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明初朝廷中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即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地主集团，且认为两者存在尖锐斗争。

实际呢，朱元璋因为一些事批判李善长时，刘伯温劝解：“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想要撤掉李善长的丞相职位时，刘伯温也持反对态度。

朱元璋曾就宰相人选询问刘伯温意见，其中提到一个人叫杨宪，这人出自太原，是刘伯温好友，常常被认为是所谓浙东集团一员。

但刘伯温是怎么回答的呢？

“宪有相才，无相器。”

同为浙东集团兼好友，刘伯温不应该支持杨宪为相吗？

如果认为这是刘伯温虚伪客套回答，那再看看浙东集团的另一代表人物宋濂。

宋濂被征辟就是淮西勋贵集团首脑李善长举荐的，李善长的长子李棋曾受业于宋濂，有师生之谊，甚至名字也是宋濂取的。

淮西武臣曹国公李文忠“颇好学问， 尝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曾举荐王伟、许元，延聘朱廉、吴沉、吴履，与宋濂、苏伯衡也颇有旧交，这些人都是浙东集团的。

浙东集团这些人与李文忠的交情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苏伯衡、方孝孺、林右都与李文忠之子李景隆私交极好。

宋濂最后是被作为胡党牵连得罪而死的，这至少说明他与淮西集团二号人物胡惟庸的关系也不会太坏。

此外，淮西勋臣郑国公冯国用之子、宋国公冯胜之侄冯诚是宋濂的学生。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墉、廖铭皆尝受学于宋濂门人方孝孺。

这能说“尖锐斗争”吗？至少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吧。

洪武朝廷群臣相互倾轧不已，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元璋有意纵容甚至亲自操控所致。

02

“集团”这个词用于历史研究，最早应是出自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关陇集团”这一概念就是由他提出，主要是指北魏六镇武将、代北武川的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豪族，这一概念用于研究西魏、北周、隋、唐的历史。

但是，将“文官集团”与阴谋论结合，近些年愈发有滥用的趋势。

比如落水的明武宗朱厚照和明光宗朱常洛是死于文官集团阴谋，甚至土木堡之变也是文官集团阴谋坑害朱祁镇之类的论调。

“关陇集团”、“山东集团”、“文管集团”、“士绅集团”是用来泛指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松散群体，而非具有严密组织、纪律口号的现代党政团体。

文管集团阴谋的极端论调且先不提，即便是陈寅恪先生的“集团”论也并非毫无问题。

以陈寅恪先生《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为例：

世勣（李勣）地位之重要实因其为山东豪杰领袖之故，太宗为身后之计欲平衡关陇、山东两大武力集团之力量，以巩固其皇祚，是以委任长孙无忌及世勣辅佐柔懦之高宗，其用心可谓深远矣。 后来高宗欲立武曌（武则天）为后，当日山东出身之朝臣皆赞助其事，而关陇集团代表之长孙无忌及其附属系统之褚遂良等则竭力谏阻，高宗当日虽欲立武氏为后，以元舅大臣之故有所顾虑而不敢行，惟有取决于其他别一集团之代表人即世勣之一言，而世勣竟以武氏为山东人而赞成其事，论史者往往以此为世勣个人道德之污点，殊不知其社会集团之关系有以致之也。

这段话主要是讨论李勣[jì]（徐茂公）在“废王立武”一事上的立场问题。

永徽六年，唐高宗李治借口无子嗣，想要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

李治两次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李勣称病未去，前朝托孤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皆严厉反对。

李治随后单独召见李勣询问意见，李勣回答：“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由此坚定了废后的决心。

陈寅恪先生认为“废王立武”事件中李勣的立场，是背后的集团在发挥作用，李勣对废王立武的支持，主因在于武则天而不是唐高宗，因为李勣与武则天同属于山东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恐怕未必。

表面上看，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虞世南都是李世民留下的前朝老臣，威望素著，但实际上李勣是高宗李治没登基前就有君臣关系了。

当年玄武门之变前，对于是否发动政变，秦王

“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 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李勣关键时刻的“辞”，无可厚非，他并非秦王府中之人，此时押注风险过大。

但这番坐看风云变幻的态度，要说李世民心里没点膈应是不可能的，至少绝不会把李勣当嫡系看。

在李世民眼里李勣是可用之臣但绝非可信之臣。

李勣没有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参与谋划，没有像秦叔宝、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披甲上阵，算不上秦王府嫡系小圈子，自然不会迎得类似的信任。

果然，李世民登基后，拜李勣为并州都督，这一去就是十六年。

因此，在贞观十七年之前，李勣虽在军事上建树颇多，但在朝堂政治上几乎没什么影响力。

转机出现在李治身上。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贞观五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遥领并州都督一职，一直看守唐庭北大门的李勣则担任晋王府长史一职。

