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井冈山根据地丢失之后主席到底带着红军去哪了？》这篇文章里，我讲到1929年1月井冈山根据地失守之后，主席通过对局势的认真分析，果断带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发展，但是这一路并不顺利，一直遭到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红四军损失不断，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趁着军阀混战的间隙，朱毛红军成功在赣南闽西地区站稳了脚跟，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主席麾下的红军力量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赣南组建了红六军，在闽西组建了红十二军，军长分别为红军骁将黄攻略和伍中豪。

到了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共2万余人，同时成立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史称“长汀整军”。不久，在赣西南地区成立的红军第20、第22军也划归红1军团建制。实际上这支红军的最高领导者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从上井冈山时的千八百人的残兵败将发展到两万人的大军，主席麾下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这还没完，长汀整军2个月之后，1930年8月，主席的红一军团与彭老总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两个军团合并，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三军团，共有3万多人。

毫无疑问，这支三万多人的大军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红军力量，最高领导还是主席，主席已经是手握中共最大一支武装力量的实权人物，还打败了国民党十万大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威望空前高涨，手握兵权的他在党内的地位也越发显得重要起来，在这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主席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提升不少，这是对他出色的工作的肯定，但凡手握兵权的他动一点歪心思要学后来的张特立，估计也没人能阻止他。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30年全国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大发展，中央决定在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

这个中共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区与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当然也是赣南闽西苏区与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这个机关设立在哪里呢？当仁不让的设立在了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根据地-赣南闽西苏区，也就是未来的中央苏区。

1931年1月上旬，也就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宁都县成立，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为中央局委员，其中项、毛、任、王为常委，常委分工时主席仍然负责军事。

这样中央就形成了对赣南闽西苏区的直接管理，其实也是对主席分权，原来主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统领大军开辟苏区，中央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苏区的党政军群全部事务都由主席一个人说了算，俨然一方诸侯，现在成立了一个中央的直属机构-苏区中央局，而且就在身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取消，虽然主席仍然负责军事，但是也仅限于指挥主力红军部队的作战了，红军的重大的战略方针决策还得听命于苏区中央局，这是对他权力的一种控制，这也为后来宁都会议剥夺主席兵权埋下了伏笔。

由于苏区中央局刚成立，项英等人都是外来户，完全接管苏区的党政军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实际上军事上还是主要依靠主席、朱德等人，对于他们的军事指挥也没有做过多的干预，所以主席还是得以在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贯彻他的诱敌深入战略思想：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最终在1931年1到9月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得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

主席在根据地的工作成就有目共睹，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虽然苏区在战争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他方面如红军的建设，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却是一塌糊涂，要求红军要抛弃“游击主义传统”，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阶级路线，这实际上是不点名的批评了主席的工作不到位。

中央的指示就是“圣旨”，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中央的指示，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进攻路线，批判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战略原则，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不就是主席吗？红一方面军及苏区所有地方红军部队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主席只是作为中革军委的十几位委员之一，由苏区红军的一把手沦落为一位普通的军委委员，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主席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作为苏区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曾经苏区红军一把手的主席去哪了呢？就在赣南会议结束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主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主席真正当上了主席，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并不大，都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这个国家主席含金量并不高，而且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席被排除在军队领导核心之外，实际上是靠边站，被边缘化了。

赣南会议是宁都会议的前奏，但是赣南会议的火药味还没有那么浓，对主席的批评也是轻微的，还没有上升到批判的高度，赣南会议之后主席还是以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在前方参与军事指挥，但是此时他已没有指挥权，只能出谋划策，类似参谋的角色。

如果此后主席能低调一点，老老实实的服从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或许就不会有后面宁都会议召开了。

1931年12月也就是在赣南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虽然长期负责中共的军事工作，但是指挥打仗的经验几乎为零，除了在南昌起义时曾亲临前线，其余时间都是坐镇中央，处理中共日常事务，因此他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十分依赖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不久也就是1932年1月9日，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大苏区，并且要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很显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议不是临时作出的，是在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之前就已经讨论决定的，所以周恩来在来到苏区之前就主张进攻赣州等大城市，但是到了苏区之后，跟主席一讨论，了解到了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后决定不进攻赣州等中心城市，但中央仍然要求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来攻打，主席仍然不同意，跟中央硬顶，下级多次违抗上级的命令，不听上级指示，这就犯了大忌，也可以看到当时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这也是导致他在宁都会议上遭受批判的原因之一。

