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制度，孟森先生有言，“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1］。因而研究清史往往涉及八旗与八旗驻防相关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八旗制度及八旗驻防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同时，此项研究，不仅与清史紧密关联，也与“满学”密不可分。根据学界的研究，“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学界对满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陷入低迷。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开展民族识别与民族调查，为满学研究的兴起创造条件。1976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展开，满学研究终于进入日愈繁荣的新时期。尤其21世纪以来，满学研究优秀成果竞相问世，昭示了其更加光明的前景”［2］。但如此全面地检视70年以来满学，则内容几乎囊括了清史和满族研究的大总分内容，难以具体化。以八旗驻防为内容进行简化，内容仍然庞杂，仅就笔者见闻所及，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八旗驻防问题的研究，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兹述其大略。

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很少有哪一个有关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如本课题这样，受到欧洲、俄国、日本及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果灿然可观，而国内学术界自辛亥革命后有所谓规范化的学术研究以来，在这一课题方面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甚至在辛亥革命后的数十年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禁区。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所以有学者评论说：“至于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满族的兴衰，也许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甚至已部分地成为禁区，至少在国内，更几乎是一片空白。”［3］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国内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就是一片空白，相反，由于八旗和八旗驻防本来就是中国历史，所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只是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清代，它实际上涉及国家军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军事机密，很多文献中对于它的资料讳莫如深。如清代户口管理制度对于作为统治基石的旗人，有严格的统计与管理制度，却无完整的人口统计数字可寻。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清代八旗兵丁总数保密，并不公布。康熙年间修《大清会典》,在凡例中说“八旗士兵云屯，难以数计”。因此未记载北京八旗兵额，只记有驻防八旗兵数，后来历朝撰修《大清会典》都沿用此例。这是为了保密，而现在收藏的档案资料既不完整，又难以统计。所以清史、满学及社会史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只能以佐领来推断大体的人口数。二是辛亥革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原因，影响了这个研究的进展。

关于八旗驻防问题的研究，早在八旗驻防存续的晚清时期，即已有人进行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有孟森先生等先辈学者的研究，但这一类研究，不在本文梳理的范围，暂且从略。

驻防制度研究方面，大体上可分为几个类别：一是研究清史、满族史、民族史的学者，在研究八旗制度时，涉及八旗驻防，因为驻防兵额在八旗体制中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也有人说差不多占了一半，所以研究八旗很少不涉及驻防，它本身就是八旗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对驻防旗制或其中某个部分的研究，如对驻防旗人的教育、考试及驻防形成过程、驻防制度等的研究，是八旗驻防制度的一个侧面；三是对各地驻防情况的研究，如对绥远驻防、盛京驻防、荆州驻防、广州驻防的研究等；四是对驻防旗人的回忆录，辛亥革命后许多这类东西，本身就是对驻防旗制和旗人情况的回忆与评价，同时也为后人研究驻防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民族调查，留下了不少资料，本身也是一项研究。

研究八旗制度中直接或间接涉及驻防八旗的研究，由于八旗驻防史事涉及清代国家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

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一书，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八旗制度》一篇，对旗制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主要讨论了八旗制度下社会的性质与社会结构，对入关时满族数量也做了估算，结论是入关时满族人口的最大估计应该是六十万左右。但涉及驻防研究不多。

郑天挺先生《清代的八旗和绿营兵》［4］一文，对八旗制度的建立、八旗兵额、人口及管理等均有明白叙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八旗驻防的起始，郑先生也有简单的讨论，算是早期研究八旗的论著中涉及驻防问题的一篇了。关于驻防的起始、性质和民族关系，关于旗兵与绿营兵的作用等问题，都有认真讨论。郑天挺还有《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5］一文，对八旗制度中人们的地位、社会形态等问题也做了深入研究。

