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内面临着一系列紧急问题，需要逐一处理和解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清除和改造“袍哥”成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关键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许多地方仍未解放。重庆曾是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据点，成为了他们的“大本营”。当时，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个地方被戏称为“两口活棺材”，它们关押了大量进步人士和革命者，成了许多人梦魇般的存在。

重庆的解放过程并不平坦。事实上，1949年9月的“9·6惨案”正是解放前一个标志性事件。9月6日，一辆军用卡车开进了戴公祠，杨虎城将军带着儿子走上石阶，准备暂时住下等候蒋介石的召见。然而，特务们的恶意超乎预料，他们不仅杀害了杨虎城与他的儿子杨振中，还为掩盖罪行，将父子俩的尸体埋入花坛，甚至用土掩盖上，并栽种上花草。

直到重庆解放之前，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依然在这里盘踞。1949年10月，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主持决定“非常时期”的应对措施。蒋介石的计划之一便是依托西南的复杂地形进行顽强抵抗，决议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清理积案”。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革命者的事迹被记录下来。在《红岩》这部著名小说中，江姐带着其他女同志们在渣滓洞绣制红旗的情节深入人心。但事实上，江姐并未亲手绣制红旗，这一情节完全是文学创作的虚构。真正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关押在白公馆的几位男同志。尽管他们长时间被囚禁，却依然心怀对新中国成立的期盼。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在北京宣告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也自然进入了白公馆的囚禁范围。那些被关押的同志们满怀激动，彼此间拥抱，甚至在狭窄的牢房里翻滚，尽管他们无法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盛况，却都在心中描绘出那一刻的热烈场景。

白公馆的几位革命同志，甚至在长期的囚禁中，共同商量着做出一面五星红旗，并希望有一天能以此为旗帜，冲出牢房。然而，他们对国旗的星星排列方式并不了解，却依旧一致设想：五角星应该位于旗帜的中央，其余四颗小星围绕大星排列。

此时，重庆白公馆内关押着大约30多名女同志，其中一些甚至怀孕。在面对敌人残酷的拷打时，她们表现得异常坚定。张正霞同志回忆起一个特别感人的事例：有一位女同志的丈夫曾经叛变，并劝她也一同叛变以保全性命，然而她毅然拒绝，与丈夫断绝了关系，坚守革命理想。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解放前夕，发动了对被囚禁革命者的残忍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1·27大屠杀”，该事件导致300多名革命者惨死。

重庆解放的消息传来时，市民们为革命胜利欢欣鼓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是国民党军统集中营的渣滓洞与白公馆，满地鲜血，烈士们的遗体已无法辨认。周永林同志曾在1936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在重庆解放初期，立刻参与寻找战友。当他来到这些曾经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时，浓烈的烧焦味弥漫在空气中，堆积的遗体和无辜死难者的惨状让他感到震惊。

就在解放前一天，重庆的硝烟尚未散去，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却已经在市区响起，特务们为了制造最后的血腥，他们将新世界看守所的32人押送到松林坡，集体枪杀并埋葬在事先挖好的大坑中。特务们显然未能及时逃离重庆。

刘邓大军最终解放了重庆，恢复了这座山城的秩序。国民党的川东防线被突破，但蒋介石并未能带走太多的人。事实上，重庆的局势异常复杂，潜伏的特务多达1万余人，依然有一些土匪、码头帮会和恶势力挑衅，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孙曙同志回忆说，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重要的战略基地，拥有复杂的地形和众多隐藏的特务势力。

孙曙同志参与了重庆战后清理工作的第一线。他回忆道：“刚到重庆时，我就在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工作，主要任务是收集关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情报，并进行彻底清理。”他指出，现实中的反特斗争比电视剧《潜伏》更加惊心动魄。

随着重庆的全面解放，特务们基本丧失了抵抗力，很多人只能束手就擒。特别是在1949年末，重庆警方根据线报成功捉拿了刘志钦，他曾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特务，负责杀害了许多革命党员。刘志钦在逃亡的过程中最终被捕，经过审讯后供认不讳。

1950年1月，刘志钦在重庆市区被捕，经过警方严密调查，最终于4月18日的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那一年，重庆的“袍哥”治理工作也进入了加速阶段，孙曙回忆称，1950年上半年，西南公安部门处理了大批封建头目和恶霸，为巩固重庆解放的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渣滓洞与白公馆已经成为革命历史遗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讲解员们在旺季时几乎每天要讲解多达六场，日均游客量突破万名。这段历史没有被遗忘，罪恶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那些英勇的革命烈士，也终于得到了公正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