白术6克，陈皮6克，神曲6克，泽泻6克，甘草3克，黄柏3克，葛根3克，青皮3克，当归6克，麦冬6克，五味子9粒，水煎频饮，并于早、午、晚各送服藿香正气丸1丸。
一剂后神清汗收。二诊时去藿香正气丸，仍予原方原法，翌日即神爽脉敛。
愈后我请求董老解释这一治法。他说：“治暑秽原当选雷氏芳香化浊法，更应该先以苏合丸芳开之。但现在患者汗出如洗，脉大无力，这是脾胃元气内馁，再加上暑湿秽浊之气外袭，正本极虚而邪标戕伐，如不急以固内，则元气困顿，必成阳气式微。”
董老临证，尝以古方治今病而又不拘泥于古人之方，由此可见其钻研医籍之精湛。
三、崇傅山，调肝脾，妇科有创
治疗妇科疾病，董老多遵循傅青主法，并且常以《傅氏女科》教我。
在临证之时，他先从患者实际出发，认为“妇女以血为主，男子以气为元”。血属阴，应月而至，至则易亏而现阳旺。肝藏血，脾统血，心主血，故行经之际，常人亦多见轻浅之烦闷胸胁作胀，这是阴阳欠秘，血欠养肝的暂时现象。
这时，如因心思繁紊，情志抑郁，则可进而导致血更伤而肝更郁，木行旺而土行伤；或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中土虚而木乘袭，皆能使土木同病。
又因心肝均为精神情志之主宰，血旺则神明，血伤则神乱。“是故治妇之疾，首应着重肝脾”。
其青春期多兼热化血炽，抑或肝热脾寒。热者由少壮“阳旺内热”衍袭而来，寒者多因年幼无忌寒冷触发。
前人说“青春期肾虚居多”, 不甚确切，大约仅十居二、三。中年期肝脾病而兼心伤的为多。老年期(绝经后)肝脾病而兼肾虚的较多，心伤也杂其间。
在辨证方面，董老认为：“论证情，必验经、带；定证型，必参全身”。诊经不可偏执先期热而后期寒，应详询经期、量、色、质之变化；诊带不可全遵傅山五带之论，而应审虚、实、寒、热之互相关联”。
治疗上，董老总认为“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辨证”。如能确切把握证型，而又随症化裁前人处方，“据病机参状，有是症用是药”，则百无一失。
案例：
如有一个姓刘的患者，26岁，患不孕症，经期无殊而色淡质稀，食少面㿠，脉来细软。
处方：董老便立养肝疏肝建中之法，方用当归9克，川芎6克，白芍6克，党参6克，茯神4.5克，神曲6克，炙芪6克，远志4.5克，枣仁3克，广木香1.5克，橘红4.5克，炙升麻1.5克，炙草3克，红枣2枚，水煎。
连服20余剂后，诸症均减，一年后产儿一胎。
本方似八珍而重四物，象补中而寓归脾，使肝脾调而心神养，气血健而血海行，本无安胎求嗣之品，却收启宫获育之效，足见董老明审病机、辨证准确。
四、重偏方，求至效，广泛实践
董老世居农村，深知解放前贫下中农贫病交加之痛苦，对贫下中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反映在治病方面，他主张：“偏方能愈者，莫投杂药指中、西、成方、成药），简、验、便、廉，乡农尤适”。
数十年间，他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广泛寻求实效偏方，积累了丰富经验。
用烧灯火灸治“红线”(急性淋巴管炎)，用耳背静脉放血治疗喉蛾(扁桃体炎)，用银花公英夏枯合剂治疗瘰疬(颈淋巴结炎、淋巴结核)等，都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常告诫我们应广事搜集这些有效的偏方。
温馨提示：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人一方，自行购药服用存在风险，请务必在专业中医指导下，根据个人自身症状辩证加减开方，切不可盲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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