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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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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亞學報》，第三十四卷（2017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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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計13000字，閱讀時長約為48分鐘

英文題目及摘要附於文後

Title and abstract in English are attached at the bottom.

1598年九月末十月初，董一元率領明軍三萬餘人，攻打駐守泗川的日將島津義弘部隊。戰事初期，明軍節節勝利，十月初一日，在攻打泗川城門時，彭信古營火藥爆炸，引發明軍慌亂，馬兵先奔，步兵潰退，日軍從城內殺出，明軍大敗。死傷六千餘人，日軍將明死亡士卒的鼻子割走帶回日本，頭顱則葬在泗川。長期以來，對於此戰日軍主帥島津義弘的姓名、明軍傷亡情況、戰事細節，出現許多不同的說法。本文在綜合運用中朝日史料的基礎上，試圖考辨出真實情況，進而說明研究中國史有「從周邊看中國」的必要性，而研究韓國、日本史，也有從中國視角來思考的重要性。

1597年，朝鮮王朝丁酉再亂之時，發生了一系列戰役，明軍遭遇一系列敗仗，以南原之役、蔚山之役和泗川之役，影響最大，當時明朝廷以為這是三次敗仗。對於蔚山之役的評價，中朝兩國有著絕然不同的看法，蔚山之戰原本是場勝仗，因為明朝兵部主事丁應泰顛倒黑白，硬說成是場大敗仗，朝鮮宣祖國王派使臣前往明廷辯誣，竟然演變成了中朝間的外交事件。南原之役與泗川之役，則是兩次影響較大的敗仗，但是兩場戰爭明軍主帥的命運卻不同，南原之役的主將楊元被斬首，泗川之役的主將董一元則未受大的處分，原因何在？即便是敗仗，中朝日間的史料也有些差異，戰事情形到底如何？而有關這次戰役的經過以及明軍傷亡的數字都有不同的說法，明軍士卒傷亡確切數字是多少？本文將就這些問題，略加考釋，力求探其真實，以就教於海內外方家。

一、泗川之役之背景與中日雙方兵力之分析

1598年，蔚山之役後，因為受到丁應泰的彈劾，明軍統帥經理楊鎬被罷職回國，以萬世德取代。當時日軍虎視眈眈，頗具威脅性。「九月，倭將淸正及行長分屯蔚山、順天兩邑，沈安頓吾屯泗川，其勢連亙千里，首尾相應，急報日至。朝臣震恐，爭獻車駕出避之計。」明朝史料有更詳細的說法：「東路則清正，㨿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曵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㨿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慓悍，稱勁敵。」針對日軍的這種情況，經略邢玠鑒於島山之戰，明軍無水軍增援，早在戊戌（1598年）二月，就令都督陳璘率廣東兵為水軍，將明軍分為四路應對。「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汛地，相機行剿。」正準備進攻之時，中路主將李如梅因其兄李如松在遼東戰死，明廷將他調回遼東。於是，經略邢玠指令董一元取代李如梅，為中路主將。

董一元乃宣府前衛人，其父董暘、兄董一奎皆為一時名將，出身將門之家。《明史》稱：「一元勇如兄，而智略過之。」嘉靖以來，他歷任薊鎮遊擊將軍、石門寨參將、副總兵、昌平總兵官。萬曆十五年（1587）為薊州總兵時被罷，旋起用為副總兵。征討哱拜之亂時，有功，升中府僉事。1597年，朝鮮丁酉再亂之時，董一元隸屬邢玠麾下，參贊軍務。李如梅離任，他接任為禦倭總兵官，為中路主帥，被委以重任，主攻駐守泗川的島津義弘部隊。

泗川縣，位於朝鮮王朝慶尚道。最初名史勿縣，新羅景德王時，改名泗水，歸屬固城郡。高麗初，屬普州任內，高麗顯宗辛亥（1011年），更名為泗川。高麗明宗壬辰（1172年），始置監務，朝鮮王朝沿襲其建制。太宗十三年癸巳（1413年），例改為泗川縣監。乙未（1415年），始置兵馬使，兼判縣事。世宗五年（1423年），改稱兵馬僉節制使。在半島南部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軍事重鎮，隸屬晉州掌管，「東距固城十二里，西距晉州八里，南距晉州未文鄉十七里，北距晉州十六里。」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因此，日軍派島津義弘統率薩摩兵駐守於此。島津所駐守的泗川城，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征韓偉略》如斯曰：

義弘所築城，號之泗川城。其列砦者四，永春、望津、晉州故館，明人稱故館為舊寨（征韓錄）。望津之寨，尤為天險，北倚晉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力，為犄角，皆峙於新寨之前。新寨三面環海，一面通陸，義弘居之。

