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宽和 1 参加革命前后的家庭情况|政治处|政治部|李宽

在革命熔炉中成长

1930年 6月，我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宁化上曹坊农民暴动。几天之后，我自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在纵队司令部副官处当公差兵。

半个月之后，被挑选到红军宣传队当宣传员。当年 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年后，升任为宣传队长以及红十一师政治部宣传科和组织科科员。

1 9 3 2 年 8月红军在江西恒田实行整编，我所在的红十一师缩编为红五团。其间，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奉命离开政治机关下到一营三连任政治指导员。

1 9 3 3 年冬，经党组织选拔到了江西瑞金中央党校第二期学习，并在校部担任组织干事。

1934年 8月奉命调离中央党校，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任党总支书记。

10月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我奉命调往前线，在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八团政治处任党总支书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 年 “ 七 · 七 ” 芦沟桥事变后，为了服从抗战需要；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的红军实行大改编，组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並设立指挥部，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其间，我从红军援西军政治部宣传部文娱干事调至一二九师直属政治处任教育股长。

当年冬季，调任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敌军工作团主任。

1938年 5月，奉命到一一五师东进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任支队政委兼支队政治处主任。

1938年 7月，任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委员。

1939年 1月调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部任政委兼副司令、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津南支队支队长及支队政委。

1 9 4 0 年冬，调一一五师卫生部任政委。

1943年春奉命由山东滨海区回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第三支部。

1945年 8月中旬，由延安调往东北，在沈阳市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任政委。当年底，调任抚顺市满铁医院政委。

1 9 4 6 年春到通化市立医院任政委，5月初，任通化医学院政委和东北军医大学政委。不久，担任中国军医大学政委兼任中共兴山市委书记、市长等职。

1 9 4 9 年 9 月，我随军南下，参加接管广州第二批工作队，任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第三局政委兼党委书记。

1 9 5 2 年初，奉命到江西省南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高干文化速成学校学习。不久，文化速成学校由南昌迁到武汉办学。经过三年的文化学习，于1 9 5 6 年春毕业后调广东省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在广东省军区工作9年时间。

其间，曾经被推选为广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

1955年授上校军衔， 1 9 6 2 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1 9 5 7 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 9 8 8 年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 96 5 年 8 月奉命离职休养。现行政9级、享受正军级待遇。

参加革命前后的家庭情况

( 一 )

1 9 1 3 年农历九月，我出生于福建省清流县长校乡。曾祖父李先机举人出身。祖父李

耀文在我幼年时就去世了。父亲李凤生以帮人加工银器为生，母亲关氏是本省泰宁县人。我排行第二，长兄金和比我大7岁，三弟雍和，四弟平和。

因为家里穷，父母怕我们兄弟长大成人后难以办成婚事，所以事先替我抱个童养媳。她叫江玉先，是表亲关系，比我大1岁，从7岁时就到我家生活。其间，父母也替雍和胞弟抱了个童养媳，她姓邹，因患病无钱医治，7岁时就夭折了。

我们兄弟4人，加上童养媳和祖母，全家8人生活。祖母 70多岁时逝世，我父母分得祖产3间房、 1间牛栏和半担谷田(约两分多地)。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只好到外县开设打银店，后来银店倒闭，就挑着打银工具游乡做手艺，赚些钱来补贴家庭开销。每年开春，父亲就远离家门，四处做手艺，年底才回来过春节。年复一年，颠沛流离。

长兄十来岁时入私塾读了几年书.小小年纪本该继续上学，可是因为家中农活无人做，只好辍学务农，分担着家庭生活重担。父亲懂得培养子女读书的道理，原打算家里再困难也要供我读到高小毕业。但父亲手艺活赚不到钱，长兄20来岁，受社会的影响从不安心在家耕田，继而发展至不务正业，使家庭陷入更加贫困潦倒的窘境。我读私塾两年半，小学一年，高小半年(学费8元), !1 岁时就因家境贫困再也无法上学了。

1925年冬，国民革命的洪流冲击着闽西一带的闭塞山乡。四堡里江坊乡江和銮招兵买马，成立国民革命军游击支队，自任支队司令，并扬言黄月波司令将在沙县举行检阅并发放军饷。

我父亲得知消息后，亲自送我去江和銮部副官处当勤务兵。父亲指望我得到军饷后能有些钱寄回家过年，结果年关过后还没有发饷，希望变成了泡影。

原来，江和銮招兵买马是以“黄司令在沙县阅兵发饷”为诱饵，欺骗青年当兵。我在江部当了半年兵，亲眼看到这旧军队不但得不到军事训练和教育，而且兵营里整日搓麻将、打牌九赌钱。他们敲诈勒索，抢掠百姓财物，当地老百姓没有不怕兵的，见兵就躲得远远了。

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当兵的将自己的军衣送给老百姓家洗。待军衣干后，自己偷偷地把军衣取回来，却又向替他洗衣服的妇女索要军衣。那妇女说： “ 军衣不见了”。当兵的说： “这还了得，把我的军衣丢失了，要赔!”

我目睹这件事，很气愤，觉得在这样的队伍中当兵没有意思，于是就私自跑回家了。

但是，回家后也觉得没有前途，想继续读书，但父母供不起学费。后来，父母决定把家搬迁到相距长校 20多华里的曹屋村当佃户，租田耕种度日。其间，父亲游乡做手艺，我帮富户家放牛赚三餐饭吃。当长工放牛一年后，母亲患病无钱医治去世。

母亲的后事料理完以后，父亲觉得不能再呆在曹屋了，于是又把家搬到宁化县的上曹坊溪背八甲屋背，租房住和租田耕。其间，父亲靠替邹家银店帮工赚点工钱维持家庭生活，我在上曹坊高小学校当校役( 当地叫堂丁 ) 一年的工资仅有10元钱。

做校役一年半，至 1 9 3 0 年 6 月参加曹坊的农民暴动时，党的地下组织派我连夜赶去长汀县的管前镇送信迎接红军。第一次见到纪律严明、对待老百姓亲如兄弟的工农自己的队伍。

经几天思考后，我决心参加红军，未经父亲和家里人知道就报名参军了。

( 二 )

1930年 6月我参加红军离开家庭后，全家从曹坊搬回原籍长校乡。父亲仍以打银为业，于 1936年因病逝世，享年 60多岁。

三弟雍和于 1932年在长校参加红军第十二军，在一O 二团当兵，随部队转战福建、江西等地，至今下落不明毫无消息。四弟平和外出当造纸工，流离失所，活活饿死他乡。我的童养媳江玉先自我母亲去世后，就挑起家务事的重担，将我的小弟弟带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