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周恩来最终决定执行中央的指示，攻打赣州，于是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老总担任前敌总指挥，开始对赣州城发动了进攻。

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达二丈（大约是7米），素有铁赣州之称，十分的不好打，加上情报有误，原来估计赣州守军仅八千人，实际上有一万八千人，进攻的红三军团却只有一万四千人，加上赣州的地理优势，还有敌方援军的支援，赣州攻坚战历时30多天还是失败了，红军伤亡很大，红一师师长侯中英都被俘虏，红军不得不撤围。

这下好了，到底是谁让攻打赣州的？-临时中央

是谁反对攻打赣州的？-主席

现在赣州之战失败了，还导致了红军的重大损失，这个责任该谁担呢？你是不是以为肯定是临时中央要承担责任，连同意攻打赣州的苏区中央局都要向主席承认错误？

那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攻打赣州的失败反而成了主席的一大“罪状”，为何这么说？

别急，咱们接着往下看。

赣州战役失败之后，下一步该打哪了？因为现在有迹象表明，敌人在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开始要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必须主动出击打击敌人，取得战役主动权。

苏区中央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军分兵作战，彭老总率领红三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称为西路军，主席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率领红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称为东路军，但是对于东路军具体要怎么打，打哪并没有明确，打成什么样就得看主席的水平了。

这样一分兵，又给了主席表现的机会，主席经过分析，成功指挥东路军攻下了漳州，漳州是闽南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这一仗不仅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均需物资补给，是军事上的一次巨大的成功。

攻打赣州的失败和攻打漳州的胜利，又让广大指战员看到主席在军事指挥上的英明，跟着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是当时指战员的普遍想法。

但是攻打漳州的成功在临时中央眼里却又成了主席的一大“罪状”。

不是让你们去攻打南昌等中心城市吗？中央在1月9号就发出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现在都已经四月了，中央的指示迟迟没有落实，这次连苏区最高领导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都被点名批评。

这个时候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大军向全国各个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他们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发动猛烈进攻，准备消灭这两个苏区之后再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

此时周恩来已经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到前方指挥红军，由任弼时在后方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并且在前方组织了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这个军事最高会议的作用相当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主席实际上是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仍然没有军事决策权。

周恩来与主席配合得很好，指挥红一方面军向北进攻，很快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

本来红一方面军准备乘胜追击，继续向北进攻，再往北就是敌人的中心城市-南昌了，这也是临时中央想看到的结果。

但是在去南昌的路上还挡着一只拦路虎-南城县，敌人集结了17个团的兵力，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不禁让人想到了铜墙铁壁的赣州。

要不要继续往北打，进攻南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示，继续进攻南城，威胁南昌，此时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面临很大军事压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压力。

但是周毛却认为不能强攻，否则红军必然吃亏，要诱敌深人打运动战。

这样前方与后方便吵了起来，从8月一直吵到9月，双方矛盾迅速激化。

终于在前方的周毛与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的矛盾发展到尖锐的地步，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这便是宁都会议。

1932年10月3日到8日，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嫁祥。

显然，前方的周、毛、朱、王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后方任、项、顾、邓是代表中央，握有中央的尚方宝剑，因此宁都会议形成了一边倒的批判。

虽然周、毛、朱、王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仍然有区别，周是中央代表，一向不敢违背中央指示，王也是中央派来的最终也屈从于中央的指示，而朱只是个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大的战略方针和原则都是主席制订的，因此主席被当做错误路线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成了被攻击的靶子，新账旧账一起算，并且还被上纲上线。

上面不是说过主席不同意攻打赣州，最后赣州战役确实失败导致红军的重大损失吗？支持攻打赣州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应该承担责任。

但是宁都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攻打赣州没问题，战略方向没有错误，本来赣州是有机会打下来的，失败是因为战术问题和执行任务不坚决导致的，就是因为主席等人对抗中央的进攻路线才导致红军在执行任务上的不坚决，主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这可真是天大委屈，颠倒黑白。

