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孤独的胡风，沉重地在时间里走过|乔冠华|冯雪峰|周扬|李辉(外交官)|胡风

文 | 李辉

一

第一次见到胡风，是在1982年的5月。

这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了北京，对于我来讲，这意味着人生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周围一切陌生将逐渐变得熟悉，过去无法理解的，也将逐渐被理解。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在20世纪曾经出现过数不清的政治、文化、人生戏剧的地方，会给我提供不少机会去追寻历史，去感受历史。

况且，这里还有许多我过去仅仅从教科书和作品中知道名字的文化老人。

与文化老人面对，与各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遭际的文人面对，实际上也就是面对着历史的一尊尊风雨中的雕像。

胡风便是我初到北京后最早见到的一位文化老人。

在即将毕业离开复旦时，恩师贾植芳先生担心我初到北京，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不方便，便在我离开上海时，特地为我写了一摞信，介绍我和他的亲戚、朋友联系，以便他们能够给予帮助。

这些人中，就有胡风。

对于一个毕业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胡风当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上海四年，从贾先生夫妇和他们的一些朋友身上，我已经渐渐感受到，这些所谓的“胡风分子”，在当年铺天盖地、猛烈无情的批判中，被勾画得狰狞可怕，被视为洪水猛兽，可是，一旦走近他们，熟悉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丝毫类似的印象。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单纯、天真、率直，乃至偏颇得可爱。

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奇怪，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对胡风集团冤案的平反还没有明朗，我怎么就会毫无顾虑地成了仍在中文系资料室做一般管理工作的贾先生家中的常客，并从他那里，开始了我学业上最初的起步？

更为重要的是，从他和他的朋友身上，我对历史的认识和感受，从此便从教科书本走进了生活，从抽象走进了具体。教科书中雷同、单调乃至武断的历史叙述和结论，渐渐地在我眼中失去了价值。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感受。

历史原本由人的活动构成。我相信，了解人，体味人的性格，对历史的把握才会准确，认识才会深切许多，丰富许多。这样，才不至于在空洞或者虚妄的概念迷里转向，失去应有的理性判断。

于是，在1982年的那个春天，我便是带着这样一种尚未完全清晰和明确的想法，走向胡风——一个当时在不少人眼中仍然显得神秘的人物。

二

不过，坦率地说，当我第一次去见胡风时，并没有带着历史赋予的好奇心和沉重感。我是以很平常的心情去看这位不平常的老人的。

一年前，胡风还处在严重的精神分裂状态。在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的安排下，他被送到上海治疗，病情大为好转。当时，因为他正处于恢复之中，我未能前去拜望。不过，有一次曾在贾先生家见到了陪同胡风来上海治疗的他的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

那天，她们和贾先生贾师母谈得很多。远远近近，悲悲喜喜，环绕着他们。我在一旁静听，我在一旁凝望。岁月流逝和生活磨难，似乎没有在年近古稀的梅志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她显得平静，清秀的脸庞充满微笑。她给人一种亲切、热情、优雅的印象。

那次，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胡风病中的一些听来令人心酸的情形。有了这样一次和梅志的接触，加上贾先生的关系，我的初次拜访，也就少了一些生疏和拘谨。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大病初愈的老人。这一年他好80岁。他显得十分疲惫，身子直靠在沙发上，胳膊无力地平放在扶手上，大部分时间在闭目养神。

“他呀，一工作起来就不休息，从早干到晚……你瞧，这两天他就太累了。”晓风一见到我就这样数落着父亲。

疲倦的胡风，没有过多讲话，只是简单问了几句有关贾先生的情况。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中有几丝疑惑，没有我在他过去的照片中所见到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孤傲锐气。朦胧中我感觉到，他对初次见面的人，肯定抱有戒心。挫折与磨难，让他不愿意轻易相信人，也无意表现出热情。

或者说，大病期间所发生的恐惧症，多多少少依然困扰着他。仅仅两年前，他还不得不住在精神病院里，受着臆想的折磨。家人的记忆里，他时常在发病的时候，从病房跑到走廊上，像一个被捕猎的动物，来来回回急促地走，脸上充满着恐怖的表情，拼命想逃出医院。

