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诚信度全球最低？六年后反转来了！

据国际顶级期刊《Nature》的子刊《Scientific Reports》官网显示，“Randomized studies in China show that studying and promoting civic honesty needs to consider local norms”一文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的子刊《Scientific Reports》发表。

该论文由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Iris W.Hung与香港科技大学的Yuho Yiu、清华大学的Sihan Wu、复旦大学的Dan Liu和Liman Wang、Hangzhou Fancha Technology的Xiao Han合作撰写。

“如果你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钱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 201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Alain Cohn及其他几名学者在全球40个国家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测量公民的诚信度。研究显示，在该“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最后。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大量讨论，众多学者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引申研究。然而，造成此研究结果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什么是决定中国公民诚信行为的关键因素？

本论文提出，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背景以及公民的心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中国公民的诚信行为。这不仅为学术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诚信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还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研究背景

公民诚信对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政治欺诈、腐败、企业丑闻以及逃税等行为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侵蚀社会信任和组织道德，最终给个人带来巨大的心理痛苦。理解这一问题，包括人们为何会做出诚实行为、如何培养公民诚信以及相关政策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了解不同国家的公民诚信状况，Cohn 等人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在 40 个国家投放丢失的钱包，并统计人们归还这些丢失钱包的比例。归还丢失的钱包是衡量公民诚信行为的一个指标。在他们的田野实验中，通过改变钱包里的金额以及是否放置个人物品，来操控不诚实行为的动机。结果显示，在各个国家，当钱包里有个人物品（相较于没有）或者有钱（相较于没有）时，捡到钱包的人更有可能归还。Cohn 研究进一步利用来自美国、英国和波兰的样本，探究了背后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参与者归还丢失钱包的意愿可能由两种心理因素共同驱动：利他关怀和对偷窃的厌恶。

本文当前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找出在中国促进公民诚信行为的有效方法。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是因为在 Cohn 研究中，中国的失物归还率在全球最低（当失物中没有钱，只有个人物品时，归还率为 7%）。

本文的田野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借鉴了 Cohn 研究的实验设计，结果表明，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对偷窃的厌恶以及对诈骗的怀疑，都能独立影响归还丢失钱包的行为。此外，中国参与者表明，他们在失物上留下微信作为联系方式的可能性比留下电子邮件更高（也就是说，当失物被捡到并归还时，拾到者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失主）。本文的田野实验显示，平均归还率达到了 59.3%。本文的研究设计在多个方面借鉴了Cohn 研究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不应将本文的研究结果与 Cohn 研究的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考虑当地规范对于研究和提升公民诚信行为或许十分重要。

研究发现

微信作为联系方式显著提高失物归还率：研究发现，相较于电子邮件，中国公民更倾向于使用微信作为联系方式。在Cohn 的研究及其失物归还实验中，使用电子邮件作为联系方式时，中国公民的钱包归还率仅有7%；而在田野实验中，提供微信二维码作为联系方式的干预措施，使钱包归还率达到了 59.3%。这一现象表明，使用符合本地社交习惯的沟通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行为阻力，从而提高公民诚信行为的发生率。

公民责任感和利他关怀在中国的诚信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线实验结果显示，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和对偷窃的厌恶是影响中国公民失物归还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这些因素显著提升了人们归还失物的意愿，表明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培养利他动机，有助于促进诚信行为的发生。

安全保障干预措施适得其反，降低了钱包归还率：田野实验结果显示，安全保障干预（即向捡到者保证归还钱包的安全性）不仅未能提高归还率，反而降低了人们的归还意愿。安全保障信息激活了捡到者对诈骗的怀疑，使他们更加关注潜在风险，从而减少了诚信行为的发生。这一结果提醒在设计诚信干预措施时，避免激化人们对潜在风险的关注至关重要。

中国公民归还钱包的心理机制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公民归还钱包的心理驱动因素与 Cohn 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不同。在中国，公民责任感、对偷窃的厌恶和利他关怀对归还行为影响较大，而安全保障因素则带来了负面作用。此发现凸显了文化背景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强调了在跨文化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本地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

文化规范在诚信行为干预设计中起关键作用：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文化背景对诚信行为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电子邮件较少用于日常社交，而微信已成为普遍使用的通讯工具。实验表明，符合当地社交习惯的干预措施（如使用微信二维码）能够显著提高失物归还率。该发现强调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诚信行为干预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地社会规范，以提高政策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研究意义

