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偶然发现却谁都不认识

1977 年那个炽热的夏天，安徽阜阳的双古堆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当地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挖出了两个灰质陶马头，这一发现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很快，考古工作者闻风而至。

经过勘探，这里竟是两座西汉古墓，随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墓虽曾遭盗墓贼光顾，但主墓保存相对完好。通过墓中出土的漆器、铜器上的 “女阴侯” 铭文和 “十一年” 纪年，对照《史记》《汉书》，确定了这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及其妻子的合葬墓 。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漆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其中一个刻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木胎髹漆，分上下两盘，大小如同普通盛菜瓷盘；还有两个方形漆盘，上下两层，像方形带盖石砚，上面刻着星宿和图象；更有一件木条形髹漆件，出土时位于陶编镈、编磬和陶编钟附近，由于用途不明，被简单命名为 “不知名漆器”。这些看似普通的文物，静静地躺在库房里，无人知晓它们即将改写天文历史。

二、三十年后意外沉睡醒来

时光匆匆，30 多年过去了，这些文物依旧在库房里默默沉睡。直到 2006 年，安徽博物院新馆筹备布展，将阜阳汝阴侯墓出土文物调去，工作人员面对那件用途不明的 “不知名漆器”，心中充满疑惑，于是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石云里教授求助。

石云里教授对古代天文仪器研究颇深，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件 “不知名漆器” 时，就被其独特的构造吸引。它由完全对称、以木铰链连接、可折叠的两个部分组成，每部分各有一个可折叠的立耳和一个沟槽，槽中填有一个龙头状和两个刀状木块 。石云里教授凭借敏锐的直觉，意识到这件文物绝不简单。

随后，石云里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查阅大量古籍资料，从《周礼》《淮南子》等古代文献中寻找线索，同时结合现代天文学知识和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全方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漆器上的一些特殊图案和符号，经过古文字学考证，这些图案与 “圭” 字以及 “立表测影” 有着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对于那对刻有二十八宿星名和周天刻度的圆盘，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星占工具，而国内有人猜想是赤道式天文观测仪器，但都缺乏确凿证据。石云里教授团队没有被这些观点左右，他们从文物的出土环境、制作工艺以及与其他文物的关联等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石云里教授团队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这件 “不知名漆器” 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圭表，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且具有确定年代的圭表实物；而那对圆盘则是赤道式天文测量仪，也就是 “圆仪”，是浑仪的始祖 。这一研究成果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三、原来竟是罕见的天文仪器

在古代，人们对时间和节气的把握至关重要，而圭表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测量工具。安徽博物院的这件汝阴侯圭表，虽历经岁月沧桑，但依然能让我们窥探到古人的智慧。

圭表由 “圭” 和 “表” 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 “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 “圭”。其工作原理基于太阳的投影和方位计时，在北回归线以北到北极圈以南的地区，由于地球公转时，太阳直射点的南北移动，同一地点正午的表影长度在一年之内做周期性的变化。冬至日太阳高度角最低，表影最长；夏至日太阳高度角最高，表影最短 。通过长期观察记录表在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古人就可以确定季节的变化。

汝阴侯圭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结构设计巧妙，采用了折叠式的构造，便于携带和使用。在这只圭表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日影所在位置并不是用刻度表示的，而是暗含在特殊图案和位置中。只有懂得其中的奥秘，才能正确使用这只特殊的圭表。这种独特的设计，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高度发展以及古人对天文现象的深刻理解。

在古代，圭表的用途十分广泛。它不仅可以用来测定时间，根据圭上的表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变化，就能大致知道一天中的时间。还能用来定方位，以表为圆心画一个圆周，观测同一天日出、日落时的表影与圆周的交点，连接两个交点的直线，就代表正东、正西的方向，正午时的表影方向和夜间北极星的方向，可作为验证依据 。圭表更是古人推算二十四节气、测定一个地方的子午线和当地的地理经纬度以及编制历法的重要工具。 它的出现，使得古人能够更好地安排农事活动，顺应自然规律，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茫茫星空天体位置的丈量仪