要知道，此时太子还是李承乾，不是开天眼，没人会在这时候认为李治能当上太子。

按照唐朝的法令，亲王是不可以随意联络朝中大臣的，只有王府官员与自己亲王的联系是合法的。

比如，玄武门之变前，李渊就曾把杜如晦、房玄龄等人从秦王府调到朝廷任职，以此削弱秦王府势力，切断彼此的合法联络路径。

李勣晋王府长史职位可以让他和晋王府光明正大往来。

贞观十七年，原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相继出局后，李治被封为太子。

李勣则由于军事成就和晋王府一系的烙印，政治地位急速上升。

李勣的墓志中保有高宗李治所写的序言：

“朕以绮执之岁，先朝持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望苑初开，备引英奇，以光僚き。而岁序推迁，凋亡互及，茂德旧臣，唯公而已。”

茂德旧臣指的就是李勣在晋王府时期就与李治建立了君臣关系，以“旧臣”相称显示亲近之意。

李世民临终前将李勣贬到外地这件事，《资治通鉴》认为是在测试，并且说命令发出之后，要看李世勣的反应，

“若其即行”，则给予重用; “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

结果“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这哪是测试，分明是开卷考试， 一朝天子一朝臣，长孙无忌、褚遂良、虞世南是前朝老臣，李勣可算不上，人家在贞观时期就和李治建立君臣关系了。

因此，李勣到底是出于武则天同属山东集团，还是出于东宫旧臣这一身份站出来支持李治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当初废王立武一事上支持者都有谁。

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后，曾发出诏令嘉奖当年在废王立武一事上支持的大臣。

如意元年，则天以义府与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赞之功，追赠义府扬州大都督，义玄益州大都督，德俭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

这份名单中没有李勣和上官仪（上官婉儿他爷爷），没李勣是因为他的孙子李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因而被迁怒。

没有上官仪则是因为他得罪武则天，被诬陷谋反处死。

上官仪和李勣，还有上面提到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都是出身于东宫旧部，其中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他们也并非全部出自山东地区。

在高宗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对峙时，李勣、许敬宗、李义府几人是在支持高宗，还是武则天？

李勣的关键表态难道是因为武则天与他同出山东的缘故？

现在看，废王立武，真正的原因除了高宗个人情感因素，未尝不是由于高宗坐稳皇位以后，元老派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已经有点碍眼了。

而李治需要借重李勣的威望和影响力来反制长孙无忌一派辅政大臣。

因此，即便是最早提出“关陇集团”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并非全然正确，况且类似明朝历史重灾区的“文官集团”阴谋论。

03

“XXX集团”为名泛指某类群体是没问题的，但若在细节上习惯性的将“XXX集团”归为某个严密的组织是不可取的，至少在历史研究分析上不可取。

“文官集团阴谋论”忽略了群体利益中个体诉求的行为动机和细节，进行宏观历史研究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到了细节则值得商榷。

自媒体喜欢极端化和情绪化表达，这类表达恰恰又能迎合一些人现实心理诉求。

是的，即便是历史研究，很多人的软弱性也暴露无疑。

他们高呼：皇帝是无辜的，宦官是有效的，文官是坏的，江南士绅都该捐家产，不捐就应该拉出去挨个砍头。

目前流行的各类文官集团阴谋论的前提——有严密党纪，不会泄密，且能施行复杂阴谋的组织。

国民党当年已初具现代党政的雏形，都能被我党漏成筛子，为何就能想当然的认为，松散的文官团体能搞出来严密的组织呢？

明朝文官集团看似是一个整体，但权力却是分散的，互相制衡。皇帝有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背书，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绕过任何规章制度，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明朝皇帝手中不但握有批奏的司礼监，还有能够绕过三法司抓捕审问的东厂、锦衣卫。

文官集团不是一群阴谋家，更不是无所不能的共济会。

他们是门阀政治衰落，科举制兴起后的产物，他们的存在本身，不需要政治纲领，也不需要集体意志，甚至只要势力强到盖住皇权，他们还会自行瓦解，彼此斗争。

真有什么所谓阴谋，以地域为纽带的乡党官员，或是以科考为纽带的师生、同年都比文官集团阴谋论这种说法更为靠谱。

“文管集团”真正以整体一致性形象出现，大多是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比如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万历朝立国本一事上。

即便如此，由于皇帝掌握着“名”与“权”，文官中也有“叛臣”投向皇帝。

历史长河中的权谋与抉择，很多时候不是非黑即白的阵营对垒。

所谓的“文官集团”，不过是后人强行归纳的符号，掩盖了利益交织、人情纠葛的复杂底色。

文官集团更像是虚幻的集体意志，如果将历史简化为集团间阴谋的角力场，无异于以今人思维丈量古人步履，既消解了人性的多面，也模糊了权力的真实逻辑。

全文完。

参考：

1.^《资治通鉴》 2.^《明史》 3.^吴晗《朱元璋传》 4.^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5.^《李勣墓志铭》6.^吕博《试论李勣的为臣之道——以唐初的几个重要政治事件为考察》

7.^孟宪实《论李勣王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