本研究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诚信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结合中国本土社会规范，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公民诚信行为心理机制的认知，也强调了文化背景对行为干预设计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研究发现中国公民更倾向于使用微信作为联系方式，而非电子邮件，这一行为模式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此外，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表明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进行社会行为干预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以制定更具实效的诚信促进策略。这一发现不仅对学术界具有贡献，也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在提升社会诚信水平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

论文详情如下：

论文摘要

公民诚信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致力于在公民和员工中推广的关键行为。本文在中国开展了线上与田野实验，采用了近期一项研究的设定，该研究运用创新设计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公民诚信行为。

结果表明，中国失物归还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与文献中所提出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参与者表示，他们在失物上留下微信而非电子邮件作为联系方式的可能性显著更高，这证实了中国的一种本地常态，即普通中国公民很少使用电子邮件。

此外，本文在真实场景测试了多种行为干预措施。协助失物拾得者通过微信与失主取得联系，使得归还率达到了 59.3%（相比之下，近期一项使用电子邮件作为沟通方式的研究显示归还率为 7%；需注意，由于实验设计存在差异，不应直接对这些归还率进行比较）。

本文的研究表明，与目标人群中的公民互动，以提出基于本地情况的研究问题并进行设计，这对于理解和促进公民诚信行为或许至关重要。

简介

公民诚信对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政治欺诈、腐败、企业丑闻以及逃税等行为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侵蚀社会信任和组织道德，最终给个人带来巨大的心理痛苦。理解这一问题，包括人们为何会做出诚实行为、如何培养公民诚信以及相关政策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了解不同国家的公民诚信状况，Cohn 等人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在 40 个国家投放丢失的钱包，并统计人们归还这些丢失钱包的比例。归还丢失的钱包是衡量公民诚信行为的一个指标。在他们的田野实验中，通过改变钱包里的金额以及是否放置个人物品，来操控不诚实行为的动机。

结果显示，在各个国家，当钱包里有个人物品（相较于没有）或者有钱（相较于没有）时，捡到钱包的人更有可能归还。Cohn 研究进一步利用来自美国、英国和波兰的样本，探究了背后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参与者归还丢失钱包的意愿可能由两种心理因素共同驱动：利他关怀和对偷窃的厌恶。

本文当前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找出在中国促进公民诚信行为的有效方法。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是因为在 Cohn 研究中，中国的失物归还率在全球最低（当失物中没有钱，只有个人物品时，归还率为 7%）。

本文的田野实验和实验室实验借鉴了 Cohn 研究的实验设计，结果表明，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对偷窃的厌恶以及对诈骗的怀疑，都能独立影响归还丢失钱包的行为。此外，中国参与者表明，他们在失物上留下微信作为联系方式的可能性比留下电子邮件更高（也就是说，当失物被捡到并归还时，拾到者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失主）。本文的田野实验显示，平均归还率达到了 59.3%。本文的研究设计在多个方面借鉴了Cohn 研究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不应将本文的研究结果与 Cohn 研究的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考虑当地规范对于研究和提升公民诚信行为或许十分重要。

影响公民诚信行为的因素及激励干预措施

过去的研究采用了包括认知与发展、人格特质、印象管理关注、方法论以及群体影响等方法，记录了导致人们做出不诚实行为的多个方面。例如，人们愿意放弃多达四分之三的不诚实所得。群体不诚实行为会随着共同利益的增加而加剧。其他因素，包括实验设置（如情境、作弊动机）、被信任的程度、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以及希望被视为诚实的偏好，都会激发诚实行为。

关于影响公民诚信行为因素的研究尤其少。Cohn 的研究是个例外，该研究在 40 个国家的 355 个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丢失” 了超过 17000 个钱包。这些丢失钱包里的金额和是否包含个人物品都有所不同。不同国家的归还率从 7% 到 76% 不等。尤其是中国的归还率最低。在随后在美国、英国和波兰进行的调查中，作者表明，当人们不归还丢失的钱包时，钱包里有钱会让人产生不想被视为小偷的厌恶感，而钱包里有个人物品则与利他关怀有关。

上述许多研究都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田野实验中，调查影响诚实行为的因素以及测试激励诚实行为的干预措施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测试和设计激励中国公民诚信行为的干预措施。为此，本文借鉴了 Cohn 在线和田野实验研究的创新设计。本文的在线研究表明，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对偷窃的厌恶以及对诈骗的怀疑，会显著影响中国公民归还丢失钱包的行为。在一项在中国进行的田野实验研究中，本文测试了三种干预措施与无干预条件（对照组）的效果对比：公民责任感干预、利他关怀干预和安全保障干预。

本文基于（1）文献中的相关研究结果和（2）在线讨论中的观察来提出假设。本文假设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和安全保障干预措施可能会独立提高钱包归还率。

