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一个做到中将的大官，最后被自己效忠的政权枪决，搜家时连特务都愣了——这世上真有人把信仰看得比性命还重。
吴石当年在军界的名气，可不是吹出来的。保定军校毕业，八百多号人里考第一，后来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照样拿榜首，“吴状元”的名头在军中没人不知道。回国后没几年，就写了十好几本军事书，从日军作战方法到国家国防建设，全是硬货，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高级将领都听过他讲课。抗战那会，他当第四战区参谋长，昆仑关大捷就是他全盘策划的，把日军精锐旅团打得落花流水，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了八成多。可谁能想到，这么个军界红人，抗战胜利后反倒越来越消沉。
他亲眼看着那些国民党大员们抢着捞好处，前方士兵在战场上挨饿受冻，后方权贵却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豫湘桂战役打得多惨啊，他看完直叹气：“国民党不亡无天理。”其实早在1938年，他在武汉办战地情报训练班时，就见过周恩来、叶剑英几位共产党人，人家那种朴素又坚定的样子，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7年，通过好友何遂牵线，他终于跟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何遂的儿子何康成了他唯一的联系人。
打这以后，吴石就开始了提着脑袋干情报的日子。1949年3月，他在福州当绥靖公署副主任，把长江江防的部署图缩印在薄纸上，用米汤写在《孙子兵法》的空白页里，借着去布店扯布做军装的由头，偷偷交给了地下党联络员林亨元。更早之前的1948年，他推荐老乡吴仲禧去当国防部监察官，还亲笔写信给徐州“剿总”的参谋长李树正，让吴仲禧能进机要作战室，把淮海战役的兵力部署记在心里传出去。同年国民党要把500箱绝密军事档案运去台湾，他说“先放福州，进退都方便”，只运走一百多箱不重要的，把298箱核心档案藏了起来，最后全交给了解放军。他还半夜去找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劝他起义，最后真的成了南京江面上的一件大事。
1949年8月，吴石不听好友劝，带着家人去了台湾，当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其实是继续做情报工作。中共华东局派朱枫去跟他接头，两人前后见了四次，每次都选在人多的地方：在东亚百货把情报塞衬衫领子里，在菜市场藏进鱼鳃，在电影院夹在电影票根里，最后一次更是把空军机场分布图用蜡封在空心腰带给朱枫系着带回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他记事本上写的“吴次长”，让特务直接盯上了吴石。3月1日晚上，特务闯进吴石家把他抓走了。审讯的时候，竹签刺指甲、辣椒水灌喉，左眼都被打瞎了，可他的审讯记录上只有“无可供述”四个字，劝他投降，他就回八个字：“问心无愧，绝不低头。”
军事法庭一开始判的是死缓，结果蒋介石看到判决书火冒三丈，亲手把“死缓”改成“立决”，还差点把主审法官撤了职。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半，吴石跟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宣判到行刑，前后才半个多小时。临刑前，他写下了绝笔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刑场上，他朝着远方大喊“中华民族万岁”，随后两声枪响，人就倒了下去。
特务整理他的遗物时，都傻了眼：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叠写满批注的军事书，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块手表，还有一把断了齿的塑料梳子。搜遍整个屋子，只找到一根四两重的金条，还是留给他子女的遗产。一个中将，家里穷成这样，见惯了官员贪腐的特务们，当场就没了话。吴石的妻子王碧奎一开始被判了9年，多亏了吴石当年的救命恩人、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陈诚暗中帮忙，只坐了7个月牢就出来了，陈诚还长期用化名给吴石的子女寄钱。
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周恩来总理临终前还特意嘱咐：“不要忘记吴石他们。”1994年，他的骨灰终于运回了北京，葬在福田公墓，跟妻子王碧奎合葬在一起。现在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他的名字刻在英名墙的第一个位置。
有人说他背叛了党国，可他一直觉得，自己忠诚的是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初心，不是那个已经变了质的政权。在那个选对路就能活、选错就会死的年代，吴石用命践行了什么是家国大义。回望这段历史，或许我们能明白：真正的忠诚，从来不是盲目跟着某个政权走，而是心里装着民族和人民。这样的英雄，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记在心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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