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8日,台北马场町刑场。

这地方在当时就是个修罗场,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散不去的血腥味。

前国民党汉口市市长、黄埔一期生徐会之,穿着一身显得有些空荡的中山装,被宪兵押到了土丘前。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很多人都在等着看笑话:这人不是早就向老同学袁守谦“自首”了吗?

明明是个想用膝盖换条命的软骨头,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买账,照样是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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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了。

徐会之倒在了一片泥泞里,没留下半句遗言,甚至连个像样的烈士名分都没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峡对岸的战友提到他,只能叹口气,摇摇头说一句“晚节不保”。

直到整整35年后,也就是1985年,一张迟到的烈士证明书才发到了他家属手里。

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软骨头,这分明是隐蔽战线上最高级别的“阳谋”。

他把自己当成了诱饵,硬生生塞进敌人的嘴里,就为了把那个已经疯狂收紧的捕杀网,撑开哪怕一丝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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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得从1950年那个让人窒息的春天说起。

那是台湾地下党最黑暗的日子。

那个叫蔡孝乾的“老红军”,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被捕不到一周就彻底崩了。

特务甚至都没怎么动大刑,就在他口袋里翻出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钞票,顺藤摸瓜抓到了他的小姨子,这哥们心理防线瞬间就塌了。

蔡孝乾这一叛变,简直就是灾难级的。

他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掌握的核心名单全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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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代号“密使一号”的吴石将军,还有刚要把情报送出去的女英雄朱枫,全都被他卖了。

短短几天,400多人被抓。

整个台湾岛上的红色网络,就像被连根拔起的大树,轰然倒塌。

保密局的人杀红了眼,那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就在所有人都恨不得长翅膀飞离台湾的时候,徐会之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掉下巴的决定。

他当时人已经在香港了,本来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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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船票,要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逆行回去。

这不是送死是什么?

但这事儿吧,你得细品。

徐会之是谁?

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当年在国民党政工系统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跟陈诚、袁守谦这些大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

但他早在当汉口市长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入党了,他家就是武汉地下党的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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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吴石那条线断了,蔡孝乾也叛了。

徐会之心里跟明镜似的:以蔡孝乾掌握的信息,早晚会查到他头上来。

而且,随着特务机关顺藤摸瓜,更多还没暴露的潜伏同志正面临灭顶之灾。

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分量的人站出来,去切断敌人的视线。

这就是情报界里最残酷的“止损”。

牺牲一个“车”,是为了保住盘上剩下的“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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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徐会之回到了台北。

他没有躲藏,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老同学袁守谦的办公室。

那时候袁守谦是国民党的高官,权力大得很。

徐会之见到老同学,开门见山就表示要“自首”。

这一招,真的太绝了。

这在心理学上叫“预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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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保密局正处于一种癫狂的抓捕状态,他们迫切需要抓到一条“大鱼”来向蒋介石邀功,证明这案子办得漂亮,可以结案了。

徐会之这种“前汉口市长”、“黄埔一期”的身份,正好就是特务们梦寐以求的顶级战利品。

他这一“自首”,给特务机关造成了一种巨大的错觉:连徐会之这种级别的人都被逼出来了,说明地下的“大鱼”已经抓干净了,剩下的也就是些小虾米,不值的费劲了。

据说在审讯期间,徐会之的表现非常有技巧。

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毕竟这事儿想赖也赖不掉,但在涉及到具体下线、联络方式这些关键情报时,他就像挤牙膏一样,全是些似是而非、甚至早就失效的信息。

他成功地把特务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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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原本可能被深挖的线索,因为他的“主动投网”而被暂时搁置了。

岛上幸存的那些红色火种,终于在那个窒息的雨季里,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保密局的人以为立了大功,美滋滋地拿着徐会之的口供去请赏。

他们觉得,徐会之这么配合,又是黄埔嫡系,按照惯例,蒋介石顶多也就是关他几年,说不定还能以此为典型搞个宣传。

可惜,他们低估了蒋介石的恨意。

对于蒋介石来说,杂牌军反水他可能还不那么生气,但徐会之是黄埔一期,是他的“天子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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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叛,在他看来就是欺师灭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打脸行为。

案子报上去,蒋介石的批示冷得像冰:枪决。

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被押赴刑场。

那天他走得很平静。

他没能像吴石将军那样,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或是绝命诗。

因为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他必须把这场戏演到底——直到死,他都要扮演一个“因为害怕而自首,却最终被杀”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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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敌人的一才会彻底放心,才会觉得这就是个单纯的“变节失败”的案子,而不会去琢磨背后的深意。

这一死,就是35年的骂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是家里人,提起他来也是抬不起头。

大家都以为他当年回台湾是为了去国民党那边讨口饭吃,结果投机不成反蚀把米。

这种误解,比死还难受。

你想想,吴石牺牲了是英雄,朱枫牺牲了是烈士,只有他,死得不明不白,还要被不知情的人戳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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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随着大量尘封档案的解密,这段隐秘的历史才终于露出了真相。

组织经过慎重的调查核实,终于确认:徐会之当年的回台和“自首”,是一次为了保护组织的悲壮断后。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落成。

在那面巨大的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个当年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名字。

徐会之的名字赫然在列,和吴石、朱枫排在了一起。

如果你去过那个广场,会发现那里经常有人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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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过的时候,好像还能听到当年的枪声。

说实话,这种事儿要是搁到现在,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怕观众说太假。

一个人明明能活,非要去死;明明是英雄,非要背着叛徒的黑锅去死。

这得多大的心脏啊。

徐会之用一种最不光彩的方式,完成了最光荣的使命。

他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也赌上了身后的名声,就为了给战友留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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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

他们潜伏在黑暗里,连真实姓名都不能用,死了也可能没人知道。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甘愿当铺路石的人,光明才最终穿透了黑暗。

有些英雄,是站在光里的;而有些英雄,是为了让别人能站在光里,自己选择了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