首先，法律和道德提醒常常在研究中作为助推手段进行测试。在无人监考考试、在线考试和自助售报摊等情境中，研究了提醒参与者荣誉制度、不诚实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荣誉准则的效果。但研究结果不一。通过本文的非正式访谈和在线讨论中的观察，当地人提到有以歌曲形式进行的公民教育宣传，教育公民归还失物。在当前的研究中，本文研究提醒公民归还失物的责任是否会促使他们做出归还丢失钱包的行为。

其次，基于 Cohn 的研究结果，本文开发并测试了能激发公民利他关怀和对偷窃厌恶感的干预措施。大量研究表明，通过让人们想象他人的困境来促使他们换位思考，可以唤起利他动机和行为。因此，让人们考虑失主丢失珍贵个人物品时的感受的干预措施，应该能够激发利他动机并促使归还行为。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自我形象对诚实行为的影响。人们越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或者越想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就越有可能做出诚实的行为。

第三，根据在线实验 1 的结果和本文在在线讨论中的观察，人们很可能会怀疑丢失的钱包是个骗局。例如，在在线讨论中，市民提到 “失主可能会声称钱包里有大量现金 —— 暗示钱不见了，是被捡到的人偷走了”。事实上，类似的骗局在人群中确实发生过。这可能会成为激活人们对失主别有用心怀疑的线索。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会轻信他人行为的信息。一旦怀疑的线索被激活，人们可能会对他人的别有用心（如诈骗）产生怀疑。因此，本文假设确保归还丢失钱包的安全性（即不是骗局）可能有助于消除疑虑并促使归还。然而，这种安全保障干预措施也可能会反讽地加剧人们的怀疑或安全担忧。因此，这种对安全担忧的显著增加可能会降低归还率。

最后，为了进一步增强这些干预措施的潜在影响，本文考虑了一种在中国常用的沟通方式。过去的研究表明，能够降低做出良好行为心理阻力的选择架构干预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常见的架构干预设计包括默认自动注册、强制选择要求以及减少使期望行为难以实施的心理阻力的助推手段。本文推测，如果公民使用一种他们习惯使用且易于发起的可靠沟通方式（例如，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打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这些阻力，或者克服任何阻碍人们归还丢失钱包的文化习惯。根据本文对当地的了解以及与中国样本的互动，一个当地常态是普通公民很少使用电子邮件。因此，本文没有使用电子邮件，而是使用微信，这是一款中国公民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序（16 岁至 64 岁的公民每天都会频繁使用微信），作为丢失钱包的拾到者和失主之间的沟通方式。这适用于本文在线和田野实验中的所有处理条件。

考虑当地规范可能至关重要

许多现有的关于诚实行为的研究大多以所谓的 WEIRD（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且民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心理学家最近敦促研究人员考虑当地规范和文化特征，以便理解不同的现象，并在不同人群中促进良好行为。研究人员最近呼吁，不要假设从任何特定群体或情境中识别出的任何心理过程都能推广到所有文化中，以此来扩大行为科学的解释力。在公民诚信行为的背景下，这可能会挑战一个假设，即文献中确定的心理机制能够代表非 WEIRD 社会。正如 William McGuire 所主张的，重要的是要考虑研究结果所基于的群体，以及研究人员自身的文化经历如何塑造他们的预测和假设。相关地，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Cohn 记录的不同国家中，文化取向与公民归还丢失钱包的行为显著相关。特别是，集体主义与钱包归还行为呈负相关。这些讨论和研究结果综合表明，在研究和改善不同人群的公民诚信行为时，考虑文化特征和当地规范可能很重要。

通过与中国样本的互动，本文的最终目标是使用更多基于文化背景的研究问题，来提高我们对目标人群中公民诚信行为的理解和促进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首先对当地人进行了在线搜索和非正式访谈，了解促使人们归还失物的因素。本文的观察结果是：

（1）对偷窃的厌恶、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和对诈骗的怀疑可能会驱动失物归还行为；

（2）中国的当地规范，即微信被广泛使用，而普通中国公民很少使用电子邮件，与当前感兴趣的情境有关。为了验证在失物招领情境中是否存在后一种当地规范，本文进行了一项初步研究。

