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爱看历史，不仅是爱听故事，也是爱听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追究所谓的责任人。谈到宋元战争与南宋灭亡，贾似道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中国传统历史学家，与宋代之后的士大夫读书人，每每谈到贾似道，无不切齿痛恨，称他为南宋灭亡的第一罪魁祸首。不仅如此，传统史学家在检讨南宋一朝的政治得失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南宋盛产奸相，从一开始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秦桧，以及后来的韩侂胄、史弥远、丁大全，一直到贾似道。这些坐在宰相位置上的奸佞小人，可以说层出不穷。于是，让他们出头充当南宋灭亡的第一责任人，似乎显得非常合适。

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观察历史的眼界，就会发现，具体历史人物的影响力和行动自由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同理，反派人物、奸雄也是所谓“时势”的产物。具体来说，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局势，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在成立之初，就“先天不足”，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困难。这些，让南宋小朝廷制度的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缺陷，而贾似道等奸相的诞生，从根本上说，就是南宋本身危机与体制缺陷的产物。所以，要想真正厘清南宋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就要从南宋朝廷运转的底层逻辑说起。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寺地遵，写过一本《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他说在靖康之变中，仓促成立的南宋小朝廷，一开始就是内外交困，面临着那么几个问题。

首先南宋偏安东南，领土面积与人口比起北宋大大缩减，导致朝廷收入入不敷出，所以继续一场财政改革，目的在于给朝廷增收。其次，靖康之变中，北宋原有军队溃散殆尽，继续建立一支全新、有战斗力，而且听皇帝指挥的军队，来应对金国的入侵，同时维系小朝廷的有效统治。

以上两个尖锐问题，都需要南宋朝廷迅速建立一个相对高效的政治体系，来进行统治，同时贯彻财政与军事改革。最终，在1142年，随着统兵大将岳飞的冤死，这个被称为“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南宋政治制度，正式建成。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寺地遵就总结出了那么几点，首先是重申了北宋初年“重文轻武”的精神，军队将领要受到皇帝和文官的严格管控和节制。第二，是推行一系列财政管制措施，用增强税收、朝廷专卖等措施，来汲取民间财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而宰相变成了传达和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人，权力急剧膨胀。所以说，南宋之所以连续出现像秦桧，贾似道这样大权独揽，专权擅断的“奸相”，其根源就在这个“绍兴十二年体制”。

在很多历史通俗著作里，南宋是一个物质技术与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朝代，人民生活富裕，但实际上，到了南宋中后期，整个朝廷与社会，都面临着重重矛盾与危机。第一个弊病，是从北宋时代传下来的老毛病，冗官冗兵，光是支付庞大的军饷和官员俸禄行政开支，就吃掉了南宋朝廷收入的一大半。另外，由于和金朝与蒙古持续作战，导致南宋的军费开支进一步螺旋上升：比如1217年，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南宋财政窘迫，军费不足，急得宋宁宗只能用卖官鬻爵，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等手段筹措资金。另外，由于偏安在相对繁荣富饶的东南沿海地区，南宋宫廷与官员的日常生活日渐奢靡浪费，加剧了总体财政上的危机。第二个弊病，是南宋朝廷征收的田赋，实行的食盐、酒、茶叶专卖制度，以及对于海外贸易的垄断，持续升级，最终损害了民间的生产与交易积极性，造成了百业凋敝，朝廷财政收入持续下跌的恶果。第三个弊病，就是南宋“重文轻武”的统治策略，造成了军队战斗力持续低迷；同时，各战区统兵大将，又不得不攀附朝堂上的各个文臣集团，作为自己生存壮大的保证。于是，朝廷上文官之间的争斗，又外延扩大到了军队。这种倾向，又加剧了南宋军队内部的派系化与矛盾。于是，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贾似道登上了南宋末年的历史舞台。

