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朝，科举被视为入仕的“正途”，无数寒门子弟寒窗苦读都只为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

但科举的独木桥太过拥挤，据记载，明朝乡试录取率甚至不足1%。

而对于那些止步于秀才或连乡试都难通过的读书人，是否真的再无入仕可能？

事实上，明清官场为他们留了多条“辅路”，甚至有人借此登上科举巅峰，出现非举人也能中状元的传奇。

明朝建立初期官员缺口极大，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年间全国初任官员中竟有60%来自国子监。

朱元璋深知“科举未兴，学校先行”，将国子监打造成储备官员的“黄埔军校”。

提出凡国子监学生，需分拨至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实习三个月，按处理公文、断案判狱等表现分为三等。

上等者直接授官，无需经过科举。

这意味着一名从未参加乡试的国子监生，跳过举人、进士阶段，起手便是五品以上官阶。

朱元璋的逻辑很现实，元朝灭亡因学校废弛，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懂实务的监生。

既能填补官缺，又能避免科举选拔的滞后性。

随着明朝政局稳定，监生群体来源多种多样。

有的以举人身份入监，而各省官学的优秀廪生按配额进入国子监，官员子弟可凭父祖官阶入监。

戚继光之子戚祚国就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却同样世袭军职。

至明中叶，科举成为正途标配，监生地位开始下降。

万历年间，监生授官多为正九品，且需排队候补，到了明中期后甚至开始出现买监的现象。

景泰年间，捐监银仅需20两，大量富商子弟虽被正统士人轻视，却能通过历事获得正八品的职位。

清朝则开始出现贡生、例监、例贡。

乾隆二十五年，毕沅因熟悉新疆屯田事务在殿试中被乾隆钦点状元，这是清代唯一一例监生出身的状元。

但贡生需要三年一选，且必须经朝考合格才能授职，最终因流程繁琐，实际影响力有限。

尽管例监、例贡被视为“异途”，但清廷仍然允许异途官员通过考职转为正途。

例如光绪年间，捐监出身的州县官需通过“大挑”考试，合格者可任知县。

这种“花钱入场，凭本事晋升”的机制，让无数寒门子弟得以曲线入仕，却也埋下官场腐败的隐患。

例如清末捐官者上任后常以捐银需回本为由横征暴敛，加速了吏治败坏。

明清时期的非科举入仕制度，初衷是在特殊时期加速官方对人才缺口的调整。

这些制度虽被正统士人诟病“破坏科举公平”，却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初监生迅速填补官缺，维持了政权运转，而清朝捐纳在太平天国时期筹得军费3000万两，支撑了湘军、淮军的崛起。

但是应急方案只能用于一时，明朝中后期监生素质下降，出现“监生不知经史，唯知钻营”的现象。

清朝捐纳导致“官多缺少”，举人需候补十年才能任职，间接促成1905年科举废除。

正如乾隆朝大学士鄂尔泰所言：“非科举无以正人心，非捐纳无以济急需，二者不可偏废。”

这种“正途与异途并存”的模式，恰恰是传统官僚体系在公平与效率间的失衡。

从明初监生直接拜官到清末捐纳制度化，明清两朝为落第士子打开一扇偏门。

这些看似“捷径”的入仕路径，实则充满荆棘，贡监生需熬资历，荫监生依赖家族背景。

古代官场的逆袭从来不是无条件的，那些未能踏上科举正途的读书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在官场上留下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