可見，當時島津義弘所築之泗川城，相當堅固，其列四寨，彼此互相協防，相互依存，乃易守難攻之勢。

有關日軍駐守泗川的主將名字，在中朝史料中，有 「島津義弘」、「石曼子」、「沈安度」、「沈安道」、「沈安頓吾」等等不同的說法。朝鮮國王李昖亦曾就此詢問過明軍遊擊茅國器，「沈安道、石曼子、義弘，初非三個人，而實是一人之名乎？」茅國器給予肯定回答。可見，在當時就引起了許多誤會，即便是朝鮮國王亦有所耳聞，他才會就此問題詢問茅國器。其實，當時明軍多稱之為「石曼子」，在《明神宗實錄》及相關史書中，皆用此名。乃「島津」的日文讀音「しまづ」轉化而來的。而其他名字多出現在朝鮮史料中，朝鮮史料中亦偶用「石曼子」的名字。而「沈安度」、「沈安道」、「沈安頓吾」等，乃是朝鮮人讀「島津」發音不准所致，因這種錯誤，當時朝鮮有傳聞他與沈惟敬同姓「沈」，故而沈惟敬能夠自由出入日軍營。趙慶男《亂中雜錄》引述當時的傳聞曰：「是時，人言騰播，箕城賊將有沈安度者，與惟敬同姓，以此惟敬出入賊中云。」這種說法引得趙慶男感慨曰：

愚竊疑其誣矣！賊將島津兵庫頭義弘，是時與義智同在平壤。島津，姓也；兵庫頭，官也；義弘，名也。後丁酉之亂，行長、義弘自河東直向南原，時沈惟敬在遼東送管下牛把總止之，而不得其時。亦云行長、安度等兵及其退屯也，義弘陣泗川，我國人皆曰泗川賊將沈安度與沈遊擊同姓，以此見之。沈姓之說必其虛矣！倭賊號其將，必以官而不名，如順天之賊號中納言行長，曰注樂甲，倭音與我異，中音注納音樂言音甲，而我人傳聞者，以注樂甲為行長之名，以此疑沈安度之說。後問走回人，則倭音島為沈安，津為度云，惟敬同姓之說分明誣矣！壬辰犯順賊將三十六，丁酉再犯賊將二十七，沈安度則名無，此由倭音傳播之誤。

從上可知，朝鮮人懷疑沈惟敬之所以與日人和談，且為日人接受，乃是因為日將有名沈安度者，與沈惟敬有同姓之緣，故而接受他的和談。趙慶男則予以批駁，認為這是無稽之談，主要有幾個理由：第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誤傳，乃是因為朝鮮人對於日文發音不明，對日人之姓名不熟，故而弄混者。第二，日人多稱官職，而不會直呼其名，所以言「沈」為姓者，明顯錯誤。第三，日將中沒有名叫沈安度的人，壬辰日軍將領三十六人，丁酉日軍將領二十七人，姓名皆可考，唯獨沒有名叫沈安度者，故而此說必謬。可見，儘管當時有許多謬傳，趙慶男力證其誤，並解釋其因何而錯，所言甚是。

事實上，當時朝鮮人對於島津義弘這支日軍的戰鬥力，還是相當瞭解的。《朝鮮宣祖實錄》曰：「泗川留駐倭將沈安頓吾（即石曼子也），乃蕯摩州強悍之兵。與關白一度交鋒，死傷各數百，未決雌雄而退。」曾經與關白豐臣秀吉爭鋒，也不分勝負，可見，戰鬥力相當強。而在《看羊錄》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其曰：

有曰義弘者，稱島津兵庫頭（島津者，姓也；兵庫頭者，武庫之長也）。世據薩摩、大隅、日向等州，地近大唐及琉球、呂宋等國。唐船、蠻船，往來不絕。倭之來往天朝方及南蠻者，路必由此。唐貨、蠻貨，充牣市肆。唐人、蠻人，列廛比屋。義弘武勇，又冠諸倭。倭人皆曰使義弘居用武之地，雖並呑日本無難。其麾下極精勇，又皆世臣。及信長之季，盡呑九州島。（西海一道，總九州島，島壹岐、對馬不數焉。） 秀吉代立，親往爭之，卒無成功。義弘自歸六州於秀吉，而據前所有三州。

可見，島津義弘世居薩摩、大隅、日向等州，乃是處於日本西南部，是日本與朝鮮半島、明朝、琉球以至呂宋等國的交通要道。平時與外國交往非常頻繁，貿易往來極為密切，因而所據之地相當富裕，而他對於周邊之朝鮮、明朝、琉球等地也多有瞭解，是當時日本對外交往最為密切的區域。與此同時，島津義弘所率之部卒相當英勇，戰鬥力強。在織田信長之時，他率部吞併了九州島、壹岐、對馬等地方，擴大了地盤，也鍛煉了隊伍，戰鬥力得以加強。所以當豐臣秀吉取代織田信長之時，他還率部與豐臣秀吉爭天下，後來被打敗，只好割讓六州給豐臣秀吉，自領三州。他雖系豐臣秀吉之敗將，被迫臣服，但是豐臣秀吉並未滅掉他，而是將他派往朝鮮，成為侵略朝鮮極為重要的一支部隊，是日本主力之一，不可小覷。至於當時島津所部到底有多少人呢？就在戰事發生之時，《朝鮮宣祖實錄》有曰：