十多年后，儿子晓谷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一次他曾对晓谷说：“×××叛变了，正带着兵往这边打过来。他们要抓我。我是逃不掉了。你赶快走，还来得及逃出去。”

晓谷安慰他，给他解释没有这回事，他怎么也听不进去，并对孩子不听他的话显得非常着急，一再让晓谷走。到后来，只好绝望地说：“完了，来不及了。你也走不掉了。”这样的情形，有时一个晚上要发作好几次，一直到他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现在想来，初见胡风留给我的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嘴。我觉得，他的嘴抿得紧紧的，显得很有力。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即便闭目养神，但紧抿的嘴，仍然透出一股傲然。

这个春天的胡风，身体和心情都开始好转。在刚结束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上，他被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我和他谈到了这件事。他对我说，他长期与社会隔绝，这几年身体又不好，对文艺界的情况不了解，只希望文艺界真正能达到这次会议所要求的团结，使创作繁荣起来。

他最为关心的是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胡风评论选》三册。这是与读者告别将近30年后，他第一次集中出版自己的全部理论著作。梅志告诉我，过去的八种单行本全部收入，没有作大的修改。当梅志谈到这里，胡风突然插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版？”

他是在停歇了好久之后才突然讲出这句话的。他的急切，他的忧虑，他的疑惑，都在这样一句简短的问话中流露出来。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眼睛突然发亮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目光对我的刺激。也是因为这样一种转瞬即逝的、令人难忘的目光，才使我更深地理解胡风。

对于胡风，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他所拥抱的文艺思想更重要？它们就是他的生命。它们日日夜夜萦绕于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受人拥戴还是被冷落，都无法让他抛弃自己视为生命的思想。

他看重它们，我想大概不在于它们惟一正确，也不在于它们多么伟大，而在于它们融进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生命，它们是它生存的基础，甚至也是生存的目的。它们让他着迷，让他陶醉。从他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之日起，他就注定不会抛弃他们，冷落它们。

即使它们搅得灵魂无法安宁，即使它们把他绊倒，让他在地狱门坎前打了一个滚，他爬起来后，还是将之紧紧抱在了怀里。

这便是独特的胡风。

文坛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如此执著如此顽固如此执迷不悟地充满着自信，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显得天真而单纯，对思想之外的世界懵懂不知，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面对整个世界。他的人格，他的悲剧，他在当代史上所具备的意义，都在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拥抱中完成。

从第一次见到胡风后，我便开始了对他的观察、理解、认识。不能说我有能力准确地把握他，我只能说，随着自己学识和人生体验的逐日增加，我愿意一天天更为深入地走进他的内心，走进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

李辉与胡风先生对谈

三

第一次见胡风后，我写了一篇特写，介绍与人们久违的胡风的近况。我没有想到，在北京，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竟然有那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后来，文章还是在广州的《羊城晚报》上刊登出来，这也许是胡风平反后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他的特写。

那只是一篇千字文，写它时我并没有想得很多。但当我收到《羊城晚报》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时，我才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实际分量。

写信的是一位山东读者，当年因为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请教诗的写作而蒙受不白之冤。现在，他无意间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才第一次知道胡风获得了自由，而且可以公开见报了。看来，他并不是很注意新闻的人，对几年前胡风已经得到平反的事情居然茫然不知。

根据我的文章，他在信中不无惊奇地说：“胡风从前写的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了。出版单位敢于出版他写的东西，可见对他就不用全民性的大批判了。多少年来，无论什么运动，无论在运动中，还是运动以后，批判胡风是不间断的，看来，这种批判以后不一定会再发生了。”

我把这封长达数页的信转给了梅志。读这样一封信，想必他们感慨甚多。他们本来有许多困惑。想当年批判胡风其声势何等壮观，全民参与，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胡风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可是，如今平反却一直遮遮掩掩。

胡风与梅志

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封读者来信，我都应该保留下来。它印证着一段变化着的现实，也印证着胡风与中国30年来的历史风雨时而密切时而若即若离的关系。

胡风是一个历史存在。因他而发生的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当代史谁也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