如果说圭表是古人与时间和节气对话的工具，那么圆仪则是他们探索浩瀚星空的利器。汝阴侯墓出土的圆仪，由两个圆盘和一个独特的支架组成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

两个圆盘大小略有差异，上盘直径 23.6 厘米、边厚 0.4 厘米，下盘直径 25.6 厘米、边厚 0.5 厘米，两盘中心有圆孔相通。上盘面刻六颗圆点，与盘心孔正好连成北斗七星的图像，边缘密排一周小圆孔，总数为三百六十五个，对应古代的周天度数。下盘刻有二十八星宿名及各宿的距度，度数大多接近唐代《开元占经》中所记录的二十八宿距度的 “古度”，各宿分布并不均匀，是按照实际距度分布的 。

而其支架出土时位于二十八宿盘旁，因功能不明被命名为 “漆盒”，又因其打开后像个架子，被称作 “栻盘架”。这个支架结构复杂，盒子的两大部分之间有铰链连接，折叠起来时长 27.5 厘米、宽 16.5 厘米、高 3.9 厘米。一部分像半只盒子，里面装着一块长方形板，即主支撑板；另一部分主框架上装有一对方板和一对日字形架，二者都通过铰链同主框架连接，可自由开合，打开后，两块方板正好可将两个日字型架卡死在与主框架垂直的位置 。

圆仪的测量原理基于赤道坐标系统。使用时，将二十八宿圆盘的上下盘同心地叠在一起，在中心小洞中垂直插入一根指针作为定标，把圆盘安置到支架上面，盘面正好处于阜阳当地的赤道面内，定标指向北极 。测量时，先将定标对准某一已知赤道入宿度的恒星，在上盘处于该方向的小孔中插入一根小针作为游标；再用同样的方法瞄准一个位置未知的天体，插入另一根游标；将支架放平，把第一个游标对准底盘上第一个天体所在的宿度，则第二个游标所对的宿度就是第二个天体的赤道宿度 。通过这种方式，古人可以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确定天体在星空中的位置。

在古代，圆仪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使得天文学家能够更加精确地测量天体的位置，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通过对天体位置的观测和研究，古人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了天文学理论的发展。它也为后世浑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的浑仪在圆仪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成为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重要工具 。

五、中国古天文观测领先世界的实证

安徽博物院的圭表和圆仪的发现，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古代天文学研究的黑暗角落，对我们重新认识古代天文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此之前，我们对古代天文仪器的认知主要基于文献记载和少量的考古发现，而这两件文物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填补了古代天文仪器发展史上的重要空白。它们的出现，让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到西汉时期天文仪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水平，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汝阴侯墓出土的圆仪是世界上目前所见最早、且具有确定年代的赤道式天文测量仪器，它的发现，将赤道式天文测量仪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1700 多年，领先西方同类仪器的出现。这一发现，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成就，也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在天文学领域的领先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它的结构和测量原理，为后世浑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的浑仪在其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成为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重要工具 。

圭表作为最早的圭表实物，其独特的设计和构造，反映了当时天文学的高度发展。它的发现，将中国古代天文研究实物器发现历史提早 200 多年，由东汉提前到西汉 。通过对圭表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是如何利用天文仪器来测定时间、节气和方位的，这对于研究古代历法的制定、农业生产安排以及古人的宇宙观都具有重要意义 。

这两件文物的发现，也为古代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它们的特殊构造和使用方法，让我们对古代天文观测的技术和原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解读古代文献中关于天文观测的记载，从而推动古代天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

在世界天文史上，安徽博物院的圭表和圆仪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们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辉煌成就的见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遗产。它们的发现，让我们更加珍视古代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激励着我们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不断探索前行 。

这些文物的背后，是无数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辛勤付出。他们用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让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

而走进博物馆，去欣赏这些珍贵的文物，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的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