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摘要]陈垣发表于1923年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丝路文化研究的首创著作，也是一部由多种译本、广受中外学者称道的史学名著。该书广征博引、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缜密的历史考证开路，深刻论述了元代西部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原址中亚、西亚、东欧等国人士接受中华文化、融入中土社会的历史事实。
该书从元西城人“华化”的角度，表彰中华文化在儒学、宗教、文学艺术、礼俗等方面的无穷魅力，以海纳百川之喻，赞颂中华文明对外来百俗巨大的包容力量。陈垣在书中不仅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充分阐述了元西域人“华化”之后，在儒学、文学、美术、书法、建筑等方面为中华历史文化发展作出的突出成就。
《元西域人华化考》严谨的考证、论述和开阔的民族文化史观，至今仍对中外交通史和丝路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华文化；民族文化史观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史学的代表作。陈垣先生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的成果，对我国传统史学进行总结和改造，以论证缜密、建树体例、融会贯通的新史学考证独树一帜，撰写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20种专著和200余篇论文，在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中外交通史等领域，开创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其中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现代中国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创性史著，也是运用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开展丝路文化研究的首创著作。
近10年来，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理念和构想在不断实践中转化为现实，也推动了中外交通史和丝路文化的研究。
重读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进一步感觉到其丰富内容和重要思想，对现当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撰著流传与内容特色
《元西域人华化考》写成于1923年，全书分8卷，从儒学、宗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广泛论述了元代西部边疆少数民族以及远至中亚、西亚、东欧等国民族接受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
1923年该书分两部分在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和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先后发表；1934年始将全书木刻出版，作为《励耘书屋丛刻》的第一种；196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和钱星海将此书译为英文，在洛杉矶出版；1989 年英文版在德国再版；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收入此书；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元西域人华化考》甫经问世，它的学术成就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从而奠定了陈垣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
首先，它以资料丰富翔实而著称，全书征引各类文献212种，所用材料以金石录和诗文集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约100种。除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之外，更广搜书目、韵书、方外书、法书、画谱等许多为他人未见或习见而未能运用的资源，大大扩充了史料范围。
许冠三在评述此书的特点时，认为“仅就资料的丰富而言，已属前无古人”，在中国史学界，史学考证材料“如此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为了保证史学考证缜密服人，陈垣在运用同一种材料时还注意到不同版本的差异，如卷五考余阙华化，所见《青阳集》即有元刊5卷本、6卷本，明刊9卷本和《四库全书》6卷本等4种。
卷三考丁鹤年学佛事迹，所据丁鹤年集有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和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取材以琳琅秘室本为主，艺海珠尘本补充，曰:“《鹤年集》两本互有详略，今独取琳琅本者，以其独标《方外》一集，足明鹤年学佛之说不诬而已。”
这种多聚异本、搜罗无遗的做法，反映了陈垣收集材料“竭泽而渔”，鉴别运用材料详审精确的一贯作风。
陈垣的史著，多以精密无误的史学考证独擅胜场，《元西域人华化考》全面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史学功力。
书中为了论证元西部边疆和以西广大地区各民族华化的史实，考证人物达168人，计《儒学篇》30人，《佛老篇》8人,《文学篇》51人，《美术篇》32人，《礼俗篇》41人,《女学篇》6人，除去各篇互见者，共132人。
每人皆考其族源、事迹，列举事例不计其数，原原本本、翔实赅博，其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可贵的示范。
如卷二考高昌偰氏一门九进士，即历数偰家四代人物，爬梳正史、方志、文集、书目等多种材料，然后详列九进士图表，标注登第先后及科举年代，以证摩尼教世家偰氏一门儒学之深厚。
又如卷四论丁鹤年为汉学诗人一节，考《丁鹤年集》中《梦得先妣墓》、悼从兄马元德诗、《挽卫知事胡公鼎》等三诗的写作时间或作于明洪武十二年或作于此后，又揭示集中明刻敬称的格式，合为四证。
定4卷本《丁鹤年集》为明刻，纠正了清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黄丕烈、顾广圻等错将此书认为元刻之误。其中委曲求证,明辨审断，令人叹服。
故陈寅恪为此书作序时，高度评价了陈垣在此书中的考证功力，认为“我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元西域人华化考》最受国内外学者称道者，还在于摆脱了清人琐碎考证的窠臼，代之以科学系统的体例，因考证而贯通史实，综合分析，得出新解。
此书高明之处是先在绪论中界定了元西域的范围，说明元西域与汉西域大不相同，汉以后西域的范围已推至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元代西域所指领域更为广阔，是“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
因此西域人不仅指元边疆少数民族，而且包括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外国人，于是西域人“华化”也就有了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意义。
绪论分析了“华化”的含义，即“华化”不能简单等同于“汉化”，华化是指对当时业已形成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又以介绍元以前西域人“华化”的事实为研究的前提，从而明确规定了全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
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在为此书所写的书评中指出，观其绪论，“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可见著者研究方法之周到也”，他以为这种科学的方法和体例是向来中国学者所不经见的。