他已经成为一个参照。

在他之前，业已发生过的“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等等，仅仅限于思想文化界，虽然严厉却还没有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远不像他所面临的是全民性随心所欲的批判。从思想到肉体，从人格到外貌。这是一个开端，这是一个转折。

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无须温良恭俭让，无须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讨论、争辩，无须考虑批判对象的人格、精神的尊严，乃至历史行为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用一种全民参与的方式，用思想文化之外的手段予以解决。果断，干脆，痛快。

在他之后，即将陆续发生的“反右”和“文革”，则是将他已经经历过的故事，扩展到更大的天地里，他所面对过的种种困惑，会有更多领域里由更多的人来感受。许许多多让参与者兴奋不已的方式，譬如检举揭发，譬如全民声讨，譬如抄家，以信件日记定罪，等等，早已在批判胡风时预演过，如今，人们见多不怪，只不过更加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已。

胡风，当代历史之链上无法摘去的一环。

四

“文革”中的胡风，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

他早已被打入另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走资派”或者“黑帮分子”；他早已没有了家，也就无从遭受抄家的蹂躏；他早已是“死老虎”，也就没有必要被各种力量视为值得攻击的对象；他早已沦为阶下囚，也就没有可能被押上批斗会场尝一下“坐飞机”的味道……

“文革”中许多令人发指令人难以承受的东西，他其实早已在20年前一一经历过。20年前一场风暴的主角，如今，退到了时代后台，远离政治中心，在四川监狱里感受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可是，似乎还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那样，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折射出只有“文革”才会具有的历史嘲弄意味。也似乎有他这样一个映衬，一些新的悲剧，才多了许多历史的无情。

他不是主角，他却无处不在。他幽禁于后台，但前台上又分明一直闪动着他的影子。假如人们有心翻阅一下从1966年到1977年的报刊，便不难发现，从周扬到姚文元，彼此位置不断变换，惟一不变的只有陪绑者胡风。

1967年，姚文元在那篇著名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将周扬与胡风相提并论。本来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却被姚文元划归到一起：“周扬的思想同胡风的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诸如此类的批判，将20年前命运截然不同的周扬胡风，一并推上了审判席。

不仅仅周扬一人，当时许多被批判的“走资派”，不管其是否与文艺有关，也不管他们是否了解胡风，也同样被划归胡风一类。

我收藏有一份“文革”时期批判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专号。对这样一个与文艺界并无关联的政治家的批判，胡风也成为一个陪衬。“叶飞鼓吹‘形象’地与贫农‘忘本’的‘内心斗争’，不过是反革命分子胡风所谓写农民几千年来‘精神奴役创伤’谬论的翻版而已，直接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邵荃麟之流的黑话遥相呼应……”，“叶飞还荒谬地提出：‘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都可以写，应该写。’‘无论哪个角落，都充满了最有生命的东西。’等等。这时明目张胆地贩卖陆定一、周扬之流所喋喋不休的极其反动的反‘题材决定’论和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

仅仅十年之后，又一个历史场景的转换，姚文元和“四人帮”则成了胡风的同类。在当时的批判声讨声中，姚文元被回应了一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胡风无一例外地与姚文元等紧紧绑在一起。他不仅被批判为“包庇胡风反革命分子”，也成了周扬的“同党”。胡风、周扬、姚文元，原本并非一体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则奇妙地被划归到一起。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文字的批判，远没有监狱这样一个地方更能强烈地呈现历史无情的变幻，更能反映出在政治漩涡中人的命运的不可捉摸，不可预测。

胡风是在1965年年底离开秦城监狱的，仅仅一年之后，那些当年与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也一个个遭遇到胡风当年同样的结局。

周扬关了进去。我不知道，他所关押八年的囚室，是否就是胡风度过十年时光的那一间；我也不知道，当他囚禁在里面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胡风。不过，我相信，他的思想没有停止流动。后来证明，正是这意想不到的遭际，促使他开始进行历史的反思。

“文革”，真是一个巨大漩涡，将胡风、将一切人都揉为一体，成为高山一般沉重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当代历史上。