中国参与者表示，他们在失物上使用微信作为联系方式的可能性明显高于使用电子邮件（微信平均得分为 5.061，电子邮件平均得分为 3.561；P <0.00001；采用 7 分制，1 表示完全不可能，7 表示非常可能）。他们还表示，在失物上使用微信作为联系方式是一种现实且标准的做法（标准做法平均得分为 5.052，中点得分为 4.000；t (263) = 12.94，P < 0.0001；采用 7 分制），并且在中国，在日常物品上放置二维码是很常见的（平均得分为 5.019，与中点相比；t (263) = 10.21，P < 0.0001）。

基于这些初步研究结果，本文开展研究以（1）探究公民诚信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2）测试多种干预措施的效果。公民责任感干预信息提醒人们归还失物的责任。利他关怀干预信息通过提及物品对失主可能很珍贵（即不要认为物品没有价值而忽视它）来唤起同理心。安全保障干预信息试图向人们保证失物不是骗局（表 3）。在线实验 1 研究了对偷窃的厌恶、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和对诈骗的怀疑是否会驱动丢失钱包的归还行为。在线实验 2 研究了本文干预措施的效果以及这些效果背后的心理机制。最后，一项田野实验在田野测试了本文的干预措施。

结果

本研究已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清华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方法均按照相关指南和规定进行。在参与者参与在线实验之前，本文已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图 1 和图 2 展示了在线实验 1 和实验 2 中所考察的心理机制。图 3 展示了田野实验中不同干预条件下的丢失钱包归还率。本文在补充信息中详细描述了研究方法、材料和结果。

图1

在线实验 1 中（样本量 ），对偷窃的厌恶、利他关怀、对诈骗的怀疑以及公民责任感与钱包内容条件的关系。（A - D）的纵轴表示四种心理因素的强度（ 代表 “完全没有”； 代表 “程度非常高”）。各实验条件下的样本量分别为（大额现金组 ；无现金组 ；无钥匙组 ；有现金组 ）。误差线表示均值的标准误差。* 表示钱包内容（有无现金，或有无个人物品）对心理因素的假设效应在统计上显著。ns 表示在统计上不显著。

图2

在线实验 2 中干预措施效果的路径分析（N = 1496）。(A) 公民诚信干预通过诈骗怀疑产生的间接效应（n = 760），对比公民诚信干预与控制条件。(B) 利他关怀干预通过对丢失钱包的感知价值，进而通过感知到的诈骗怀疑产生的间接效应（n = 748），对比利他关怀干预与控制条件。(C) 和 (D) 安全保障干预的调节效应，即安全保障干预存在时的条件效应（n = 740），对比安全保障干预与控制条件。所报告数字为系数估计值和 95% 置信区间（CI）。显著性水平：* P < 0.05，** P < 0.01，*** P < 0.001，**** P < 0.0001。

图3

以二维码扫描率和拨打电话率衡量的钱包归还率（%）。田野实验中，作为干预措施函数的二维码扫描（打开微信页面）率和拨打电话（在微信页面上拨打）率（所有钱包均无现金，仅有个人物品）。各实验条件下的样本量分别为（公民责任感组；利他关怀组；安全保障组；对照组 ）。

在线实验 1

在本研究中，本文的主要目标是：（1）研究钱包内物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归还丢失钱包的行为意向；（2）探究对偷窃的厌恶、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以及对诈骗的怀疑，在这些影响中是否发挥作用。参与者（ ）来自中国八个城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深圳、天津和西安）的中国公民。本文改变钱包内的物品，采用单因素、四水平（大额现金组 vs. 有现金组 vs. 无现金组 vs. 无钥匙组）的实验设计。研究数据表明，个人物品（即一把钥匙）的存在会引发利他关怀（ ），而钱包里有现金会加剧参与者若不归还钱包就会被视为小偷的担忧（ ）。利他关怀和对偷窃的厌恶显著地调节了钱包内物品对参与者归还丢失钱包意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影响之外，本文还发现，对诈骗的怀疑和公民责任感会随着钱包内物品的不同而显著变化，并调节了钱包内物品对归还行为的影响。当钱包里有大量现金时，参与者的公民责任感比钱包里没有现金时更强（ ）。当钱包里没有任何现金时，参与者对诈骗的怀疑感明显比钱包里有大量现金时更强（ ；见图 1）。