而对于主席指挥红军成功打下漳州，可是中央却认为漳州是成功打下来了，但是在红军占领漳州的1个月内，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筹款上，这也是工作方向有误，谁该负责呢？还是主席。

除了这两个问题，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主席一直主张向赣东北苏区逐步前进，深入敌后，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大块地区，结果这也受到会议的批判，明明中央是让红军去打南昌等中心城市，你却偏偏还要钻山沟，往偏远的地方打，这不是和中央对着干吗？指责主席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

至于在乐安、宜黄战役之后不继续攻打南城，向着南昌挺进，要搞什么诱敌深入，被动等待敌人进攻，则更是主席的一大罪状。

主席当然不服，据理力争，但是苏区中央局握有中央的尚方宝剑，主席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一直在地方工作，只是个地方干部，就算你业绩再突出，就有资格对抗中央吗？

他的这种坚决不认错的态度又导致了批判，新账旧账一起算，被指责为不尊重领导机关和缺乏组织观念。

虽然在一年之前赣南会议上主席已经被批评过了，并且离开了红军的核心领导岗位，但是这种批评程度还是算轻的，中央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宁都会议实际上就延续了中央的这个思路。

中央的路线是积极进攻，而主席的路线是积极防御，是右倾机会主义，并进而表现在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

这个性质就严重了，要知道一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层次，被批判者往往都没有好下场，比如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张特立，王明，要么被开除党籍，要么政治前途毁于一旦，甚至被批判一方还可能丢掉性命。

而且路线斗争被打击的可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宁都会议后，在福建就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以及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一批省委领导干部受到批判被撤销职务，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原会场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到农村劳动，他们都是宁都会议上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好在主席这边由周恩来保护，而且周在中央的威望和人脉使得他有能力让主席安稳落地，不至于落得像跟陈独秀等人一样悲惨的结局，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让主席留在前方协助自己指挥作战。

但是临时中央不同意，宁都会议结束之后没几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时回到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这个通令实际上是让主席离开军队的通告，以后他就完全只负责行政工作了，而不再参与军事方面的工作。

虽然在宁都会议上挨了整，但是主席仍然坚持他的正确主张，继续与中央的进攻路线唱反调，随之而来的是中央更加严厉的打击。

这就好比是你给公司打下了一个大市场，干出了非常出色的业绩，结果集团总部说你干得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把你分公司总经理的位子给撤了不说，让你去干个工会主席的闲职，还把和你一起打天下的下属全都撤职，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办？不跳槽就算不错了。

被迫离开部队后，主席以大局为重，任劳任怨的干好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同时，又利用大量时间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写成了《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报告，这些调查，使他对中国社会问题有了最基础的认识，得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也进一步加深他对如何发展根据地的思考。

他亲自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搞试点，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通过查田运动，主席写成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提供了科学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注意这篇文章，1947年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各大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之后，由于在执行过程中错误划分阶级导致土地法大纲执行上的偏差，主席重新印发了他1933年在查田运动中写的这篇划分农村阶级的指导文章，可见主席调查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先进性，即使相隔了14年仍然是含金量很高的文件，任然指导者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由于主席的正确领导，根据地内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普遍建立，兵工厂、织布厂、被服厂、草鞋厂等工厂蓬勃发展，整个中央苏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

1934年1月下旬，时隔2年之后，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继续选举主席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虽然他不能继续参与军事指挥，过问军事方面的战略决策，但是他仍然回去苏区边界视察工作，指导中央苏区地方部队如何保卫苏区。

同时虽然他远离前线，也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他时刻牵挂着这支他一手创立的队伍，关心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进展。

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1934年10月主席离开苏区开始长征，整整长达2年的时间里，主席并没有因失去兵权，离开舞台的中心而颓废，而抱怨，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调查研究，发展苏区的经济，深入的调查让他对中国农村和社会的情况有了更深入更清醒的认识，这为他以后在北方指导中共创建大范围的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使他在军事之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

1934年10月18日，主席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了慢慢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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