桑原骘藏还盛赞此书从6个方面对元西域人“华化”的论证系统周密，他特地抄录了全书目录，并强调说:“观以上目录，则可知著者之论文，对于元西域人华化之问题，为如何彻底之研究考核矣。”
二、表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
通过边疆少数民族和一批外国士人接受汉文化的事实，表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是《元西域人华化考》的重要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内容的出现自然是和陈垣所处的时代和此书的写作背景密切相关的。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陈垣是怀着救国的满腔热情从广东北上京师的，虽然当时北洋军阀政治的腐败和无能使他大失所望，但他依然对中华文化的强大力量与民族的复兴满怀希望。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但在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中，一些启蒙思想家却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他们把东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进步的，一切中国文化都是落后的，他们声称“极端的崇外，未尝不可”。发展到后来，甚至得出“非彻底和全盘西化，不足以自存”的结论。
陈垣不能苟同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因此他在史学著作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确凿的史实，表彰中华民族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用以批驳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
1923年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就是这样一部著名的著作。许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这部著作的写作背景时说:“此书著书于中国最被人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
《元西域人华化考》从研究中外文化交通的角度，阐述在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兴盛的形势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大食、波斯、印度、叙利亚等外国人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来到中国，进入中原，接触中华文化，深受感染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的揭示，达到表彰中华历史文化的目的。
书中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华文化巨大的感召力。
一是儒学的感召力。
陈垣说:“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他从“西域人之儒学”“基督教世家之儒学”“佛教世家之儒学”“摩尼教世家之儒学”等几个方面，考察了马祖常、赡思等外国人或西部少数民族人物共30名，论述他们入华以后接受儒学甚至世代为儒的事迹，说明中国儒学巨大的影响力。
他在论述畏吾尔人阿鲁浑萨理以佛教世家传人而习儒的事迹时指出:
元时佛教世家，无过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父为释教总统，身受业于国师八思巴。以此世袭信仰，其思想宜不易动摇也，而抑知事实上不然，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之书耳，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爱慕华风者。
言简意赅，表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无比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是宗教的感召力。
中国的宗教对于外来人物也有巨大的感染力，这不仅包括中国本土生长的道教，也包括已经中国化的佛教。陈垣对于中国化佛教的影响，有严格而科学的界定，他认为，凡由汉译经论或晋唐以来中国佛教著述而入佛教者，皆应谓之“华化”。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佛老篇》论外国和西部少数民族崇信佛老者共8人，其中有由基督教世家而入道的马节、赵世延；有由伊斯兰教世家而人佛的丁鹤年。
他记丁鹤年开始习佛不过因“避祸不得已之苦衷，暂行遁迹空门而已”,“然始而避地，继而参禅，终而高蹈，濡染既深，讵无所获”，最终修行有得。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宗教潜移默化的力量。
三是文学艺术的感召力。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富有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统一，它是外来人士学习中华文化最先接触的领域，故常常以强大的魅力吸引他们浸淫其中。
《元西域人华化考·文学篇》记载的文学人物最多，他们不仅倾倒于中国文学，而且为诗、为曲、为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许多动人的篇章，“此西域人所以在元朝文学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中国艺术对外来人士的影响，包括书法、中国画和建筑。陈垣指出:“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
元代外国人和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精通书法，这样的造诣实属难能可贵，因为“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以极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
在论及外国人受中国建筑学影响的事例中，他特标举也黑迭儿建造元大都宫殿的贡献，也黑迭儿为阿拉伯建筑师，却能以中国营造法建大都宫阙，其原因固然有元朝统治者的要求，也由于也黑迭儿对中国建筑术的钦服和感悟，陈垣说：“元人自审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故不惜舍庐帐而用宫阙。也黑迭儿深知其意，故采用中国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内之规模。”
四是礼俗的感召力。
陈垣认为，元代外人来华，“一二传即沾被华风”而习华俗，因而可以说“元时西域人模仿中国习俗，应有尽有”。如用汉语为姓名，沿用中国的丧葬习俗、祠祭习俗，甚至连居处别业的布置、室名斋号的命取，也皆因爱慕华风而例行华俗。
有鉴于百方异俗，“一旦人住华地，亦改从华俗”的大量例证，他不无感慨地说:“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
他以海纳百川之喻，深情赞颂了中华文明对外来百俗巨大的包容。“中国文明则海也”，是陈垣对中华历史文化无穷魅力的高度概括。
在通过考证而贯通史实、作出分析后，陈垣还在卷八特立《结论》，对元代中华文化的广泛影响作出综合解释。他批评以往因种族偏见而轻视元代文化的看法，指出相比元代文化的昌盛和巨大的影响力，“则汉、唐、清之盛，岂过元时”。
这在当时多数人以为元朝只有武功、缺少文化的学术界，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观点。因此陈寅恪评价此书“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认为陈垣的史学已摆脱清人为考据而考据的旧习，“合于近日史学之真谛”，“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之学术风气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三、揭示多民族共建中华历史文化的史实
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立、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进步，各民族共同建设了中华历史。