至於賊數去留多寡，則本賊去來無常，朝夕異形，各處邊臣馳報，多得於走回人等傳說，前後不同，委難的指。姑據各處哨報，慶尚左道蔚山郡，約有一萬餘名，即淸正所領，西生浦約有四五千名，或云一萬餘名。釜山浦約有四五千名，梁山郡約有四五千名，即甲斐守所領。右道金海府，約有一萬餘名，即豐直茂所領，德只島約有四五千名，固城縣約有六七千名，巨濟縣約有四五百名，晉州約有四百餘名，永新縣約有二千餘名，泗川縣約有七八千名，或云一萬餘名。昆陽郡約有三百餘名，南海縣約有一千餘名，即平義智、平調信等所領，昌原府、熊川縣兩處留賊，未知的數，而熊川縣即大營豐茂守所領。

從這段史料看，當時島津所部日軍大致從七八千到一萬左右，也就是說最多一萬人，即便加上周邊其餘各部也不足兩萬人。

當時董一元所部明軍又如何呢？朝鮮史料亦有記載。申欽在《象村稿》中，有曰：

是年九月，軍門經理（邢玠）分遣諸將於四路，大舉征之……提督董一元主中路。副總兵李如梅、遊擊將軍塗寬、遊擊將軍郝三聘、遊擊將軍葉邦榮、遊擊將軍盧得功、遊擊將軍茅國器、遊擊將軍安本立、副總兵李甯、副總兵張榜等咸統於一元。

各路人馬皆有說明，根據申欽《象村稿》卷38《天朝先後出兵來援志》中，所提及中路董一元所統部屬，現將其所說各部所統士卒數目，清單如下：

根據申欽所記載的數目推算，董一元所統帥的明軍士卒為29050人，也就是三萬人左右。申欽記載明軍四路南北兵合計「十四萬二千七百餘」，這個估算也大體上符合總數的分配。也就是說基本上是明軍三萬人與日軍一萬人作戰，從數量上看，明軍有很大的優勢，即便所面對的是號稱「慓悍」的「勁敵」島津義弘之部隊，也毫不遜色。董一元部隊，馬軍占三分之一，步兵占三分之二，也大體上合乎情理。兩軍對壘，最終結果如何呢？

二、有關泗川之役幾種說法異同考釋

泗川之役發生在戊戌（1598）九月底十月初，乃是邢玠四路進軍中的一路。當時邢玠指揮明軍四路進擊，與日軍展開決戰之勢，進展皆不大順利，以中路董一元之失敗最大，傷亡最多。有關這次失敗，明、朝鮮與日本史料多有載錄，情節儘管基本相同，細節上還是有較大差別。韓國史料中有趙慶男《亂中雜錄》、《朝鮮宣祖實錄》、申欽《象村稿》等著述的說法；而明朝史料《明神宗實錄》、茅元儀《武備志》等書中，也有載錄；日本《豐臣秀吉譜》、《征韓偉略》等史書更是極盡渲染，大肆誇耀日軍之勝利。下面就這幾種說法略作比較分析，以澄清迷霧，還其真相。

朝鮮王朝趙慶男《亂中雜錄》載錄曰：

（九月）二十六日，董一元敗軍於法叱島。初一元進圍賊城，連日攻戰。義弘登城備禦，日日示弱。一元謂諸將曰：可以滅此朝食。督軍薄城，義弘募兵持焰焇數斛，潛埋城外。掘旁穴，持火潛伏，自領軍出戰，佯敗入城。城門不閉，天兵追入。義弘縱兵逆戰，死屍山積。俄而火發軍中，士卒燒盡。眾賊大呼乘之，死者不可勝言。一元僅以身免，遁向三嘉之路。賊兵追至晉州，屯於帝釋堂，未久還陣。即以大兵輸入南江站軍糧一萬二千余石。一元至星州，收兵留鎮，居昌站軍糧八千余石，亦為散失。

從趙慶男的記載看，這次泗川之戰，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董一元之敗，乃敗於島津義弘之計謀。董一元連日攻戰，島津義弘則日日示弱，大戰之時，誘敵深入泗川城內，伏兵大起，斷其後路，用火攻，擊敗明軍；第二，明軍損失慘重，死亡甚多。董一元僅以身免，損失糧草亦多；三，董一元之敗於火攻，此火拼非是明軍火藥庫爆炸，而是島津義弘故意設伏所致。第四，此戰的時間為宣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趙慶男的說法，只能是一家之說。《朝鮮宣祖實錄》較其說法，有所不同。《宣祖實錄》逐日記錄戰事的情況，讓我們更能把握戰事的發展進程。其寫法則是載錄前線傳來的啟文，因為從前線到後方，有一定的路程，因而其所載戰事較之前線發生的時候總是晚些日子。十月初一日（癸丑），邢玠的接伴使盧稷啟曰：九月二十八日，董一元攻入泗川，斬獲八十餘，日軍退入新寨。初四日，接獲董一元接伴使李忠元啟：明軍攻泗川時，有四百日軍逃入新寨。斬獲日軍八十，明軍遊擊盧得功戰死，日軍副將亦被打死。八日，再接獲軍門邢玠都監啟，則曰：

