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12日这天大清早，台北的情报圈子全炸锅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刚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参谋总长”桂永清，被人发现死在了别人的别墅客房里。
按理说，这可是军方的一号人物，在这个节骨眼上暴毙，那不得全城戒严、特务宪兵齐出动，恨不得把地皮翻三层来查？
毕竟那时候岛内风声鹤唳，谁知道是不是那边派来的“特工”，或者是内部哪个派系下的黑手？
结果呢，蒋介石的一道手令发下来，把所有人都搞蒙了。
老蒋的命令冷得掉渣，就四个字：“停止调查”。
不用尸检，不用排查，甚至连个像样的通报都懒得做。
这位在黄埔系里混了一辈子，官越做越大的“桂总长”，就这么不清不楚地凉了。
你说老蒋为啥对这个“爱徒”这么绝情？
这事儿吧，还得从前一天晚上的那场“社死”现场说起。
那是8月11日晚上，前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组了个局，请了一帮国民党的遗老遗少吃饭。
酒过三巡，大家本来都在聊些风花雪月，尽量避开那些让人糟心的战局话题。
偏偏这时候，桂永清喝高了。
这哥们满脸通红，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当时谁都不信的口号：“强大三军，反攻大陆！”
那一刻，整个宴会厅的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
在座的谁心里没数？
就在那几个月，粟裕大将指挥解放军正在拔除大陈岛周边的据点，炮火声都快传到台湾本岛了。
这时候喊反攻，就像是个拙劣的小丑在表演。
大家冷眼看着这位参谋总长喊破了喉咙，没人附和，只有那种让人窒息的沉默。
这一嗓子喊出来的不是豪情，是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
如果要给桂永清这辈子贴个标签，很多人说是“草包”，但在老陈看来，他其实是个把“投机”玩到极致的倒霉蛋。
把时间倒回到1925年，那时候黄埔军校真是群星璀璨，陈赓、徐向前这些人哪个不是人中龙凤？
桂永清也是黄埔一期，算是“天子门生”里的大师兄。
那年9月蒋介石搞第二次东征，下了死命令要严明军纪，谁敢扰民杀无赦。
结果桂永清就敢顶风作案。
大军打下惠州淡水，别的同学都在忙着整顿防务，他带着人冲进了一家典当铺。
他不是去抓敌特，他是去搞钱的。
金手镯、银元、值的钱的细软，打包了一大堆寄回老家。
这事儿做得太绝，也太蠢。
后来被李之龙告到蒋介石那儿，老蒋气得拍桌子要枪毙他。
最后还是何应钦出面，说这是黄埔一期的苗子，杀了可惜，硬是给保了下来。
在那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代，有人图名，有人图利，但这哥们图的是那点不值钱的散碎银两。
为了眼不见心不烦，蒋介石把他打发去了德国留学。
没想到这一去，反而让他学会了更高级的忽悠。
1938年抗战打得正凶，桂永清顶着“德国深造”的光环回来了。
他张口闭口德式战术，把老蒋哄得一愣一愣的，直接把精锐的第27军交给了他。
真正的考验是兰封会战。
当时国军十几万大军围攻土肥原贤二，这本该是一场必胜的仗。
名将宋希濂特意提醒他：“日本人的坦克厉害，别轻敌。”
桂永清鼻孔朝天，觉得自己有德国战法，根本不把日军放在眼里。
结果战斗一打响，日军几辆坦克一冲，他引以为傲的27军瞬间崩盘。
这位德国高材生连像样的抵抗都没组织，带头跑路。
因为他这一跑，兰封失守，防线大开，最后逼得国民党高层做出了那个惨绝人寰的决定——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这种自以为是还镶了金边的猪队友。
按理说这种败军之将早该毙了，可蒋介石只是骂了他一顿“草包”，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到了1946年，更离谱的事来了。
蒋介石要重建海军，竟然选了连游泳都不会的“旱鸭子”桂永清当海军总司令。
老蒋的算盘是，海军派系太复杂，不如找个外行去管，只要听话就行。
事实证明，这简直是自杀式操作。
在桂永清治下，海军成了贪腐大本营。
1948年老蒋视察“重庆号”，戴白手套摸栏杆全是灰，气得大骂要亡国。
后来“重庆号”直接起义投奔了解放军，给了桂永清一记响亮的耳光。
外行领导内行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外行还特别勤快，特爱瞎折腾。
说回1954年的那个早晨。
桂永清死在魏道明的别墅里，有人说是心脏病，有人说是被吓死的。
蒋介石为什么不让查？
道理其实很残酷。
在老蒋看来，这个“忠诚的蠢材”已经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
查出来是病死那是晦气，查出来是谋杀那是丑闻。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岛上，一个无能亲信的死，根本不值得再掀起一场风波。
对于桂永清来说，死或许真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不死，随着解放军攻势越来越猛，他这个摆设一样的参谋总长，迟早要再次面对失败的羞辱。
那时候，蒋介石还能再容忍他一次吗？
活着是个尴尬的笑话，死了倒成了帮蒋介石省心的解脱。
那一年的桂永清才54岁，这个曾经喊得震天响的名字，还没等到尸体变凉，就在台北的官场里彻底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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