王锺翰先生的几部文集《清史杂考》《清史续考》《清史新考》等对满族及八旗多有研究。《清史杂考》一书出版于1957年，主要研究了早期满族的社会形态问题，如《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等，对八旗制度等内容多有涉及，因为满族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中，要研究其社会形态，均要涉及八旗问题的。另一篇比较直接涉及八旗的文章是《清初八旗蒙古考》,主要研究了八旗蒙古的建立、具体的佐领情况等。其中也对旗人的概念等做了解释。《清史续考》和《清史新考》也有多篇类似课题的研究，如《清史新考》一书中《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一文，对清代国语骑射政策及满族的人口等问题也做了深入的研究。

此类论著还有很多，如傅乐焕《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洋洋数万言，对八旗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这一类论著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科学的情况，对八旗制度下旗人社会性质的问题关注较多，比如从制度的角度、土地占有和人身依附关系来讨论旗人的身份等。近些年来，“满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也有不少新的这类研究，不同的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满族”的各个方面，自然也涉及驻防旗人的问题。

此外，研究八旗、八旗驻防、满族等方面的论著,从制度和区域等各方面深入，从不同角度涉及八旗驻防和驻防旗人的历史演变。如定宜庄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对于满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八旗驻防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清初以来北京旗人社会为对象，旁征博引，追本溯源地讨论了北京旗人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杜家骥的《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对八旗官制、旗务管理、内务府等进行深入考察，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八旗任官制度及旗员入仕等问题有极大帮助。刘正爱的《孰言吾非满族———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田野调查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相结合的新著,它以满族角度，对于我们理解清代旗人与今天满族之关系、满族的民族认同等问题，多有启发。对驻防制度的直接研究或对驻防八旗某个侧面的研究：

关于驻防八旗研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未见到这方面的专著,一般均认为驻防制度是旗制中很重要的部分，却只是在研究八旗制度时略有涉及，不能不说是个怪现象。20世纪90年代，国内才出版了第一本专门研究驻防问题的专著: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一书，无疑是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关于八旗驻防研究影响较大的成果。此书最早在199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书名为《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其主要内容是研究驻防八旗的兴起与制度，再版时内容变得宽泛一些。它是第一部有关八旗驻防研究的专著,学术界对此书的评价也很高。该书由王锺翰先生所作序言。该书不仅注意了民族间的互相学习与交往，也注意到了清代旗人与各族人民的矛盾，对驻防制度的形成等问题有较完整的论述，对驻防旗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及旗人内部社会的变化也有涉及。本书的未尽之处在于它仅写到乾隆时期，对乾、嘉以后及近代驻防八旗的变迁情况未能涉及。同时，该书主要是以文献研究为主，主要内容也限于驻防八旗的制度与作用等问题。

戴迎华的《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状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是以作者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新著,收集并征引了大量民国档案，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旗人的生活(包括京旗和驻防旗人)进行了梳理和讨论，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资料价值。

综合性追溯驻防旗人变迁的著作之一是潘洪钢的《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8)。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结项优秀成果，梳理了与该族群的制度与生活、族群与社会的变化过程，是从族群与社会角度解读清代八旗驻防的历史变迁。将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结合，探讨清代八旗驻防人员的社会变迁，诸如驻防人员的土著化及其影响、驻防旗人的自我认同以及八旗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的演变，对八旗驻防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通过具体历史过程的讨论，回应了“新清史”的一系列观点。

此外，近年来也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关于各地驻防的著作。刘蒙林的《清代绥远城八旗驻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研讨了八旗驻防制度之下绥远驻防城的建立、绥远将军职掌以及绥远旗人的日常生活与民族关系等。宿绍明的《西口八旗驻防志》(学苑出版社，2015),作者虽非专业人士，却以古稀高龄独力完成了对西口(右卫，兼及绥远)驻防历史的梳理，对当地驻防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难能可贵。刁书仁的《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18),是关于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的新著,东北地区满族文化的进退与东北龙兴之地的开发，作者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视角，从旗民二重体制到州县制的过程，也是东北社会变迁的重要主线。陈江明的新著《清代杭州八旗驻防史话》,诚如作者所说，“是以学术态度写就的一本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对杭州驻防八旗的历史与文化、掌故进行了系统整理，并提出一些有见地的研究结论。