董提督差官來言：「董提督既攻晉州，乘勝進逼，泗川、東陽（疑為「昆陽」之誤） 之賊，不戰而散走。遂進攻新寨，以大炮打破城門，大兵欲入之際，茅遊擊陣，火藥失火，陣中擾亂，倭賊望見開門，迎擊左右，伏兵四起，大兵蒼黃奔潰，死亡之數，幾至七八千，提督退晉州」云矣。

從十月初一日到初八日，連續接到前線傳來的三道啟文，一個比一個詳細，最終明白戰事的全貌。其所陳述之細節與趙慶男《亂中雜錄》所陳述，大有不同。從幾段史料可知：第一，最初董一元進攻很順利，攻克晉州之後，乘勢而來，泗川、東陽（昆陽）之敵軍，皆不戰而逃。第二，進攻新寨之時遇挫。先以大炮轟城門，城門即將被攻克之時，茅國器陣中火藥失火，遂亂陣腳。城內之日軍遂乘機反攻，明軍遂敗。第三，明軍死亡人數，「幾至七八千」，相當慘重。董一元只好退守晉州。

申欽《象村稿》中，有更多細節，其曰：

山東糧餉海運事，聖旨丁寧，不勝感激。但水路轉運，遲速未可知。今者楊總兵、吳總兵，已領兵啓行，不久當到小邦之境，大兵亦當次第進到，恐此時小邦乏糧，不能接濟，則豈不誤了大事乎。願先發遼左之穀，俾無臨時缺食之患」。

為什麼明朝在壬辰倭亂時沒有實施海運，在丁酉再亂爆發前卻開始考慮海運問題？我們再來看上述引出萬曆帝諭旨的兵部左侍郎李禎的題本。

董一元統大兵攻沈安頓吾於泗川。按察副使梁祖齡、監軍提督與諸將會伽倻山下，詗察賊勢。是月十九日，督向三嘉，夜馳百一十里，黎明涉南江，屯於望晉峰前野，賊望見大軍而遁。昆陽、永川、新寧之賊亦焚寨而遁。二十一日，提督遣麾下㺚騎往昆陽，斬十二級。提督留七日不戰，待西路之報。二十七日，我國將官等固請決戰。提督以步兵二千、馬兵一千授鄭起龍為先鋒，抽出各營精銳合四千親領之，直抵泗川城下。賊出城拒戰，有賊將一人錦袍金鎧，躍馬以前，中軍方時新射，中其頰斬之。盧得功先登，中丸而死。諸軍合擊，斬一百三十級，日未暮，提督整軍回營。翌月初一日，提督復進賊柵逼之。火起彭信古軍中，各軍大亂驚潰，人馬相蹂。賊乘之，挺劍亂斫，提督僅以身免。

這樣就相當完整地呈現了這場戰爭的全貌。事實上，戰事最初階段，董一元部進展順利，屢有斬獲。從九月十九日開始，前三天進展順利，但是之後董一元竟七日停止不戰，留待西路進軍消息，這樣錯過了最佳時機。明人茅元儀《武備志》對此事的敘述，與《象村稿》的敘述類似曰：

於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遂大勝，奮其營，倭退守於泗川……二十八日夜半，襲泗川，驍將李甯以先入，失道陷沒，我兵反為所乘。及曉，我兵四集，倭奔敗，遂斬獲數百。倭棄城奔新寨，乃燒其東陽倉。二十九日，議取新寨，即義弘所居也。國器曰：「倭雖敗，而士尚眾，並歸大營，其守必力，攻之不下，而援兵四集，往事可鑒也。不若先攻固城，倭方挫，未敢出救。固城拔，則新寨援絶。此長策也。」 一元狃於屢勝，掀髥曰：「疾雷不掩耳，寨將不戰而下矣。」遂進師，城幾壞而木杠破，藥煙障目，倭遂乘之，我兵大敗奔潰。國器欲死守望津，而諸將已不能軍，乃還星州。

戰事發生的時間看，趙慶男說是九月二十六日，與其它說法明顯不同。大致而言，從九月十九日開始，董一元發起與泗川日軍作戰，一直到二十一日，都進展順利，節節勝利。但是一直到二十八日，董一元始終滯留不進，因而錯失戰機。二十八、二十九日攻泗川城，互有勝負。十月初一日，在攻城之時，發生火藥爆炸之事，戰事逆轉，以致大敗。

日本史料《豐臣秀吉譜》對於新寨之前的戰爭，一直是董一元採取主動，明軍取得了勝利，並不諱言，只是在圍攻新寨之時，島津義弘部隊才伺機反攻，并大敗明軍。事實上，董一元軍已經攻破了日軍三寨，只剩下新寨了，於是董一元指揮大軍於十月初一日，對新寨發起猛攻，其曰：