五

晓风曾为胡风编选的一部书稿《墙内集》，书中收录着胡风“文革”前后在狱中所写的信、交代等等。翻阅这些书稿，我感觉好像在与胡风面对面，他那发亮有神的目光，傲然紧抿的嘴，又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说是书稿，实在是一种过于轻飘的表述。这些信件，这些交代，实际上是胡风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人格的本色呈现。细细读来，我想像着，身处逆境的他，如何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候，凭做人的原则，凭一如既往的倔强，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

除了陪绑，“文革”并非与胡风没有关联，监狱当然更不是他的世外桃源。他没有被批斗，但无休止的外调，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压力，一日也没有减轻过。更为重要的，他面临着人格的考验。

就他的遭遇而言，将更多人卷入逆境的“文革”，应该说他不会有切肤之痛。相反，那些昔日导致自己遭受厄运的人，和自己当年一样受到批判受到磨难，对于他来说，完全有理由产生某种幸灾乐祸的满足。这样，当一拨又一拨外调人员前来从他这里搜寻周扬等人的“黑材料”时，他原本可以毫不迟疑地予以揭发、批判。即使他这样做，人们仍然会理解他，谅解他。

可是，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胡风。

胡风就是胡风。

也许他有太多受人非议的性格特点，譬如偏激，譬如不宽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则是正直、真诚。他从来不愿意掩饰自己，他把虚伪视为人格的天敌。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运，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个真正的人。

这样的人，即使遇到“文革”这样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也不会违背自己人格理想，去做落井下石或者随意栽赃的事情，这原本是那个时代非常容易做出的事。

他没有诬陷周扬，没有满足外调者试图获取意外材料的愿望。后来，“文革”结束后答复关于乔冠华的外调时，他仍然一如既往，只是如实地回忆自己与乔冠华的交往，如实地谈对乔冠华的印象和看法。

谈这样一些文字，我非常感动，比读胡风的一些诗歌还要感动。这些交代，用一个文人真实的人格书写，这是他人生最好的诗。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和黄树则有过接触，便很注意胡风关于黄树则的交代。

胡风抗战期间编辑《七月》杂志时，发表过一两篇黄树则的小说，并有过短暂的交往。但后来黄树则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本职工作上，成为著名的医务工作者。“文革”中，担任卫生部领导职务的黄树则，毫不例外地也受到冲击，而他和胡风的这段几十年前的往来，也就成了一桩罪行。

在1967年最为混乱的日子里，外调者找到了狱中的胡风，命令他交代所了解的黄树则的情况。从今天保留下来的十几个问题的回答看，胡风对这位当年的作者充满善意。

他肯定清楚自己的每句话可能具有的分量，他也清楚，在这样一种特殊情形下，真实地讲述一切，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曾经信赖过自己的那个年轻作者，当然，这也就是对得起历史。他自然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谁，但在有限的范围内，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实事求是肯定黄树则的价值，实事求是地将黄树则与已经成为罪人的他的关系叙述清楚，而不是违心地按照外调都的要求，往他人身上泼污水。在那样一个年代，这原本是不少人都无法避免的一种行为。

于是，读这样一篇交代，我仿佛在读友人之间充满感情的回忆，仿佛在读一位评论家对一位作家的论述。

“他态度沉着，言语朴实。”胡风如实写出第一次见面时，黄树则留给他的良好印象。胡风还写着：

“他进延安后还寄来过稿子（应该还有信），那当是我到重庆以后了。其中有一篇记事散文写几个农民革命者的伤病员，一直到现在我还留有模糊的记忆。和他的小说内容相反，这写的是他所赞扬的革命的农民首领，而且是真人真事，但风格极朴素，几乎没有用什么表示‘赞美’的形容词，每个人只写了寥寥几笔，使我读起来，觉得这些人都是极可信赖的至亲好友。对这一种风格，我曾用炭画比方它：它没有色彩，也没有吸引力目力的光，但却使读者默默地感受到人物们的最本质的精神内容。在生活实践中发展下去，这种风格是能够写出我们的和土地一样朴实的某一典型的农民革命英雄人物来的。”

