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戏说历史的现象屡见不鲜，它就像一颗隐形的毒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如今，有不少现代文人特别向往宋代，这种向往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戏说的影响。就拿宋代科举的“扩招”来说，现代人往往对其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认为当时政府是求贤若渴，或者是出于对读书人的同情与理解，才不仅进行大规模的“扩招”，还推出了“特奏名”等独特的取才机制。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南宋合肥人王栐所撰的史料笔记《燕翼诒谋录》卷一开篇的“进士特奏”条，就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真相。书中明确记载，“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由此可见，在唐朝末年，科举落第的士人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正是鉴于此，宋太祖赵匡胤刚刚登上皇位，就“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在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颁布诏书，特奏贡士(科考落第者)马浦等106人，分别赐予他们本科出身的资格。自此，“屡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国家俸禄”的“特奏制”便成为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

宋太祖不仅在科举“扩招”上有所举措，还推行了“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为理由，在开宝四年(971年)下诏，让流内铨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中，挑选出15个熟悉公务的人，补充为堂后官，每三年更换一次。并且，他将这一策略视为“开基立国之宏规”。这一举措使得“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虽然科举的不断扩招导致了公务员队伍变得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加重了财政负担，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了像“黄巢式”的落第秀才造反作乱。王栐对这一国策大为赞赏，他认为“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中国而起于夷狄”，觉得这是统治天下的良策。

与此同时，赵匡胤以及宋王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还大力发展了由武则天发明的“殿试”制度，以此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读书人。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记载，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昉主持科考，录取了38名考生。宋太祖在召见这些考生时，发现其中有两个考生资质很差，便将他们淘汰了，其中一个叫武济川的人恰好是李昉的同乡，这引起了宋太祖的怀疑。而当时落第的考生徐士廉等人又击鼓鸣冤，指责李昉营私舞弊，希望能进行复试。于是，宋太祖下令在落第的考生中选出195人，和已经录取的38人一起进行殿试，结果已录取的38人中有10人落选。

王栐转录了这件事情，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评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从这句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赵匡胤举行大规模殿试有着明确的目的。其一，做善事谁不会呢?如果要树立恩德的形象，也应该由天子来做。这样一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会知道这是皇上的恩赐，自然会拥护“赵家天下”;其二，以往考中的进士往往都会拜主考官或举荐人为师，结果形成了许多“小团伙”“小圈子”和“小宗派”。而实行殿试，就可以防止甚至杜绝这些“团团伙伙”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做也能够剪除“团伙”等上层势力对皇权的威胁。

归根结底，宋代科举的屡次“扩招”，以及推出“特奏”“堂吏士人”等一系列善待读书人的“重文轻武”政策，其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笼络读书人，防止他们带头鼓动造反，从而维护宋王朝的统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