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深夜，台北士林官邸的窗帘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氧气瓶持续发出“嘶嘶”声。医生刚量完血压，蒋经国俯在病床前，低声问：“父亲，还有什么要交代？”病榻上的蒋介石把视线移向窗外，迟疑片刻，吐出一句：“敬佩一人，畏惧两人。”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蒋经国的私人笔记中，也为蒋氏家族留下了颇具戏剧性的注脚。
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蒋介石第一次真切感到“畏惧”，是在1931年11月30日。当天清晨，南京东郊汤山枪声乍起，被押解的邓演达倒在血泊里，终年三十六岁。执行枪决的军统特务并不知道，这名“左派将领”在黄埔军校时与蒋介石朝夕相处；蒋本人更清楚，留着邓演达，自己的统治就多一分不确定。于是，临时电话、深夜调车、密令行刑，一切仓促却必然。
邓演达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人称“黄埔四凶”之一，真要细算，他并不凶，只是脾气直。1916年从陆军速成学堂结业后，跟随孙中山南征北讨，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北伐先遣队司令。战场上，他用“敢打硬仗”搏得威望；讲台上，他能把日俄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战例拆解得一清二楚。黄埔军校那些怀抱理想的青年几乎都听过他讲课——这正是蒋介石不愿公开承认却又难以否定的事实：邓演达比很多黄埔出身的将领懂兵，且心怀更大的政治抱负。
北伐胜利在望之际，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内部惊现暗流。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强硬夺权，左派却不买账。邓演达曾公开质问：“革命军可否为个人野心驱使？”这句话传到蒋耳中，他怒形于色，却又心知肚明——要是无法说服，就只能去除。捕人、劝降、再到处决，仅三月有余。外界多感叹蒋介石心狠手辣，其实他心里清楚：邓演达若获释，第三党的旗帜便会在华南、华中重新招展，到那时谁还能束得住这匹脱缰野马？
第二个“畏惧”对象，蒋介石并未遮掩，就是毛泽东。1927年至1949年，双方交锋二十余年，从井冈山到淮海战役，大小会战数不清。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摆脱生死危局；淞沪会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创造敌后战场；抗战胜利后更有三大战役一锤定音。蒋介石在台湾回顾这段往事，常自嘲“屡战屡败”，一次在参谋会上甚至苦笑：“毛润之用兵不按常理，偏偏就能抓住破绽，这才叫可怕。”战术上的敏锐、战略上的魄力，再加上群众基础，三管齐下，让蒋介石由竞争转为胆怯。畏惧，来得自然。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说“最敬佩”的那位，却与他既合作又对立。1924年，黄埔军校刚建校，校长蒋介石急需政治教官。彼时周恩来从法国归国，对军事教育兴趣浓厚。蒋亲自递出邀请函，希望借周的声望稳定左派情绪。周恩来走进课堂，用生动的欧洲实例相结合，讲民主、讲军事、讲社会，学生一下被吸引。蒋在旁听后感慨：“此人兼具理论与实践，实属难得。”
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没想到自己会被张学良、杨虎城联手“请去谈话”。1936年12月12日，骡马市官邸变成临时囚所，蒋介石处境堪忧。恰在关键节点，周恩来从陇海线乘夜车赶到西安。谈判桌上，他用一句“民族大义须放首位”打开僵局；密室里，他对张学良低声提醒：“对内停止内战，对外一致抗日，方能挽救中国。”最终，蒋被安全护送返南京。蒋经国多年后回忆：“那一夜，父亲沉默许久，然后说：‘周公真乃古之管仲。’”周恩来的冷静、周旋和大局观，给蒋留下深刻烙印，“敬佩”二字绝非客套。
再说到1949年冬天，蒋介石率残部撤离大陆。在上海码头，他回头望着滩涂上林立的仓库，嘴里念叨：“这一走，谁知归期。”其实蒋最怕的不是东风导弹，也不是美援中断，而是大陆出现截然不同的政治版图——而这正由他所畏惧的毛泽东与已被处决的邓演达等人曾经描绘过。畏惧源于对未来失控的恐惧，敬佩则是对人格与能力的认可，两种情感交织，使蒋介石晚年常陷回忆。
1975年4月，病情恶化的蒋介石数次昏迷。有人将国民党党徽放在他枕边，他忽而睁眼，低声呢喃：“邓演达、毛润之……不能轻视。周恩来，可敬可佩。”稍许清醒，他又告诫蒋经国：“治军如治国，须明白人心向背。”这并非忽然的悟道，而是漫长政治生涯压缩后的结论。
邓演达的遗体被秘密掩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迁葬；毛泽东在1949年步入中南海，开启新的篇章；周恩来则在1976年1月9日走完一生。三人已然长眠，惟有那句“敬佩一人，畏惧两人”像钉子般钉在历史木板上，提醒后人：政治强人也有内心脆弱之处，刀光剑影背后，仍难摆脱敬畏与钦佩的情感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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