读这样的文字，难以置信这是一份“文革”中一个“罪犯”奉命而作的交代。胡风坐在狭窄的空间，思绪却如以往一样，充满诗意地飞翔在文学天地里。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特殊方式，继续履行着一个评论家的职责。窗外发生的一切，似乎干扰不了他，他依然用独到眼光，按照自己的文艺观，来向人们描述作为作家的黄树则曾经拥有过的风采。

从交代中可以看出，外调者非常想了解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胡风上书时黄树则是否与之有关的敏感问题。对此，胡风完全清楚其中自己每一句叙述的利害程度。于是，他用非常明确、肯定的语气，证明黄树则与自己的“罪行”毫无关连：

“领导上问他看过我写给中央的《报告》没有。49年以后再没有见过面，他当然绝没有可能看到过我的报告。而且，即使那时我们还见面，以我对他的处境的考虑说，不但不会把《报告》给他看，还决不会和他谈到这件事以及我对文艺领导的看法的。”

这种交代，虽然不会改变黄树则“文革”中受迫害的命运，但无疑会减轻一些他的压力。重要的是，它又一次提供机会，考验人性的善恶美丑，从而让胡风体现出处逆境而不移性情的精神价值。

六

上世纪80年代，黄树则住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一个小院里，我不时前去看望他，与他谈起一些往事。

我们当然谈到“文革” ，谈到胡风。他说当时他很快就知道了胡风的交代，他非常感激胡风对他的保护。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风雨的高级干部，对发生的历史悲剧，有着自己深刻的反思。

“做人应该像胡风这样。”一次他说。

关于这个话题，他说了很多。他说，我们总是被要求不断地改变自己，我们也真诚地相信，革命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做好准备随时为之献身而在所不辞。作为一个革命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不正常的情形下，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却被视为正确，而实事求是反倒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特别是在人们被号召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判，将人之间最为宝贵的信任感和真诚感打得粉碎。

他当年讲的这番话，至今仍让我感到沉甸甸的。

做人——多么简单却又多么重要，多么具体却又多么恢宏！它无处不在，它贯穿每个人的一生。利益可以暂且放弃，荣耀可以弃之一旁，压力可以承受，但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则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如山川河流一般亘古不变。有时我在想，生活在现实社会，我们强调了很多很多，可是“做人”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似乎渐渐被人淡忘，被人忽略，被放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

然而，时间可以流逝，世事可以变迁，但做人的原则、标准，不应该改变。

人不是风标，一阵微风，便会改变方向。做人的原则不是超级市场里的商品，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

还有什么比真诚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人的信任更能体现人性的美丽？

我们常常感叹道德的丧失。可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又难以弥补的不就是对做人准则的破坏吗？当大声疾呼道德重建时，将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放在首位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更应是对现实人格的重构。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种特别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做人尚且残缺，匡论他哉？

在胡风逝世之后，我曾经又去看望过黄树则。那天谈得非常投机。他以书法著答，谈话间，特地为我写了一个条幅。他抄录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

他告诉我，他很喜欢雪。纯净洁白的雪，总是带给他温馨与宁静。

七

胡风念念不忘的是鲁迅。

在1965年9月，他从秦城监狱里给梅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又一次酣畅地抒发出对鲁迅的深厚情感。他借一长串排比句，仿佛将心中所有的热情、苦闷、压抑、感伤一并宣泄出来。

鲁迅在胡风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但是，这种种对并非虚无缥缈，并非高度抽象化了的偶像。他在感觉着鲁迅的呼吸，感觉着鲁迅曾经注视过自己的亲切目光。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于他，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化身，是一个伟大人格的昭示。

胡风当然非常清楚，无人能够达到鲁迅那种境界，但是，精神的感染，却时时存在，永远不会淡漠。我们不难发现，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关心和爱护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总是无形之中将鲁迅作为自己人生的向导，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鲁迅的不同侧面。

萧军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冯雪峰忠厚朴实，正直善良；胡风独立、执著……更重要的是，即便在极为复杂和艰难的情形下，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原则，没有让种种恶习蚕食灵魂。风雨中，挺立起来的，还是大写的人。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可以告慰鲁迅。

给梅志写关于鲁迅感想这封信的时候，胡风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他心目中那个伟大而亲切、神圣而朴实的鲁迅，被一股强力，纳入到极为奇特的境地。