从历史资料记载看，贾似道一出场，身上就拉满了各类奸臣的属性buff：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贾涉在宁宗时代做过淮东制置副使，也就是江苏至安徽地区的军事长官。从小，贾似道就有浪荡、轻佻的名声。1231年，由于姐姐被选入宫，成为宋理宗的宠妃，贾似道也时来运转，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贾似道在官场上的得意，并不仅仅是依靠姐姐的裙带关系和吹牛拍马。首先，他在1238年，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上了太府少卿，前往湖广地区管理财政，尤其是要解决朝廷纸币超量发行的问题。结果，贾似道完成得非常出色，朝廷对他的评价是“器资拔俗，机警过人”。随后，贾似道又历任沿江制置副使，两淮宣抚大使等职位，这些都是各边境重要地区的军事长官，负责调度军饷，建筑要塞，选拔将领等事务，而贾似道在各个方面都颇有建树。被后人誉为南宋末代军神的名将孟拱，都对贾似道赞誉有加，甚至在临终前特地给皇帝写了个奏章，希望贾似道接任自己的职位。你看，前面咱们说过，南宋中后期，朝廷有几个头疼的大问题，分别是军事防务，还有财政收入，而贾似道的履历堪称完美，又能理财，又能治军；在这样的乱世，从皇帝到朝廷上的百官，一开始都对贾似道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来力挽狂澜。

贾似道最终在朝堂上一飞冲天，靠的是一份战场上的军功。1259年，忽必烈指挥蒙古大军渡过长江，围攻南宋边防重镇鄂州，宋理宗紧急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指挥作战。由于蒙古军队不断攻破城墙，贾似道就指挥将士在城墙内紧急修建木栅栏，作为第二道防御工事，让蒙古军队无计可施。此时忽必烈得知自己的兄长，大汗蒙哥去世，再加上南宋各路援军不断抵达鄂州，于是决定撤兵回归，去争夺大汗宝座。于是，贾似道就顺理成章变成了鄂州之战的第一功臣，这次雷声大雨点小的胜利，也就变成了贾似道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接下来，贾似道又通过揣摩上意，笼络朝廷太学生，分化瓦解等手段，逐渐剪除了自己在朝廷上的政敌，独揽大权。

由于此时，宋元战争已经逐渐升级，所以，管理边防军务，布置对元朝的防御作战也成了宰相的重要职责。所以，确立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掌握，也变成了贾似道的当务之急。办好公务和达成一己私欲，在贾似道心里，完全是一回事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贾似道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首先是提拔重用和自己关系好，拥有重兵的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堂兄弟），以及李庭芝等将领，随后又推出“打算法”，也就是针对各军区将领进行军费审计结算，来清除异己，直接导致一批不肯依附贾似道的将领被打压贬斥。其中，就包括和吕氏兄弟有矛盾的名将向士璧、坚守四川钓鱼城的王坚，以及来自金国的投降名将刘整。尤其是刘整，最后被迫渡过长江投奔元朝，成为忽必烈灭宋战争中倚重的主要顾问。反过来，被贾似道一向包庇和支持的吕氏集团，几乎总揽了长江防务，一手遮天，几次失败后为了逃避责问，索性集体投降蒙古，导致了南宋防线的土崩瓦解。

另外，贾似道为了稳固自己对于军队的掌控，不停地在各大战区领军将领之间人为制造分裂，自己居中调停制衡；这种权术带来的副作用是，在宋元战争后期，各路将领之间不能通力协作，反而互相观望拆台，最终导致战局恶化，不可收拾。就这样，工于心计的贾似道，逐步把南宋朝廷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但他忽略了两点，首先，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朝野上下会把朝廷的决策，看作贾似道个人意志的体现，任何一点失误都会招来针对他个人的攻击和批评；其次，南宋整体制度积弊太深，再加上蒙古大军压境，作为个人的贾似道，完全没有时间和资本，来改弦更张，只能将错就错，头疼医头；由于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案例。