九月，董一元在晉州，屢運謀欲攻新寨……茅國器率兵涉河，日本兵出拒之。時望津城火，日本兵先歸救火，國器乘勝攻入望津而放火。董一元遣兵破永春城，而縱火千近里。其夜又急攻昆陽，月下挑戰，島津兵士所斬馘雖頗多，而多寡不儔，故去昆陽，保於泗川，於是董一元聚兵將與義弘相戰……董一元使茅國科持金帛，到新寨，說義弘以和親之事。郭國安亦贊其畫，然義弘遂不從，不受金帛而還之。於是董一元聚兵，二十八日夜半，將襲泗川。時義弘兵在泗川者，可三百騎也……遲明，董一元率軍進攻泗川，城兵恐其被圍，即遣人於新寨乞援兵，而後騎步三百出城奮戰……一元軍兵既攻入城中而揚火……既而，明兵燒東陽之糧庫，進圍新寨……

十月朔日，董一元遣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步兵三列，郝三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馬步四列攻新寨。國器、邦榮、信古到城壁下，以木槓欲破門扉，時木槓破，而火燒其藥，黑煙叆叇，明兵迷騷。義弘急擊之，明兵敗走。忠恒率兵擊彭信古三千兵，大破之，縱橫翦屠，三千兵悉死，其幸免者僅五、六十餘也。郝三聘、師道立亦同敗奔。國器、邦榮見之，謂城中無人，即督一萬眾均進向城，義弘帥殘兵五千，大呼竟擊明兵，亦忘死相戰。然精兵千騎悉死。依是諸軍皆敗北，藍芳威亦逃走……至是明兵大敗陷死亡者，不知且千萬也。

這段出自《豐臣秀吉譜》的日本史料對於相關細節，可補中朝史料的不足。在董一元攻破永春、昆陽，并圍攻泗川之時，他派遣茅國科前往島津義弘所處新寨議和，「董一元使茅國科持金帛，到新寨，說義弘以和親之事。」這才是二十一日之後，董一元一直滯留不進，直到二十八日才再進攻的原因。他希望島津義弘能接受和談，免得兵戎相見，彼此傷害。而對於十月初一日，明軍失敗之情況，也較為清晰。明軍步兵三列，騎兵四列圍攻新寨，三列步兵攻入城下，即便彭信古營火藥爆炸，進攻受挫，茅國器與葉邦榮部還是繼續進攻，受到激烈抵抗，但因騎兵部隊先逃，步兵進攻受挫，才最終導致戰事不利。從細節上來說，日本史料的陳述更為清楚些，還原了不少情節。

戰事結束後，董一元給朝鮮國王一份揭帖，陳述戰事情況曰：

昨藉威庇，得破望晉山、泗川諸寨，繼攻沈安道，不期各寨餘孽，盡投歸併，而水陸援倭皆至。雖然四集我兵，力攻已有成效，可期結局矣，不意天不從人，我兵炮藥，一簍火發，躱焰一閃，而倭即乘煙突出，混戰良久，彼此皆有損傷。暫退息兵，以圖再舉。

董一元如此輕描淡寫地彙報其失敗的經過，引得《朝鮮宣祖實錄》纂修者的批評，曰：「泗川之敗，提督之軍，過半致死，資糧、器械，盡為賊有，提督僅以身免，今乃曰彼此皆有損傷云，則其虛張誇誕之習，至此可見。」認為其部隊死傷過半，而輜重全部喪失，他本人僅以身免，卻說彼此皆有損傷，認為其「虛張誇誕」，所言不實，對董一元的說法予以嚴厲批評。不過，其所謂「提督之軍，過半致死」，是否正確，則值得探究，是否果真如此呢？

三、泗川之役明陣火藥爆炸與士卒傷亡數目分析

明軍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陣中火藥爆炸，原本處於主動進攻的態勢逆轉，以致大敗，那麼具體情形如何呢？上文多處提到明軍陣中火起，邢玠都監啟稱「茅遊擊陣，火藥失火」，董一元雖未明言，但也提及此事，那麼具體情形如何呢？對於火藥如何起火的，《邢司馬征平秀吉》文中，有清楚的敘述：

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遊擊茅國噐、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則攻城，騎兵遊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遊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垜數處，步兵齊至壕，砍䕶城柵，湧入急，營中槓破火藥，發煙漲天，倭乘勝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

這段史料將明軍攻城情形清楚的交待，三個步兵營用大炮攻城，從辰時到未時，攻了四個時辰，已經擊碎數處城垛。用大木槓頂擊城門，幾乎打破了城門。步兵湧入城壕，清除柵欄，即將攻破城門之際，忽然彭信古營一尊大炮炸裂，引燃火藥，明軍陣勢發生激變，馬兵先逃，步兵隨之，日軍從城中殺出，以致大敗。

可見，火藥爆炸不是出在茅國器營，而是彭信古營中。「（彭信古）江夏人，與丁主事同鄉。或云黃州人。泗川之敗，皆信古之罪也。以其兄遵古、好古，方在內用事，故得免軍法之誅，仍授節將之任。」《朝鮮宣祖實錄》對彭信古極盡批評之言，曰：「貪饕狂縱，日以克錢為事，標下軍兵，無不怨罵。」言其每日沉溺於酒肉之中，貪污軍兵糧餉，致使部屬怨聲載道，罵不絕口。十月十七日，《宣祖實錄》載錄明監察御史陳效題本，分析失敗原因：