陈垣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一方面彰显了中华文化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在华化之后，为中华历史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突出成就。
陈垣在书中梳理了元西域人融入中土社会的过程，指出有元一代，西域各族大批东来，在内地定居生活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
“其初皆军人，宇内即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西域人来内地的第一代、第二代多以武功取得高官厚禄，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其中一些人物而更多的是他们的后代遂多敦诗书而悦礼乐，甚至通过科举而取得功名，于是不少西域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造诣，为中土地社会发展作出他们的贡献。
由此可见，“华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历史现象。
该书从儒学、文学、美术、书法、建筑等各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国的色目人逐渐融入华夏文化的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首列儒学篇20余人，陈垣以为：“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元初不重儒术，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谣，然其后能知尊孔子，用儒生，卒以文致太平，西城诸儒，实与有力。” 充分肯定了西域诸儒对元代尊儒治国及对儒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文学篇》列西域之文学家53人，说明他们的华化及其在元代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和成就。其中诗家29 人、文家8人、曲家16人。
书中引元人戴良在《丁鹤年集》序文中所列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等12人，以为他们皆居西北之远国，去中国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可见西域诸人之诗歌成就，当世即为汉人文学家所称道。陈垣以为“此十二人者，其诗名高下不同，而其可与中国作者抗衡则一也”。
《文学篇》又论元代西域人华化之后，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指出：“至正间，诏修辽金宋三史，西域人预纂修之役者，《辽史》有廉惠山海牙，《金史》有沙剌班、伯颜师圣，《宋史》有斡玉伦徒、泰不华、余阙，皆一时之隽。”
又引清人王士禛在《居易录》卷二里的评论曰:“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
在分析元西域曲家的元曲写作之后，陈垣特别指出在元曲名家之中，“西域人特多，此西域人所以在元朝文学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充分肯定了西域文学家推动元代文学繁荣的贡献。
《美术篇》列书家35 人、画家5人、建筑家1人。入人华西域人善中国书法者甚多，其中最著名者为嵝峻，当时与赵孟齐名，号称北嵝南赵。北峻能取得如此大的书法成就，则来自勤学苦练，陈垣专门引用史料，盛赞其书法用力至深、用工至勤。书中曰:
《山居新话》《辍耕录》十五均载有嵯蠖与客问答一则，云：“江浙平章子山公，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其精力如此，实为可惊，不知今日青年闻之作何感想也。
元时西域画家高克恭亦有大名，是能与赵孟抗衡者。
陈垣以为:“元朝书画，推赵独步，然与赵孟者，书画皆西域人，亦足见元西域人天资学力，不让汉人也。”
西域人之中国建筑家，有也黑迭儿，元时大都都城及宫殿即为其所建造。陈垣以此为“极伟大而为吾人所未经注意者”，“今人游北京者，见城郭宫阙之美，犹辄惊其巨丽，而孰知筚路蓝缕以启之者，乃出于大食国人也”。
正因为元大都的建设，奠定了北京成为明清古都宏伟壮丽的基础，所以陈垣认为“(吾人)既知为也黑迭儿所为，今日不能不以此光荣还诸劳力劳心之原主”。”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书中还根据(元史·世祖本纪》有关中统四年三月，“庚子，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不从”、至元元年二月，“壬子，修琼华岛”的记载，指出：“亦黑迭儿丁即也黑迭儿……琼花岛即今北海。当未修筑宫城之先，也黑迭儿曾请修北海。”
又结合《元典章》的史料，论证也黑迭儿参与了至元年间北海的建造，揭示了也黑迭儿在北京建筑中的又一功劳。
后来，陈垣在为《北京历史风土丛书》作序时，又再次申述其突出贡献。
总之，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既论述了西域人华化的历史事实，又记载了许多少数民族学者在华化之后，为中华历史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在他对这些少数民族学者的赞赏中，充分表达了多民族共建中华历史文明的思想观点。
四、余论
随着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理念，一个有利于国际合作、推动和谐世界发展的美好愿景正在逐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经济互惠合作，也必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向着更深层次发展。
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丝路文化中生动的人文场景和历史画面，其深刻的论述和开阔的民族文化史观，至今仍在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与研究高潮中，对丝路文化交流与研究有着积极启示意义。
首先，陈垣的书中展现了元朝面向世界、敞开胸怀的开放局面，说明只有开放才有交流，才能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互惠互利的目的。因此，要坚持改革开放，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其次，陈垣的书中介绍了许多丝路学者在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接受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历史证明，文明互鉴是感召，是和风细雨的浸润，是自觉自愿地接受。
因此，我们要以更为生动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元西域人华化考》也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双方更容易感兴趣的结合点，比如文学、艺术、儒教，甚至是宗教，等等，在这些领域更可能在一些共性感受中，得到不同文明的互鉴和交流。
最后，陈垣的书中记载了在“华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互化，有不少外来学者在文学、艺术、建筑上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贡献。中华文化历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繁荣的。
因此，在合作和交往中，应该更好地欣赏别国的文化和传统，肯定他们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充分发挥对话在双边或多边交往中的作用，从而达成更多的合作共识。
以上这些，都是《元西域人华化考》在丝路文化交流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交流研究中，值得借鉴和助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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