一个失去本来模样连鲁迅自己也未必能够辨认的鲁迅。一个如同道具一般在纷乱舞台上搬来挪去的鲁迅。一个被抽去灵魂被阉割生命仅仅是木偶一般的鲁迅。

伟大的鲁迅，尴尬地耸立于人们面前。

他被套上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他似乎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所有赞美。可是，他的精神实质，他的思想最为深刻最富生命力的内容，却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化为一阵云烟飘散。

他的生命本是一个巨大丰富恢宏的存在，却偏偏根据需要被任意简化乃至歪曲。鲁迅不再是鲁迅，研究鲁迅也仅仅限于资料的收集，有时自然无法避免违背历史真实的取舍。在这种状况下，学习鲁迅，无疑已经成为一句空话。可以有成千上万人读鲁迅，研究鲁迅，可是，鲁迅精神哪里去了？它找不到可以寄寓的躯体。

他顿时被奉命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的所有思想所有言论，仿佛早就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作好了准备。不同派别，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目的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是鲁迅的知音，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从他那里随手拈来能够作为护身法宝的东西。

于是，《鲁迅全集》成为一个军火库，储藏着每一时刻急需的物资。批判周扬也好，批判“刘邓路线”也好，批林批孔也好，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这座仓库，毫不费力气地搬起一批枪炮弹药，然后投入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自以为伟大神圣的战斗。

他似乎达到辉煌的顶锋。然而，与他同时代并且有关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

他晚年的知己瞿秋白，一篇《多余的话》导致厄运，在遇难30年后重又被押上审判台，陵墓被毁，灵魂被蹂躏。他曾经关心过的方志敏，不再被视为英雄，清贫人生战斗人生，同样被泼上污水。

毫不奇怪，那些与他相左的左翼阵营的同志，如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等人，无一例外地或者走进监狱，或者被批斗被流放，而他当年对他们的批评，理所当然成为他们的历史罪证之一。

作为一面旗帜，鲁迅仍然被高高地举起。可是，他所代表的上世纪30年代左翼队伍，却偏偏全军覆没。历史被阉割，伟人被架空，一面旗帜插在一片荒漠上。荒漠里没有点染生机的草木，没有流淌激情的河流，没有对手，也没有知音。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鲁迅焉能不成为一个真正寂寞的孤独者？

谁能想像鲁迅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

无法想像。

八

1955年的突然变故，对于胡风实际上意味着思想的停滞。在一生的最后30年，除了晚年平反后为数寥寥的几年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和医院里度过。换一句话说，他的躯体被禁锢，而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思想，也无形之中被突兀而至的巨大惯性带到一个静止的、狭小的空间。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仍将不懈地执着于往日的追求，他不因外在的变故而减少艺术和思想的热情。同时，他当然也不会淡忘本来就纠缠于心的那些纷繁人事。过去，他反复辩解反复论证，试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在狱中，他仍然抱着同样的愿望，而且因这突然的变故显得更加强烈。

不变的是胡风。

从被捕入狱的那天起，一直到“文革”结束，胡风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思想的解释和对文坛纠纷的描述。他是可贵的，他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文艺观，更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1965年在度过十年铁窗生涯后，他和儿子有过一番对话。

“你是不是连文艺理论都不承认有错误？”晓谷问。

“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出错来。”胡风说。

胡风还对晓谷这样说：“要我承认是反革命，这还不容易。但我不能这么做。×××在延安整风时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受到表扬，到处作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说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证明完全没有这回事。我不能这样做。”

当然不能。30年间，像蛇一样缠绕于心的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正的胡风。这一点上，狱中的他，和1954年急切对寄出“三十万言”时候的他没有太大区别。他不能接受那些对手们施加于身上的罪名，不能容忍将自己划归为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的异类。多少年的左翼工作，与鲁迅的亲密关系，都让他足以有资格认为，与批判他的周扬一些人相比，在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方面他同样毫不逊色。他的文艺思想中关于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处处有生活”，是符合文艺规律的，并非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挑战。

