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肃亲王善耆,同治五年(1866)善耆在北京出生,为第十代肃亲王。善耆是清末诸王中的佼佼者,他的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诙谐的个性,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生于末世,他殚精竭虑的一切努力都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肃亲王一日,府中有客人来访,会谈中在谈到某人以名字工对词句的趣闻时,肃亲亲笑着说:“照这么说来,我的名字善者,不是可以对“恶少”了吗?”他的书法娟秀,工小词,客人曾以“人淡如菊”请对下句,他应声道“后来其苏”。在座者都叹服他的思维敏捷。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在此环境下,善耆能够有所作为,实在难能可贵。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其政绩主要有如下四项:创办了中国近代警政制度、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在内蒙古地区推进新政。在他执政过程中,做了许多令人称道的事情。
有一件事在当时被传为美谈,后来担任过中华民国内务总长的许世英曾经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师治安,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被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许多人都为许世英担心,但善耆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对许世英大加赞赏。
另外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北京一时成为美谈。
崇文门是清朝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征税的主要关口。因而在崇文门监督官历来是公认的肥缺。
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未徇私,将税款全部上缴。另外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如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等。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者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清代王爷大臣中京剧戏迷很多,末代肃亲王是不折不扣的老戏迷,他府中建有戏台,他还曾请一些戏班,与其一起上台表演。因为善耆的这一嗜好,不乏有一些人利用他的京剧嗜好来求利禄,或以求庇护。如当时有宗室崇某,公然设赌局与工巡局(警察局前身)西北分局对门相望。贝勒毓朗接任工巡局监督后,力清积弊,饬捕崇某甚急。崇某无奈,就钻营于肃王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王,某日,崇某忽跪地不起,待了解其中的缘由后。善耆大笑,对他说:“将军(毓朗)捕你,我也无能为力,但不至于由我府中捕去,若你行街道中,须自小心。”
善耆身上矛盾之处太多,他是大清皇族,是王爷,在清末却与革命党人,立宪派暗中往来;他是皇室最开明的王爷,曾经努力推进立宪政。清亡后却成了顽固的宗社党的骨干分子,隐居天津租界,拉扰各方势力,为清朝复辟作准备。他不惜与日本浪人头目川岛浪速作结义兄弟,并赠送大量金钱,将子女托给川岛浪速在日本照顾,其中一个女儿川岛芳子,甚至成为日本王牌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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