第一个，就是贾似道于1263年开始推行的“公田法”，这也是贾似道财政改革的重点，说白了就是朝廷强制性地从官员和富人手里购买超出限额的田地，变成公田，交给佃户耕作，以田租来充当军费。为了顺利推行政策，贾似道以身作则，首先献出自己在浙江拥有的一万亩田地，充当公田，随后一批南宋的皇室宗亲和高官也纷纷效法，献出自己手中的超额田地，给予朝廷。但是，“公田法”迅速变了味儿：毕竟，大官僚和地主可以通过贿赂和手中的特权，瞒报土地，于是，负担很快被转嫁到了小地主和普通农户头上，被官府强制要求出售田地。本来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他们，顿时面临着食不果腹，沦为流民的后果。更糟糕的是，由于“公田法”制定的目标是购买1000万亩，而南宋朝廷压根没有那么多预算来支付田价，所以贾似道只能用缺乏准备金，不断贬值的纸币和空白的“官诰”，也就是官员委任状来凑数：原本价格一千贯一亩的良田，官府的强制收购价仅仅是四十贯，而且支付手段一半是不断贬值的纸币，一半是近乎废纸的官诰。这项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南宋朝廷的财政压力，但也搞得民怨沸腾，直接导致了日后贾似道的倒台。

第二个案例，就是1275年2月爆发的丁家洲之战。这场战役，也可以被看作是决定南宋覆灭命运的决定性一战。在此之前，元朝宰相伯颜已经率领大军，攻克了南宋长江防线上的重镇鄂州以及阳逻堡。在朝廷的严命下，贾似道只得孤注一掷，亲自上阵，临出行之前还给皇帝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出师表”，随后率领13万宋军，2500艘战船抵达丁家洲，也就是安徽铜陵附近。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南宋最后的精锐之师，这一战，也是贾似道挽救自己名声的最后机会。然而，想象中的大决战，只进行了一天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兵力还占据优势的宋军，居然一触即溃。这次失败的外因，是元朝已经建立了一支能够媲美南宋的水师战船部队，还动用了中亚工匠制造的大威力配重抛石机，水陆两个战场齐头并进，互相掩护；而内因则在于，贾似道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将领们各有各的小算盘。岸上的陆军统帅孙虎臣，才能平庸，是贾似道一手提拔的新人。而水师的统帅夏贵，虽然久经沙场，还是贾似道的亲信，但他一方面嫉妒新得宠的孙虎臣，一方面则担心如果宋军得胜，那么自己之前丢掉重镇阳逻堡的责任，就要被朝廷追究；所以，与其让贾似道领功，自己倒霉，不如消极迎战，大家一起背锅；反正除了自己的部队，南宋已经没有其他可倚靠的水师兵力。于是，夏贵索性在开战后不久，借口态势不利，直接撤军。

当然，说到底，战败最终的责任人，除了贾似道，还有对他寄予厚望的南宋朝廷：在大战即将开打之际，忽必烈依旧没有关上和谈的大门，还在与南宋沟通，这也让贾似道感觉自己还有希望，可以不战而胜，所以对军事方面的布置，自然没那么上心。而南宋朝廷呢，在危急关头，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北宋开国之初的“文臣管武将”政策，那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一点，宋代军事历史学家曾瑞龙曾经有过深刻的分析与检讨：两宋时代，朝廷上下，都有一种执念，就是让文臣执掌兵权。这样做，首先能保证军队的忠诚度；而第二重好处，据说是：比起性格急躁、暴烈的武将，文官一般比较老成持重，不会轻易出兵和敌人进行野外决战，而是坚守城池要塞，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文臣还善用智谋，能够在战前有效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正好可以扬长避短，掩盖宋军不善于机动野战的缺陷。当然，宋代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证明，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在军事方面，贾似道可能是个出色的后勤与行政管理专家，但毕竟不是能运筹帷幄，决胜战场的指挥官，无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制造奇迹。

丁家洲之战后，无论是整个南宋政权，还是贾似道本人，都迎来了命运的急转直下：在元军随后的东进中，从江东到淮西地区，各个南宋防线据点与重要城市，纷纷不战而降。而贾似道，则在满朝文武官员的痛骂中，被剥夺了原有的官职和头衔，降为高州团练副使，事实上就是变相的流放；7个月后，落魄的贾似道在漳州，被负责护送的官员郑虎臣杀死，时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