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本来用来坐人的矮板凳，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却被人当成了家伙事儿。
抡起板凳的那个人叫周养浩，外面人送他一个外号叫“书生杀手”，听着文雅，下手黑。
他对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后脑勺就砸了下去，那股狠劲，是要把人往死里整。
旁边要是没个叫宋希濂的反应快，伸手那么一挡，木头凳子当场碎成几块，宋希濂的胳膊也见了红，不然那个戴眼镜的，脑袋非开了花不可。
这个差点被一板凳拍死的人，叫沈醉。
旁边站着跟周养浩一个鼻孔出气的，叫徐远举。
这三个人，搁在几年前，都是国民党保密局里响当当的人物，人称军统“三剑客”。
谁能想到，当年在外面呼风唤雨的大特务，进了功德林，竟然会因为陈年旧事，自己人跟自己人动起手来，而且是下死手。
这事儿得从1949年说起，那时候解放战争打得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缩到了西南那几个省。
毛人凤心里急，为了守住最后这点地盘，把他手底下最能打的几张牌都派了过去，徐远举、周养浩、沈醉，就是其中的三张王牌。
徐远举当了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区长，周养浩是副区长。
官场上，正副职天生就不对付，这两人更是八字不合。
徐远举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打仗的底子，脾气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干事喜欢一马当先，人送外号“徐猛子”。
他打心眼儿里瞧不上周养浩，觉得周养浩能当上这个副区长，纯粹是沾了他老婆的光，他老婆是毛人凤的侄女。
在徐远举看来，周养浩就是个躲在办公室里摇笔杆子的，没上过阵仗，手上没沾过血，算不上真正的特务。
周养浩呢，上海法政大学毕业的，正经的科班出身，心思比针尖还细。
他也看不上徐远举那一套，觉得徐远举就是个有勇无谋的粗人，办案子全凭一股蛮劲。
一个文化人，怎么可能看得起一个行伍出身的“莽汉”。
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在西南特区里，底下的人都得站队，办公室里气氛常年跟冰窖似的。
毛人凤也知道他俩不对付，就派了沈醉去重庆，名义上是当云南站站长，实际上是去给他俩当和事佬。
沈醉一下飞机，就看见了哭笑不得的一幕：徐远举和周养浩都来接机了，可俩人离着有十几米远，各站一边，中间像是划了条线，谁也不搭理谁。
沈醉把他们分别请到自己住处吃饭，想缓和一下。
结果饭桌上，就变成了诉苦大会。
周养浩跟沈醉抱怨，说徐远举破获“挺劲报”那种大案子，从头到尾把他这个副区长晾在一边，功劳全算自己头上，搞个人英雄主义。
徐远举那边说得更难听，他说周养浩就是嫉妒，帮不上忙还净在后面拖后腿，甚至偷偷给毛人凤打小报告，说他贪污受贿。
这场官司打到毛人凤那儿，最后毛人凤想了个“高招”，把周养浩提拔成了西南督察室主任，级别跟徐远举平起平坐，但职权上，督察室恰好能管着特区。
这一下，不光没解决问题，反而让俩人的梁子越结越深，从暗地里较劲变成了摆在明面上的对立。
他们当时谁也没想到，用不了多久，一场更大的变故会把他们三个人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死死地捆在一起。
时间一晃就到了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
一夜之间，昆明城头变了天，国民党在西南最后的据点塌了。
这对那些特务来说，昆明从天堂直接变成了地狱。
沈醉当时就在昆明，他脑子转得快，知道大势已去。
他想，机场肯定被卢汉的部队给封了，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人肯定跑不掉。
特别是徐远举那个暴脾气，要是让他开车硬闯机场，八成要被打成筛子。
沈醉一琢磨，与其让他们白白送死，不如大家一起“起义”，还能留条活路。
于是，沈醉亲手写了一份起义通电，让云南全省的保密局特务都放下武器，还主动把徐远举、周养浩等几个重要人物藏身的地方告诉了卢汉的部队。
这份通电后来被刻成新版，印在《云南日报》的头版上，广播里还连着播了三天。
这下，沈醉在外面就落了个“卖友求荣”的名声。
抓捕的人找上门的时候，周养浩倒是机灵，赶紧把军装脱了，换了身老百姓穿的蓝色丝棉长袍，混在机场想逃难的人堆里。
可那时候查得严，他还是被人从人群里给揪了出来。
没过多久，在重庆的白公馆监狱里，这三位昔日的“剑客”又见面了，只不过这次，大家的身份都变成了犯人。
徐远举一见到沈醉，眼睛都红了，咬着牙讽刺他：“你把我们都卖了，怎么自己也进来了？
人家没给你个官当当？”
沈醉是有口说不清，心里拔凉拔凉的。
他觉得自己是为了保全大家性命的无奈之举，可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这份怨恨，从重庆一直带到了北京功德林，最后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周养浩抄起板凳要砸死他。
而曾经水火不容的徐远举和周养浩，在面对共同的“叛徒”沈醉时，竟然空前地团结了起来。
功德林的日子，就像个大熔炉，把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身上的光环都烧掉了，露出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周养浩不愧是学法律的，每次交代问题，说话都是字斟句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比如谈到杀害杨虎城将军这件事，他把责任全推到蒋介石和毛人凤身上，说自己只是个传话的，身不由己。
他这种精于算计的劲头，一直贯穿了他整个改造生涯。
徐远举的变化就大多了。
这个当年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在经历了一次差点被枪毙的风波后，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他开始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还主动揽下了管理所里分发报纸的活儿，每天楼上楼下地跑，成了大家获取外面消息最快的人。
高墙里的生活也不全是那么紧张。
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黄维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天天在小本子上画图纸；范汉杰填履历表，在家庭成员那一栏，开玩笑写自己有“半打老婆，一个班的儿女”；第八兵团司令汤尧，为了能喝到管理所医务室的止咳糖浆（因为里面有酒精），就天天装腰疼。
这些过去的大人物，没了权，没了自由，用一种有点荒诞的方式活着。
沈醉因为是“起义人员”，一开始在里面的待遇比徐远举他们要好一点，这更让徐、周二人恨得牙痒痒。
直到1960年，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被放了出去，他和那两位昔日同僚的命运，才算是真正分开了。
到了1964年，沈醉已经当上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以这个新身份回了一趟功德林，去看望还在里面的徐远举和周养浩。
时间确实能改变很多事。
再见面，徐远举和周养浩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仇恨，反而显得挺高兴。
当沈醉祝他们也早点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还挺有信心地说：“快了，我们很快就出去了，你等着给我们接风！”
可惜，这顿接风酒，徐远举最终没能喝上。
几年后，他因病死在了功德林。
而那个算计了一辈子的周养浩，一直熬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走出了那扇关了他二十六年的大门。
当周养浩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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