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祐党争看苏轼与黄庭坚的相知相离

一、初遇与相知：文坛双璧的惺惺相惜

苏轼与黄庭坚的交往始于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以诗文投寄苏轼，信中“执礼甚恭”，苏轼则赞其“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二人虽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展开精神对话，苏轼更在“乌台诗案”中因黄庭坚的仗义直言而感念其风骨。元祐元年（1086年），两人首次在京相见，黄庭坚赠苏轼洮河石砚，苏轼作铭文以答，开启了三年诗酒唱和的黄金时代。

此时黄庭坚虽被视作“苏门学士”，但其文学造诣已自成气象。苏轼曾坦言：“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而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等诗句更被时人奉为圭臬。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为“苏黄并称”埋下伏笔，却也暗藏日后苏辙不满的伏因。

二、元祐党争下的微妙裂痕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外放杭州后，黄庭坚在京声望日隆，青年文士将其与苏轼并称，引发苏辙警惕。苏辙时任尚书右丞，对黄庭坚升迁起居舍人一事极力阻挠，甚至指使韩川拒写任命书。史载苏辙不满原因有二：

1. 德行质疑：认为黄庭坚早年“作艳诗”“辱蔑师长”，难担要职；

2. 门户之争：黄庭坚虽出自苏门，却渐成独立文脉，甚至有“自立名号”之嫌。

这种矛盾实为元祐党争的缩影。旧党内部分裂为司马光派（全面否定新法）与苏轼派（主张取舍），黄庭坚因修撰《神宗实录》卷入政治漩涡。其曾赞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的言论，更让保守派认定其立场暧昧，最终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

三、艺术主张的异同：并称背后的张力与交融

（一）书法：戏谑中的互补

苏轼以“石压虾蟆”调侃黄庭坚字迹瘦削，黄庭坚则反讽苏轼书法“树梢挂蛇”般丰腴。苏轼主张“我书造意本无法”，强调自然抒怀；黄庭坚则追求“拙多于巧”，以战掣笔法打破唐人法度。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推动宋代“尚意”书风：苏轼的《寒食帖》以跌宕笔墨写尽贬谪悲怆，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则以槎枒线条展现孤傲风骨。

（二）诗文：传承与超越

苏轼以豪放见长，黄庭坚以锤炼著称。刘克庄评元祐后诗坛“不出苏黄二体”，正因苏轼以“超逸绝尘”开拓境界，黄庭坚以“点铁成金”确立法度。而黄庭坚晚年编《大雅堂》刻杜诗，更将这种诗学追求升华为文化使命。

四、贬谪生涯中的相互映照

绍圣元年（1094年）鄱阳湖重逢，成为苏黄最后的相聚。彼时苏轼贬往惠州，黄庭坚因《神宗实录》被指“诽谤”而待审。二人互赠铜雀砚与铭文，黄庭坚题“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既写苏轼风骨，亦自喻人生况味。此后天各一方，黄庭坚在荆州读苏轼《和陶诗》时慨叹“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道尽精神共鸣。

五、身后名与历史定位：政治打压下的文化突围

苏轼逝世后，黄庭坚坚持供奉其画像，“每日肃揖”，坚称“庭坚是坡公门弟子”。崇宁年间他虽遭“幸灾谤国”罪名贬死宜州，但南宋高宗因其“文行足为学者轨范”为之平反。历史最终验证了苏轼早年预言：黄庭坚的“千秋万世名”终得与苏轼并肩——江西诗派尊其为宗，书法与苏轼共列“宋四家”，而《豫章先生文集》的完整存世，更使其成为宋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坐标。

结语：双璧辉光下的时代困局

苏黄并称的实质，是北宋文化高峰与政治衰颓的悖论性共生。元祐党争撕裂了文人集团，却催生出超越时代的艺术成就；权力倾轧迫使二人流放天涯，却让他们的精神对话突破时空界限。正如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所悟：“真视富贵如浮云”，这种对文化价值的坚守，终使苏黄之名突破党争迷雾，成为中华文明永恒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