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可以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与生命，这种传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影响力与魅力所在。

首先，作为诗词的欣赏者，理想的读者，应该拥有三重不同的解读境界：第一，是感性的审美。比如，李商隐的名作《锦瑟》，我们一开始虽然读不懂，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秀丽的辞藻描绘的意象里，感觉到一种美，什么锦瑟、沧海、明珠、华年之类的。这一步完了，那么我们的好奇心和对美的追求，就会让我们进入第二重，反思的说明性阅读，简单来说，就是，这些美丽的形象后面，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比如“望帝春心托杜鹃”，表现的就是一种带着深深的遗憾，却又不肯忘却放手的追忆之情。而最后的第三重，就叫历史性的阅读，就是把作品本身放回到作者身处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时代中去；比如叶嘉莹就说，为什么《锦瑟》不是一首爱情诗，而是一首追悼亡妻的诗歌，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创作时李商隐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而且也明确对身边人提出的续弦建议表示了拒绝，并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动力去支持他寻求一段全新的感情。所以，这是一种类似“情景还原”的方法，可以更真实地阅读诗人创作背后的意图与情感。

反过来说，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也有三种模式，分别是赋、比、兴。这也是三种不同的，引发读者情感共鸣的手段。所谓赋，就是直白地描写一个对象，通过鲜明的形象描述，来引发读者的关注与兴趣，比如王昌龄的《从军行》，一上来就是“青海长运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类似电影大片一样，一个恢宏磅礴的画面给到你。第二种比，则是作者内心先有了一种浓烈的情感，再从外部世界里寻找一个具象化的客体，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去，比如《诗经》中的《硕鼠》；而最后一种，兴，最为曲折，是作者先看到外在的事物，从而激发出内心的发散与联想，再被凝练为某种情感的过程。说到这里，叶嘉莹就感叹说，在她前往美加地区教书访学，发现当时西方文学理论在研究剖析中国传统诗词的时候，如果遇到头两种模式，还勉强能领会，解释下，而遇到第三种，比较天马行空的“兴”，就不免解释乏力，甚至产生各种附会和误读；而这本书描写的主人公，唐代诗人李商隐，恰恰就是使用“兴”的大家，只有那些读懂了李商隐作品中文字密码的读者，才能贴切地体会到他作品秀丽辞藻和丰富想象力背后的真实情感。

每一首经典的中国传统诗词，都有一个关键词，称为“题眼”，也可能存在于诗词题目中，也可能在某一诗句中。读懂了题眼，才算读懂了整首作品。在我们的文学、诗歌，千年历史形成的沧海里面，有一滴美丽的泪珠，那就是李商隐留下来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