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科院办公厅来了个新副手,名叫张明远。

在那个年代的机关大院里,大伙儿茶余饭后嚼舌根,聊的并不是这位新领导本事有多大,而是盯着他的工资袋看。

要知道,这人原本的行政级别可是5级。

5级是个啥分量?

换到部队里,那就是正兵团级的首长。

搁在地方上,那妥妥是高级干部的排面,出门小汽车,身边警卫员,家里还有秘书伺候,每月光薪水就拿四百多块。

可这一脚踏进中科院,他的级别直接滑到了行政9级。

这么一来,警卫员撤了,秘书不配了,专车也没了影。

最让肉疼的是,工资条上的数字直接被砍了一半,从四百多出溜到了两百多。

外人一看,或许会说:从“高干”变成了“厅局级”,虽说排场小了点,但也还是个官儿,还能干革命工作,不算太倒霉。

可这笔账,光看面子不行,得往里子里瞧。

对张明远而言,这只不过是人生那辆失控列车刚刚开始俯冲。

在往后的二十年里,他拿自己半辈子的遭遇,印证了一个在那个特殊岁月里冷冰冰的职场铁律:

在体制的大盘子里,比“待遇”更要命的,是“信任”。

只要信任值归了零,哪怕级别只差那么一哆嗦,那也是隔着万丈深渊。

想把这事儿捋顺,咱得先翻翻张明远原来手里攥着多硬的一把牌。

开国将军里也有个叫张明远的,那是带兵打仗的主儿。

咱说这位,是搞地方建设的好手。

虽说名儿一样,也都在东北那嘎达待过,可要论起资历深浅,这位搞地方工作的张明远,其实比那位将军扎得还要深。

他早在1925年就入了党。

那是大革命的年头,他在老家玉田当过特支书记,搞农运搞得热火朝天。

后来大革命折了,白色恐怖罩着北方,别人要么撤,要么死,他硬是在白区那虎狼窝里潜伏了整整10年。

抗战一开始,他奔了延安,后来又转回晋察冀。

等到解放战争打响,他已经是冀东行署的一把手了。

这个位子有多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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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平津两场大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前线那是几十万张嘴等着吃饭,几十万杆枪等着子弹,这后勤补给怎么弄?

很大程度上全靠他这个行署主任在那儿闪转腾挪。

人们常说淮海战役是小车推出来的,那辽沈和平津的胜仗,功劳簿上怎么也得给这些搞支前的干部记上一半。

凭着这份硬邦邦的功劳簿,新中国一成立,他就被调到了东北局。

那会儿的东北局,号称“共和国长子”的大管家。

1952年,原来的书记调去中央,上面重新搭班子,定了三个副书记:头一个是林枫,第二个是张秀山,第三个就是张明远。

东北局管着辽吉黑三个省,身为第三把手,他在1952年定级的时候拿了个行政5级,那是板上钉钉,一点水分没有。

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他的前程本该是一路飘红。

岔路口出现在1954年。

那年头,高饶风波骤起。

这场政治地震晃得太厉害,身处东北局核心圈子的张明远,想躲都躲不开,一下子就被卷了进去。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其实已经堵死了。

工作不得不停,往后怎么走?

他当下拿了个主意:离风暴眼远点。

到了1955年,他跟上头摊牌了:党政这摊子事儿我不干了,想离开东北,换个清净地儿。

这心思其实挺明白——既然政治漩涡已经把自己裹进去了,那就往后缩一步,去搞搞学问、管管行政,找个“冷衙门”待着,没准能保个平安。

组织上点头了,把他打发到中科院办公厅当副主任。

从权力的中心,退到科研单位的行政口;从管着几个省的副书记,成了办公厅的副职。

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行政待遇从5级掉到了9级。

看着像是“软着陆”,钱少了点,车没了,但好歹人身安全像是有个底。

谁知道,现实比他琢磨的要狠得多。

1959年,反右倾那一波又来了。

这回,浪头直接拍在了已经坐了四年冷板凳的张明远身上。

而且,这回的滋味比上一回更让人喘不上气。

要是说1955年的降级是“皮肉伤”——无非是钱少车没;那1959年的遭遇就是“内伤”——直接把你眼睛蒙上,耳朵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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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了个怪事儿:

张明远明明是行政9级,按规矩算个厅局级副职,级别并不低。

可在干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简直成了“瞎子”和“聋子”。

17级是啥?

那是科级干部的门槛。

也就是说,他顶着个9级的帽子,却连17级小干部能看的东西都看不着。

在那个年月,信息就是政治上的命根子。

虽说名头上挂着厅局级副职,可实际上,组织一直是把他当成处级干部来使唤,甚至在政治信任这块儿,连一般干部都赶不上。

这才是最让老同志心里发凉的地方。

工资少两百块,勒紧裤腰带也就过了;没警卫没司机,两条腿也能走道。

可是,这种被组织体系当成“外人”防着的感觉,这种明明身在局中却被像防贼一样盯着的滋味,才是真正的煎熬。

从五十年代末跨到六十年代,阶级斗争那根弦越绷越紧,张明远的日子也越过越窄。

那个当年在白区潜伏十年都没露馅、在战火里统筹百万军粮的干练人物,在和平年代的政治大浪里,彻底抓不住自己的命运了。

想躲,没处躲;想干,没法干。

从1954年卷进去,到1979年最后落实政策、重新分配工作,这一晃,整整25年过去了。

这25年,恰恰是一个人年富力强、经验最足、最能干出点事儿的黄金岁月。

对张明远来说,从行政5级跌到9级,丢掉的不光是那两百块钱薪水,更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报效国家的门路。

那会儿的地方干部,名声确实没开国将军们那么响亮。

但在历史的犄角旮旯里,他们受的罪、遭的难,往往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更没法往外说。

张明远这点事儿,不过是那个大时代里,无数人命运起伏的一个缩影。

它给后人提了个醒:

在特殊的历史节骨眼上,一个人的才华和资历,在呼啸而来的政治大潮面前,有时候简直脆得像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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