在线实验 2

在线实验 1 表明，中国公民归还钱包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与文献中所提出的情况略有不同。基于这些结果，本文在在线实验 2 中设计并测试了几种行为干预措施的影响（见表 1）。来自中国二十多个城市的 1670 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八个干预条件中的一个，采用 4（干预措施：公民责任感 vs. 利他关怀 vs. 安全保障 vs. 对照组）× 2（是否有现金：有现金组 vs. 无现金组）的组间设计。本文对 Cohn 实验的设计进行了调整，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与在线实验 1 一样，本文使用微信作为沟通方式，并测量对偷窃的厌恶、利他关怀、对诈骗的怀疑以及公民责任感。此外，本文测试了四个版本干预信息的效果（干预信息内容见表 3，方法和补充信息，图 S2）。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即无干预）相比，公民责任感干预显著降低了参与者对诈骗的怀疑（ ）。因此，对诈骗的怀疑越低，归还钱包的可能性就越高。对诈骗的怀疑显著调节了公民责任感干预对归还钱包可能性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利他关怀干预显著提高了参与者对钱包对失主珍贵程度的认知（ ），并在趋势上降低了对诈骗的怀疑（ ）。利他关怀和对诈骗的怀疑都调节了利他干预对归还可能性的影响（路径分析见图 2）。

与对照组相比，安全保障干预并没有显著降低参与者对诈骗的怀疑（ ）。此外，与对照组相比，它显著降低了参与者归还丢失钱包的意向（ ）。本文原本预期，确保联系失主的安全性会降低对诈骗的怀疑并促进归还行为。但结果表明，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增加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反而加剧了其对宣称归还钱包可能性的负面影响。

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人们怀疑失物是一个骗局。在这种担忧变得突出的情况下，人们对这种担忧的依赖增加，他们归还钱包的动机可能会受到抑制。为了评估后一种假设的有效性，在调节分析中，将归还钱包的意向（作为因变量）、安全保障干预的存在、参与者感知到的怀疑以及它们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纳入考虑。结果支持了本文的预测：安全保障干预的存在显著调节了感知到的诈骗怀疑对归还意向的影响（交互项： ， ， ）。

具体而言，与对照组相比，安全保障干预的存在显著增强了感知到的诈骗怀疑对归还钱包意向的负面影响（ ， ， ，95% 置信区间 ；路径分析见图 2）。

田野实验

本文在预先注册（https://aspredicted.org/3cnv - 4vy9.pdf）后，在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 —— 上海和北京开展了田野实验。本文投放了 660 个钱包，将它们放置在四类社会机构中：（1）药店；（2）博物馆、剧院、图书馆或其他文化场所；（3）酒店；（4）警察局。所有这些机构都有接待区域，研究人员可以将钱包放在那里。

本文借鉴了 Cohn 田野实验研究的实验设计（关键特征和调整见表 1）。在本文的实验中，所有丢失的钱包都装有一把钥匙（即没有钱）。本文聚焦于没有钱的丢失钱包（如前文所述，Cohn 的研究表明，当钱包没有钱时，归还率为 7%）。本文没有为每个钱包设置独特的电子邮件地址来记录捡到者是否联系了失主，而是在一张贴纸（贴在钱包上）上放置了一个独特的二维码（在中国，人们通常使用微信上的扫码工具来扫描任何二维码）。一旦扫描二维码，浏览器会打开一个微信小程序，捡到者可以通过按下网页上的按钮拨打电话，并在文本框中给失主发送短信（补充信息，图 S4）。

为了验证在中国将微信链接作为二维码贴纸的联系信息是否被认为是现实且标准的做法，本文进行了一项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认为在中国，将微信链接作为二维码贴纸的联系信息是现实、标准且可行的。此外，与电子邮件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使用微信作为失物的联系信息（微信均值 ，电子邮件均值 ； ；补充信息）。

图 3 描绘了不同干预条件下的回应率。共有 98.3% 的捡到者愿意接收丢失的钱包。因此，有 11 名捡到者拒绝接收研究实验人员递过去的钱包。平均二维码扫描回应率为 66.3%，平均电话回应率为 59.3%（注意，参与者需要先打开微信页面才能看到拨打电话按钮），平均短信回应率为 10.9%。在发送短信的捡到者中，当他们的电话未被接听时，也会给失主打电话（79.2% 的短信是在捡到者打过电话之后发送的）。

与对照组（均值 ）相比，公民责任感干预（均值 ）和利他关怀干预（均值 ）对捡到者的电话回应率没有显著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安全保障干预（均值 ； ， ）显著降低了电话回应率。本文对捡到者的二维码扫描率进行了类似分析，观察到了类似的显著效果（图 3）。

总体而言，这些行为结果与本文在线实验 2 中的发现一致，即向捡到者保证归还丢失钱包的安全性，并没有降低他们的怀疑感（与对照组相比），反而降低了他们归还钱包的可能性。安全保障干预适得其反，增加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这使得人们更加依赖这种担忧，从而主要降低了钱包归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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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源源

校稿：昊宇

来源：《Scientific Reports》、源点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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