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公元前722年至前222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纵向的流动过程及其特征。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分为春秋（公元前722—前464年）和战国（公元前463—前222年）两个阶段。其中春秋时期材料的主要来源是《左传》，这是由于《左传》中大部分春秋时期的记载是可靠的。作为战国时期多种文献的集合，《战国策》自然是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材料。同时，其他经典文献的相关记述、战国诸子的作品也是重要的参照和支撑。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材料取自《史记》这部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通史”。本书附录中附有上述文献年代和真实性的相关讨论，读者可以参考。

本研究从上述文献资料中搜集了约700人，通过列表追踪他们的社会地位变动，从而观察某一社会群体重要性升降的一般趋势。每三十年为一代人，每一代人可视作一个阶段，用以考察各种社会群体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的情况。据此，春秋时期可划分为九个阶段，战国时期则有八个阶段。对抽象而又客观的复杂数据的最佳解释，是对个案的举例分析，这有助于对总体情况的理解。

围绕社会流动这一讨论焦点，本研究涉及文化变革的各个方面。类似于一组具有功能关系的要素，社会的不同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的变化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宗族的“父权”（patriarchal authority，马克斯·韦伯的术语）逐渐让位给制度化的政府；在战国时期，专业人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此外，春秋时期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也转变为地区和职业相互依存的战国经济体系。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改革，出于对传统的挑战并获得了正当性，而这对春秋时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孔子等人倡导尊重个人素质而不是出身。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这些讨论在本研究各个相关章节都有所涉及。

除非另有说明，本研究使用的人物的生卒年代，均主要基于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中文姓名的拼音根据韦氏拼法；但除了元音符号“u”的变音“ü”，其他变音符号一般省去。引文中所用的名字也改为韦氏拼法。中文典籍的英文译本有时也会做些修改。正文首次引用的中文书籍会使用其全名，以后在脚注中均是中文书名的缩写。因此，参考文献中文书籍部分的缩写也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然而，西文书籍在首次被引用时会给出其详细的出处，再次引用时会在脚注中使用其可被理解的缩略标题。

在这里，我无法详尽地列出在这项研究中以各种方式帮助我、鼓励我的所有老师和朋友的名字，但是我首先要向顾立雅教授致以深深的感谢，我的草稿经他多次审阅和修改，他的建议和指正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我还要向审阅过拙稿的全汉昇教授、伯特·F.巴塞利兹教授、米尔顿·辛格尔教授和约翰·威尔逊教授致谢。柯睿格教授和钱存训教授阅读了本研究的初稿，并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修改意见。特别是钱教授关于图表设计的建议，我深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我以前在台湾大学的老师李宗侗教授，是他首先引领我进入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领域。我还要感谢琼·沃克小姐以及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友好帮助。我的朋友E.布奥特、陈平仁、威廉·莱尔、陶天翼、里格尔夫妇帮助我编辑、打字并校对这部作品，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第一章 问题和背景

（节选）

有一条大河顺流而下，流经各个区域。它从高原穿过平原，从盆地流经沼泽。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水流也会随着变化，时而平静，时而迅捷，时而咆哮。她就是长江，中国最长的河流。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从数千年前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顺江而下，最壮丽的部分是三峡段。在那里，河道穿越瀑布，翻滚旋转。她响亮地撞击坚硬的岩石，穿过山脉，最终注入洞庭湖，成为一条缓慢而安静地流向海洋的大河。洞庭湖当然不是长江的发源地，但是在这里，长江以其巨大的规模和力量体现出她的庄严。

中国历史长河形成的时代可以与长江流经三峡的过程相比较，她的“峡谷”发生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年代从公元前8世纪末到前3世纪末。春秋之前，中国由许多封建领主统治，其社会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战国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她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多阶层仍然存在，但没有那么明确界定的社会中；此外，各阶层之间也允许更自由的流动。个人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动，在战国之后比在春秋之前容易。于是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流动的自由度多大？第二，这种流动是否发生在一个基本上没有改变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是说，个人是否是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以更大的便利性进行了地位升降？第三，在社会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什么导致个人在其中的流动性更大？第四，如果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什么？又是何时发生的？它们与社会流动的变化存在什么关系？

春秋和战国是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时期；后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是有充分理由的。利用皮特林·索罗金的术语，我们也许可以把战争的频繁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归因于社会关系的变化。他认为，社会可以从三种文化模式（概念型、理想型和情感型），以及三种主要类型的社会关系（家族型、契约型和强制型）来分析：由于现有文化模式和社会关系体系形式的瓦解，过渡时期会带来更多的战争。

文化模式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是社会关系变化的概念对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是有益的。索罗金提出的家族关系和契约关系，基本上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共同的和关联的关系。用韦伯的术语来说，这些社会的权威分别是传统的和理性-法律的。

虽然本书介绍了韦伯的概念，但“家族主义”一词更能描述春秋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正是由大家族组成的。应该说，春秋及以前的社会关系基本是家族型的，而这种关系在战国时代则趋向契约型。家族关系与国家的家族观念、强大的家族组织和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相吻合。亲属关系或模拟亲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血缘遗传方面的社会分层，因此社会流动受到限制。然而，随着家族关系破裂、家庭凝聚力瓦解，出现了社会真空。个人在这个尚未重新成形的社会体系中，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向上或向下流动。到战国结束以前，契约关系体系开始出现，官僚机构、雇主-雇员关系和商业交流等都随之产生。这样的社会必须对各阶层成员不断地进行再分配，换句话说，社会流动更加自由。

在过渡时期，随着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制度的出现，过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也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似乎也发生了变化，而不仅仅是社会内部的流动。观念的演变往往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然而，反过来，观念的改变也常常为新社会的出现铺平道路。这种现象就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相关联的一个经典范例。

各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变化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联系紧密，以至于无法确定其因果关系。它们是变化的原因，也受到变化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纵向的社会流动被视为核心指标，其他变化都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这里要寻找的也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相关性的联系。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社会流动、国家内外的权力斗争、经济进步和观念演变等社会现象。本书似乎是一部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通史，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对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现象的描述。问题是：在重塑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它又是如何发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昔日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职能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以及行为的方式完全混乱。社会标准的缺乏使人们感到困惑，直到满足新秩序需要的新标准建立起来。新制度建立后，一些社会成员发现自己的地位与以前制度下的祖先截然不同。

本书将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流动所获得的自由程度，它也将取决于旧社会是否瓦解。对权力斗争、经济演变和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与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相关性的研究，将为揭示社会结构和流动性变化的复杂过程提供一些线索。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自《左传》《战国策》《史记》中选取了春秋、战国间的大约七百人，追踪他们的社会地位变动，从而观察数个社会群体的重要性升降的一般趋势，以社会流动为核心，考察中国古代早期（春秋、战国间）的总体社会转型和文化聚合。轴心时代最剧烈而深刻的变迁之一，在书中所采用的计量社会学的扎实论证和大量史料佐证的基础上，得到了系统的表述与解释。同时，作者以精炼的语言描述了春秋、战国间漫长、复杂的整体社会转型和文化聚合，包括但不限于多个社会阶层的衰亡、兴起和更迭带来的政治权力的集散、转移；神圣和家国一体观念的变化；“士”的观念及其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变迁；对军事、诸侯国内外的冲突和强权层面变化的观察和分析；对赋税、劳役、土地、货币、商业、技术和城市等具体现象之变迁的观察和分析；新型国家的出现和巩固及随之出现（或互为因果的）的新出现的行政专家和专门的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