是日進攻，賊不敢出戰，偶因營中水藥（應是火藥之誤）被焚，煙焰蔽空，我兵走避，賊遂乘勢突來。馬兵望風失奔，步兵失勢狼狽，賊追至江始回。我兵損傷甚眾，所有糧草盡行丟棄。功在垂成，壞於頃刻，此豈天意？人謀亦甚疎矣。全軍皆出，不設老營，馬步齊攻，並無後應，俱失算也。一見倭來，望風披靡，騎兵在先，縱橫塞道，而步兵委之鋒鏑，此本道所為，扼腕切齒。蓋邇來大阿到持，法令不肅，有罪不懲，何以警後？査得步兵措手不及，稍有可原。馬兵先逃，則罪浮於步。而馬呈文、郝三聘二營，實先倡之。乞査實參處等因到臣，臣按査馬呈文、郝三聘，畏敵先奔，罔念援抱之義，委眾鋒鏑，全無死綏之忠。一敗頓損國威，三尺難逃天憲。合聽督臣審實，明正軍法。遊擊師道立、柴登科、茅國器、葉邦榮、藍芳威、原任遊擊彭信古、原任副將祖承訓等，不能設伏戒嚴，遇賊衝突，竟爾捧頭鼠竄，致使困獸，蹂躪我軍。均應重懲，姑令戴罪殺賊，用期後效。

又，日本人川口長孺《征韓偉略》對於相關細節的記述，可以給予補充，其曰：

戰自卯至巳，明兵用木槓打破城門一扇。而信古兵皆京城無賴，不善火器，木槓破藥發，半天俱黑，明兵自驚亂。義弘父子一時殺出，彭兵先走（平攘錄）……郝師騎兵方環城而射，見信古敗，亦走（平攘錄）。國器、邦榮察我兵空城逐北，謂乘虛陷城。其兵一萬許，旋旂將再攻城。島津忠長悟之，防敵兵……皆令下馬短兵相接苦戰。明兵恃眾竸進，圍之數重……（日）俄發矢銃，輿隸驚，前軍回顧，忠長乘機奮戰，敵遂退，我兵益競追擊（征韓錄）。蘭芳威欲斷後不能，一元術盡，眾皆潰。

《征韓偉略》儘管站在日本的立場，與前面提及的《豐臣秀吉譜》相同，對於明軍之敗有誇大之嫌，但其所提供的相關細節，還是有助於我們掌握這次失敗的具體情形。從其所述可知，儘管彭信古營因火藥爆炸而先奔，但並沒有完全扭轉戰事的情形，只是因為茅國器、葉邦榮攻城失利，日軍趁勢殺出，才最終導致戰事大敗。

《明神宗實錄》亦曰：

不意諸將輕敵失防，因驚喪師，倭軍一合，馬步皆逃，追奔逐北，所傷寔多。是役 也，見敵先奔，臨陣四潰，全無將紀，大僨王師者，都司馬呈文、遊擊郝三聘也；號令不嚴，致臨戎失火，施救無策，因而避敵偷生者，步兵彭信古、茅國器、葉邦榮、藍芳威、馬兵師道立、柴登科、祖承訓；總兵董一元籌倭既無勝算，對壘益多輕率，按法定罪，均無可貰。

「因驚喪師」四字，相當精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李光濤說：「考一元之敗，由於輕敵，由於屢戰屢勝之後而敗，由於軍中藥櫃失火，赤焰漫空，馬兵先驚，在陣中亂沖亂闖，步兵因而站不住，一軍大亂，人馬自相踐踏，致為日人所乘而敗，同時，更因一元自信自用，不從人言而敗。」因此，綜合而論，明軍失敗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董一元臨時接手指揮中軍，對所部瞭解不多，治軍不嚴，諸部也未必全聽指揮，幾乎是各自為戰，但董一元又盲目樂觀，對戰爭形勢認識不足。第二，董一元指揮沒有章法，步兵在前，馬兵在後，不設老營，沒有後應，考慮不周全。第三，明軍馬、步兵本來就有矛盾，一有風吹草動，就陣腳大亂，各自逃命，日軍乘勢掩殺過來，因此而敗。事實上，彭信古營雖發生火藥爆炸，他的部卒死傷也很慘重，但是並非他最先逃亡。而是在其後的馬兵馬呈文、郝三聘等部先逃，因而牽動整個明軍的戰線。從日本人的記述中也可知，三營步兵都作戰英勇，儘管不敵日軍，但是一直在跟日軍廝殺，反而是騎兵作戰不力先逃，故戰罷，「該總督邢玠分別疏參，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等充為事官，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一場原本頗有優勢的戰鬥，就這樣喪失了，而且傷亡慘重。那麼，明軍傷亡到底情況如何呢？

