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长安城的繁华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神秘莫测的地下世界——鬼市。

这个频繁出现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唐代笔记中的特殊集市，如同暗夜中的幽灵，既真实存在又充满诡异色彩。

唐代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唐六典》规定“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严禁夜间交易 。

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唐以后出现突破宵禁的“夜市”，鬼市便是其中最神秘的一类。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长安“恶少”常于“夜聚晓散”，从事非法交易，这类活动被官方统称为“鬼市” 。

因其违背宵禁制度，交易多在暗中进行，故被赋予“鬼”的隐喻。

在唐代笔记中，鬼市被渲染为“人鬼混居”的特殊场所。

《酉阳杂俎·玉格》记载：“鬼市，人不得见，见之者必病，盖鬼物也。”

《太平广记》卷36记载，长安恶少陆大钧曾“夜游鬼市，见有货枯骨者，曰‘此龙骨，食之延年’” 。

这类记载将鬼市与灵异事件结合，称其出售冥器、枯骨等阴物，甚至有“鬼商”以纸钱交易，强化了其“阴间集市”的神秘色彩。

现代学者指出，鬼市的“诡异”本质是唐代商业需求与宵禁制度冲突的产物。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双怀在《唐代长安的商业》中分析，鬼市实为“唐代城市中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的夜间交易市场”，因交易时间、商品种类及参与者身份特殊，被附会以鬼神传说 。

敦煌出土文书《长安志图》残卷中，“鬼市”与“黑市”“穷汉市”并列，进一步证明其民间经济属性。

唐代长安有108坊，鬼市并无固定场所，但以崇仁坊最为频繁。

《长安志》卷8记载，崇仁坊“与尚书省隔街，多为士人所居，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

因其靠近皇城，流动人口密集，成为夜间交易温床。

《酉阳杂俎》续集卷1记载，长庆年间（821-824年），崇仁坊西门“每夕有鬼市，货稀世珍宝，人不敢正视” 。

1996年，西安考古研究院在今西安交通大学附近（唐代务本坊遗址）发现唐代建筑基址，出土大量唐代货币、陶瓷残片及疑似交易凭证的木简。

其中一枚木简上书“丙戌夜，于务本坊西市易绢三匹”，结合《唐两京城坊考》中“务本坊多工商货殖之家”的记载，推测此处为中晚唐鬼市活动区域之一 。

部分笔记将鬼市地点指向城外荒郊。

《太平广记》卷375引《河东记》载，天宝年间（742-756年），书生王勋“夜出通化门，见道旁有市井，灯火荧煌，闻人声喧阗，云是鬼市” 。

通化门为长安东城正门，门外即东郊坟场，唐代称“韩森冢”，是民间传说中的“阴界入口”，故被附会为鬼市所在地。

鬼市遵循严格的时间规律，多在“亥时（21-23点）”开市，“卯时（5-7点）”散场，即所谓“亥时鬼出，卯时鬼隐”。

《唐六典·金吾卫》记载，唐代宫城“夜禁鼓”于“漏刻二十刻”（约23点）敲响，鬼市开市恰在禁鼓之后，利用夜间管理真空期交易 。

1. 照明限制：

为避免暴露，鬼市禁止使用明火，仅以“松明”（松枝火把）或“鬼灯”（植物油灯）照明，光线昏暗如“鬼火”。

《酉阳杂俎》前集卷15记载，鬼市“列烛而市，烟尘四合，庶民莫敢正视” 。

2. 缄默交易：

交易者多用手势沟通，避免言语泄露身份。

《唐语林》卷7记载，鬼市中“以物比手，至夜不散”，甚至有“哑语”约定价格，如伸一指为“一贯钱”，握拳为“十贯”。

3. 特殊货币：

部分传说称鬼市使用“冥钱”“鬼币”，但考古发现仍以铜钱为主。

1983年，西安西郊出土唐代陶罐，内装铜钱300余枚，其中12枚有明显磨损痕迹，推测为鬼市流通货币。

鬼市交易物品可分为三类：

1. 非法违禁品：

包括私盐、兵器、官营手工业制品（如绫罗绸缎）。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期（806-820年），长安鬼市“鬻甲胄者十有三，鬻弩者十有七”。

2. 二手旧货：

衣物、家具、农具等，多为偷盗所得。

《通典·食货》记载，鬼市中“有衣敝履穿者，有持故器鬻于市者，率皆盗赃”。

3. 灵异物品：

冥器、符咒、所谓“仙药”（如矿石炼制品）。

《太平广记》卷40记载，鬼市曾出售“返魂香”，称“燃之能招亡魂”，实为树脂类香料 。

《酉阳杂俎》前集卷2记载，贞元年间，长安市民李季卿“夜入鬼市，见一老妪卖胡饼，邀之共食。

妪曰：‘此饼乃阴间麦所制，食之可通幽冥。’季卿食后，见街中皆为枯骨行走，惊绝而醒” 。

此类故事将鬼市塑造成人鬼界限模糊的场所。

《太平广记》卷33引《广异记》载，士人张果“于鬼市购得玉簪，归家后其妻佩戴，夜梦一女子泣曰：‘此吾殉葬之物，何得盗取？’妻遂病亡”。

类似记载暗示鬼市物品多为盗墓所得，带有“阴气”。

《唐国史补》卷中记载，监察御史李舟“夜巡鬼市，见一朱衣人交易，疑为鬼魅，欲捕之。朱衣人曰：‘吾乃宣平坊王郎中，因家贫鬻物，公勿惊。’”

反映出鬼市参与者不乏官僚阶层，侧面说明其社会渗透度。

1956年，西安碑林区出土唐代《大唐西京重修太庙记》碑，记载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长安“诸坊夜市，鼓未动而云集，鼓已绝而不散”，证明鬼市实为规模化夜市的雏形 。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夜市瓶”，瓶身铭文“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进一步印证夜间交易的普遍性。

《唐会要》卷86记载，文宗开成五年（840年）曾下诏“京夜市，宜令禁断”，但同年又允许“诸军镇、坊市百姓，有蓄积者，并任出粜，不得令有闭遏”，反映出官方对鬼市“禁而不绝”的态度 。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松弟在《唐代城市形态与地域经济》中指出，鬼市的长期存在，本质是商品经济突破制度束缚的体现。

鬼市传说中的“胡商”“波斯宝”等元素（如《酉阳杂俎》记载鬼市有“大食国商人鬻火浣布”），反映了长安作为国际都市的多元文化特征。

而“鬼市避税”“盗赃销赃”等记载，则暴露了唐代社会的灰色地带。

唐末战乱后，长安鬼市逐渐衰落。至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瓦解，夜市合法化（如北宋汴梁“州桥夜市”），鬼市的神秘色彩亦随之褪去。

但“鬼市”一词并未消失，明代《万历野获编》中北京“鬼市”仍指专卖古董、旧货的夜市。

清代《燕京岁时记》称“鬼市者，乃日用必需之物，肩挑车载，堆积街市，清晨各以贱价鬻之”，其内涵已完全转为普通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