直接研究驻防问题的论著还有另外一类，主要是驻防地有关单位或驻防旗人后裔学者所编撰的著作，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类别。

《青州旗城》,山东青州当地满族学者李凤琪等所撰。青州为清代八旗驻防的重要地区之一，于雍正时期形成满营规模，曾在当地军事、政治、经济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青州旗兵在鸦片战争时期抗击英军入侵时曾有过史诗般的壮举；同时，青州旗兵的后裔变迁也引人关注。此书1999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被刘小萌等学者称为“内容翔实，对青州满族的兴衰历程和社会面貌，进行了穷原竟委的述说”［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类书不但可称为研究成果，其自身也可以成为人们研究当地驻防旗人的资料。

《广州满族简史》《广东满族志》,均为广州驻防旗人后裔汪宗猷编写或主持编写。汪先生是地方上研究驻防旗人的著名知识分子，发表过不少关于广州满族的文章。这两本书属于国家民委主持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系列。与《青州旗城》相类似的是，它们都是以一地驻防旗人历史与风俗为对象的论著。

对八旗驻防某个侧面进行研究的论著,已发表的非常多。除了一些研究八旗和清史的著作中涉及的，还有很多论文。这类文章非常多，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为主，而且仍在随时更新，兹举数例。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白新良的《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论述了整个清代八旗教育问题。［7］李凤琪等的《青州满族婚俗》,讲述了一地旗人的婚姻习俗及其变迁。［8］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将军兼统绿营的问题》,论述了驻防将军兼统绿营兵的特殊情况。［9］潘洪钢的《清代四川驻防将军小考》,对四川将军与一般内地驻防将军所不同的职掌等问题进行初步论证。［10］潘洪钢的《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各地八旗的应对与变化。［11］王景泽的《试论八旗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地位》,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线，论述了旗军在反抗外来侵略中的作用。［12］在对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的论文中，应该重视的还有傅克东等的《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13］《八旗汉军考略》［14］等。此类文章数量较大，从政治到军事、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不胜枚举。

对各地驻防情况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发表于各类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章为多。对各地驻防情况直接进行研究的文章，大多是讲一地驻防情况与变化。此类文章还有马协弟的《清代广州满族述略》［15］《驻防八旗浅探》［16］《清代满城考》［17］等文章。陈一石的《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清代成都的“满城”与旗汉分治》［18］。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腾绍箴的《论宁夏八旗驻防解体与民族文化融合》［19］《论清代宁夏八旗驻防及其历史贡献》［20］、韩光辉的《清代圆明园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户口演变与户口特征》［21］、王景泽的《清末黑龙江八旗之变迁》［22］、刁书仁的《试论清末东北八旗体制的变化》［23］、蒙林的《绥远城八旗蒙古初探》［24］《绥远城驻防八旗考源》［25］《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26］、何文平的《晚清军事改革中的广州驻防八旗》。潘洪钢的《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一文，以辛亥革命为引子，讨论的还是荆州一地驻防旗人及其后裔的情况。［27］这类文章大体上是对一个地方驻防八旗或其中的一部分所作的综合研究，往往是对当地驻防旗人的源流与变迁、历史贡献等方面的基本论述。

对驻防旗人情况的回忆，以辛亥革命以后的为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政协所出的文史资料中也有不少。这一类回忆录中，比较典型的有两本书：一是广州满族后裔汪宗猷的《民族与教育》［28］全书27万余字，从个人家庭、个人经历和广州满族各方面的情况等角度，较全面地回忆了广州满族的变迁；二是北京健锐营旗人后裔、内蒙古大学教授金启琮的《北京郊区的满族》［29］,虽然不是记述八旗驻防营的情况，但对京旗满族在1911到1930年间的社会生活变迁、风俗等，都有比较真实的记录，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旗人的社会风尚等颇有助益。