李光濤說：「是役明兵損失，或云死傷七八千，或云四五千，《日本外史》則更云斬首三萬級，是又《外史》之一胡說也。」此乃戰爭中死傷人數之疑問。《征韓偉略》中則說：「此日義弘、忠恒追擊明兵，自午至申，斬首三萬八千七百餘。其餘投望津河水而死，義弘、忠恒親手斬殺許多，薩兵死者，市來清十郎、瀨戶口彌七二人而已。」實在是匪夷所思。現在泗川的朝、明戰亡士卒塚，就是安葬這次戰爭戰死的朝鮮與明軍士卒頭顱塚，網上傳說塚中安葬了3.6萬名，那麼這是否真實呢？

朝鮮史料中多有提及傷亡人數的，日軍將被殺士兵的鼻子與頭顱割下來，將鼻子帶回日本，而把頭顱埋在泗川。《朝鮮宣祖實錄》載慶尚道觀察使鄭經世啟曰：「初十日賊營逃來斷發唐人處，詳問賊情，則言：『生擒天兵三、四百，以茅遊擊軍，則不為削髮，其餘盡削，欲送日本。天兵銃筒、弓子、筒介、馬、騾、驢、衣服等物，相為買賣，唐環刀、槍，打破鑄丸。接戰時，斬獲天兵，削取鼻子頭顆，積置東門外，數不下四五千云云。』」引述從戰場逃回士卒之言，說明軍死亡「數不下四五千」，被俘三四百，各種物資皆丟棄。日本軍隊割掉明軍死亡者的鼻子與頭顱，鼻子帶回日本，而頭顱就埋葬在泗川。申欽則曰：「賊追至望晉峰，步軍死者三千餘人，騎兵亦多墮厓死。提督欲收散卒下營，而諸軍已皆奔潰，不能軍。遂留祖、茅、楊、藍、彭、秦六將於三嘉，冒夜馳還陜川。」又有曰：「而董兵尤為敗衄，死傷殆萬餘。」亦有曰：「橋在泗川北五里，董提督喪師於此，士卒為江水所阻，死者幾萬餘。而董以銀貽梁按使，匿不以聞云。」可見，朝鮮史料有三千、四五千、萬余，或者接近萬餘的說法，不一而足。這幾種說法中，申欽的說法與《實錄》的說法，比較接近真實，而其它兩種說法，有些誇大，為什麼這麼說呢？

前面已經考證過，董一元所指揮的中軍大概三萬人左右，一萬馬兵，兩萬步兵。而島津義弘所部則一萬有餘。如果按日本史料說，明軍死亡三萬多，幾乎全部消滅，明顯是不合情理的。從上面所分析的情形看，戰事開始階段，明軍一直處於主動進攻的態勢，只是因為彭信古營中，火藥爆炸，才引發慌亂，明軍才撤軍逃離，戰事方發生逆轉。日軍是從城內攻擊明軍，城外並無日軍，所以明軍比較容易逃離戰場。明軍大部分死傷的士卒，並非日軍打死，而是自相踐踏而死，這樣所謂半數死亡，也不大可能。且從前面的分析看，明馬兵在外，步兵在內，馬兵先逃，也不會踐踏步兵，步兵互相衝撞，其損失要較被馬兵踐踏小得多，故而，筆者以為《朝鮮宣祖實錄》引鄭經世的啟文的說法，較為有道理，四五千，或者再加上一兩千，總數六七千為比較合理的數目，與申欽所言，步兵死者三千，馬兵墜崖死者，數目也不會相差太遠，這裡面當然也包括與明軍共同進攻的朝鮮戰亡士卒數目，如果給一個確切數目，六千左右是個合理的數字。如果泗川的明軍士卒塚，只是這次戰爭傷亡士卒的話，那麼所埋葬的應是六千左右，而絕不是《征韓偉略》所謂三萬八千七百餘。

四、泗川之役後島津義弘與董一元的命運

島津義弘雖然取得了泗川之役的勝利，但是終究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戊戌（1598年）十一月中旬，在露梁海戰中，被陳璘與李舜臣指揮的中朝聯合水軍殲滅。傳說在島津部中有位叫郭國安的華人，是其重要謀士，他願意幫助明軍。董一元令其參謀官史世用持萬世德諭文，往島津營中。島津遂召行長等各部長官，「說稱：『天兵新來甚多。若不乘此諭文撤去，後日欲歸無名。』眾倭將皆聽撤去。」先是，豐臣秀吉卒前，命令撤回侵朝日軍，加上島津等勸說，日軍將領小西行長等遂準備撤歸。十一月中，島津義弘率泗川日軍，自領數百艘，乘夜潮援助小西行長，陳璘與李舜臣率諸船為左右協，朝軍屯於南海觀音浦，明兵屯於昆陽竹島。島津士卒船隊過露梁之時，「一捧鑼響，炮鼓兼動，兩軍突發，左右掩擊，矢石交下，柴火亂投，許多倭船太半延爇。」左議政李德馨馳啟曰：

本月十九日，泗川、南海、固城之賊三百餘隻，合勢來到露梁島，統制使李舜臣領舟師，直進逆戰，天兵亦合勢進戰。倭賊大敗，溺水致死，不可勝計，倭船二百餘隻敗沒，死傷者累千餘名。倭屍及敗船木版、兵器、衣服，蔽海而浮，水為之不流，海水盡赤……餘賊百餘隻，退遁南海，留窟之賊，見賊船大敗，棄窟遁歸倭橋，糧米移積於南海江岸者，並棄而遁去。行長亦望見倭船大敗，自外洋遁去。