此外还有辛亥革命后，一些驻防旗人及其后裔的回忆录。郭公木的《辛亥革命福州处理八旗官兵经过》［30］,详述辛亥革命时福州旗营的相关问题。佟直臣的《辛亥革命前夕广州满汉八旗的一些情况》［31］,于城的《广州满汉旗人和八旗军队》［32］,汪宗猷的《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迁》［33］,傅恒祺遗稿《沙市的满族》［34］,伊二根觉罗·通甫的《福州光复时满族旗营内的情况》［35］,等等。这类文章还有很多，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处理八旗驻防问题的真实情况。当然其中也会有作者回忆有误或道听途说的内容，而且作者多为旗人或旗人后裔，对于他们的说法也要加以分析，即所谓“口述历史”,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各地驻防旗人的调查，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组织的规模性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富，此后也有一些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些是学者个人或群体进行的调查，既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最典型的当然是国家在民族识别时所作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完成不久后集中编辑成集子，出过一个铅印本，与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的调查一样，这个报告是最重要的民族识别资料，也是后来编纂《满族简史》的基本依据之一。这个报告1985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出版只作了个别文字方面的修改。这个调查报告集包括了北京、沈阳和各地八旗驻防地旗人的调查，如西安、内蒙古、甘肃、宁夏、成都、新疆、广州、山东青州、黑龙江、河北等地的调查，当时由国家民委、全国人大、中国科学院、各地方政府组织大量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给民族学和社会科学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除了这个报告以外，著名的调查报告还有《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之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它也不是官方的报告，这份由金启琮先生牵头的报告，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满族是否还有自己的民族性，是否还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一个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另外，它对当地满族仍能操满语、个别甚至还能用满文的情况也做了说明，回答了社会上长时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学者们的报告则有刘小萌等所撰《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村的考察报告——关于青州八旗驻防城的今昔》［36］。口述史方面有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37］等。此外，一些地方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也做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成果同样是驻防八旗研究的宝贵成果与重要资料。有一些是属于民族工作方面的调研报告，因为是驻防地区的调查，对我们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如关治国、李晓钟的《关于绥化地区民族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38］等。

国外学者对清史、八旗、满族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诚如阎崇年先生所说，“从17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的耶稣会士或学者名流，对中国满洲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日渐重视。到本世纪初期，虽然中国发生鼎革之变，但是国外学者对满洲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情趣，并未因中国政权更迭而随之淡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外的满学研究日趋繁兴。日本、韩国、蒙古、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波兰、芬兰、瑞典、丹麦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一批满学专家教授，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也正由于如此，现在很多学者将所谓“满学”称为“近年来国内外人文科学中正在兴起的一门国际性的学科”［39］。

日本历来有研究汉学的传统，日本的八旗史研究，作为清朝史和满族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兴起于20世纪初，自那时起，代有传人，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又培养出一批功底扎实、勤奋治学的中、青年学者，为八旗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在资料搜集整理、出版还是在论文、论著方面，日本的相关研究都是令中国清史学界和民族史、民族学界关注的。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一代青年学者，他们能熟练运用多种语言工具(除汉文外，还有满文、英文等),功底深厚，学风扎实。虽然他们与中国学界一样，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偏重于清前期的研究，但他们的科研条件和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不能不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刘小萌的《近年来日本的八旗问题研究综述》［40］《近年来日本的清代史研究》［41］等文章，介绍了日本近年来的研究状态。

阎崇年著《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收入《满学——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一文，详细介绍了国外学者对满学、八旗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简言之，八旗驻防问题的研究，是清史、民族史的重要领域，同时，旗人后裔的社会变迁，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关注的对象，既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也得到“新清史”等国外学术流派的重视。这一研究，仍在向多学科、多角度纵深发展，值得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

按：作者潘洪钢，男，满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史、明清史研究。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常宇佳

来源《满学研究(东北大学)》2021年第0期|105-113|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