日軍船只三百餘艘，二百敗沒，損失三分之二，這些泗川之日軍最終還是敗在明與朝鮮聯軍之手。中朝聯軍也有損失，朝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與明副總兵鄧子龍皆戰死。戰事結束之時，有關石曼子有多種傳說，一曰「生擒倭將一名，自稱石曼子」；一曰石曼子被殺。

即如朝鮮有曰，「泗川賊沈安道焚壘泛海」，「而沈安道兵為李統制所擊，盡殲於水上，得脫者一二艘，安道被擒於慶尚右水使李藎臣。此十一月十八日事也。」明確說沈安道即石曼子被擒。宣祖三十二年（1599）正月初一日，宣祖國王拜見邢玠，邢玠說：「石曼子殺死，正成就擒，賊船上金屛、金扇等物，皆獲之。」國王說：「沈安道燒死，正成生擒之報來到，而莫聞其詳。今始知之，何莫非皇恩罔極，大人措畫之功耶？」他從邢玠的口中聽說石曼子（島津義弘）被燒死。但二十日後，他拜見茅國器時，則是另一種說法：

上曰「予得聞於軍門，石曼子戰死云，然則其說誤矣。」遊擊曰：「石曼子不死矣。」上曰：「見邊臣塘報，倭人及天兵三名，持義弘書，送於唐將云，未知何書。」遊擊曰：「書中別無他言。書中有云：『久留鮮邦，終得生還，恩不可忘也』云矣。且倭賊頃言：『欲得朝鮮米、布，如前歲賜’云，俺答以：『若言歲帑，則天兵在此，何出此言』云矣。」

可見，邢玠傳說島津義弘死於戰爭之中，國王說見塘報有持義弘信函給明將，茅國器給予證實，說島津義弘回到日本後，信函中只言「久留鮮邦，終得生還，恩不可忘也」，可見傳聞島津義弘戰死的資息不確，這種真真假假的傳聞，某種意義上，也映照出明朝將領的心思與朝鮮史料的春秋筆法。事實上，朝鮮對於島津義弘返回日本之後的情況，還有所關注。有曰：

己亥春，其家臣有受八萬石之地者，有異謀，義弘設策，賜之死。其子方在日向州，年十七，修城池十二所以叛，義弘親往攻圍，暴骨如山，僅陷三城。金吾、淸正等請遣援兵，義弘辭之曰：吾褊裨叛吾當誅夷，豈煩人援兵哉！叛者亦廣樹賂於家康等，冀得通狂免死云。義弘之精兵健卒，太半傷死於一年之間，家康等心喜之云。

事實上，返回日本的次年（1599），其部將伊集院忠棟父子先後發動叛亂，島津義弘親往平定，實力大傷，「義弘之精兵健卒，太半傷死於一年之間」，所以政敵德川家康相當欣喜，島津義弘實力之削弱，對於德川家康的統一大業，又少了一個勁敵。

泗川之役後，董一元並未被嚴懲，只是降職三級，給予戴罪立功的機會。戰爭結束後，回到明朝，明以東征功成，大肆封賞。儘管泗川之役，董一元大敗，雖然有降職處分，但最終頒功之時，還是以為他的功勞更大些，最終官復原職，並賞銀幣。還算是有一個好的結果。

結 語

泗川之役是萬曆朝鮮之役中的一次戰爭，且是當時邢玠四路進軍中一路而已，儘管是一個比較大的敗仗，但總體而言，影響有限。且其失敗的原因，也並非被日本軍隊主動進攻而敗，乃是因為自身兵營火藥爆炸，自亂其陣的結果。整個戰爭中，明與朝鮮聯軍，戰場上與日軍陣地對抗，因實力不如而被打敗的較少。即便是碧蹄館之役，李如松率親兵與日大軍遭遇，李如松以少敵多，也幾乎打成平手。可見，當時明軍戰鬥力還是不弱。而明軍的失敗，大多與自身的指揮、組織有關，且多是內部拆臺，互不幫助的惡果，或許這是一個可以思考明軍在戰場上失敗原因的典型案例。

同時，有關戰事的資料很多，中韓日三國都有記載，而且多有不同。各種傳聞、史實、假託之詞，充斥著三國的史書之中，因而切不可只執一種看法，而罔顧其它資料。就這次戰爭中所涉及的人名，如島津義弘、石曼子、沈安道等；史實的真相，如明軍死亡的人數、島津義弘是否戰死等等，有多種傳聞，只有將各種資料進行比勘、考證，方有可能求得歷史的真相。現今中國學術界掀起一種「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視角，也就是用周邊的史料、周邊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這樣可以澄清中國歷史上許多迷霧。而同時也應有一種「從中國看周邊」的視角，缺少了中國的視角，韓國史、日本史也有許多問題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從而走入偏狹的境地。這兩種視角都是值得我們每一位歷史研究者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