委屈、冤枉、痛切，诸如此类的情绪，始终在折磨胡风。于是，循环反复的申辩，没日没夜的苦思冥想，消耗着他的大部分生命。他的眼睛始终关注在一个既定点上。他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他无法轻松。他的性格使他注定做不到聂绀弩的那种坦然、豁达，乃至玩世不恭。他实在太严肃、太郑重、太无法调和，他也就只能让自己如此沉重地在时间里走过。

他也不像有些“胡风分子”。

绿原同样关进了秦城监狱，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这位精通英语的诗人，开始在狱中自学德语，甚至仅仅根据一本词典来自编一册德文文法。当他走出监狱，当他平反之后，一个功力深厚成就卓著的德文翻译家由此而出现在人们面前。

贾植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十年时间，“文革”中又遭受种种磨难，但他的达观一天也没失去过。做人的原则没有改变，对胡风的敬重和信赖没有改变，并坚信历史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这并不影响他微笑着面对一切艰难。无论在何种场合和环境下，他都能保持平静。他的快乐笑声，永远感染着人们。这样，当平反之后，他便得以有可能精力充沛地继续对历史对文学的思考和研究，用学识和人格影响又一代新的学生。

和他相似的是路翎。这位被认为最有才华的“胡风分子”，陷于了与胡风一样的状态。他不能明白突然降临的一切，不能接受施加于身的罪名。他焦虑不安，他不得不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让流行的语言侵蚀他的艺术思维。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路翎，变得沉默，让内心的痛苦折磨自己。他和胡风一样，一度精神失常，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和《洼地上的“战役”》的那个路翎消失了。“文革”后，朋友们震惊地看到，路翎已经不会兴奋，不会微笑，眼睛呆滞无神，而过去，它曾被朋友们认为最有魅力的一双眼睛。

我没有去了解胡风与路翎重逢的情景。不难想像，那一定是令人揪心的瞬间。他们面对着，却不能流畅地交谈。他们握着对方的手，却很难感觉到各自思想的流动。

我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地这样想过，假如胡风不是那样过于沉溺于自我辩白和申辩，假如他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既定的内容局限自己的思维，寂寞岁月中的他，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走到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他可以如同一个思想家一样，在抽象世界里找到寄寓生命的所在。他可以摆脱文坛人事纠纷的困扰，平静地思索，深入地研究业已形成的文艺观，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可以真正进入到历史思考的领域，从鲁迅那里获取思想的力量，把鲁迅关注过的种种人生的、文化的、历史的问题，根据自己命运感触，根据自己独特的经历，进行新的透析。这样的胡风，将是一个发展中的胡风，一个走出昔日阴影的胡风。

可惜，这只能是一种假设。

这是一个遗憾。

胡风把遗憾留给了自己。

九

我很喜欢读绿原在80年代翻译的德语诗人里尔克的诗。里尔克的诗精粹凝练，他用自己的创作证明，诗中的理性，有时往往比浓烈的情感更具感染力，更能刺激人的思维。

谈到里尔克，人们一般常常以《豹》作为他的代表作。但下面这首《孤独者》，更让我感受到一种与宇宙一样广袤无际的悲哀。它容易让我想到胡风。

不：我的心将变成一座高塔，

我自己将在它的边缘上：

那里别无它物，只有痛苦

与无言，只有大千世界。

只有一件在巨大中显得孤单的东西，

它时而变暗，时而又亮起来，

只有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

被摈弃为永远无可安慰者，

只有一张最远的石头脸，

甘于承受其内部的重量，

而悄然使之毁灭的广漠空间

却强迫它日益趋于神圣。

曾卓、绿原、冀汸、李辉、牛汉、黎丁的合影

在我看来，诗里的那张“最远的石头脸”，就仿佛我所面对过的那个苍老的胡风。他以自己微弱的身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承受着精神的折磨，最终也没有改变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挺立在风雨之中。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理解他，甚至因他而株连的一些友人，是否就真正理解了他呢？他的文艺观和性格，曾使他对不少人作过严厉甚至苛刻的批评和指责，由此而招致的非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他的认同？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人生交响中最具华采的乐章，人们到底认识多少，理解多少？今天或者明天的年轻人，还会理解他吗？

每当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感到某种悲凉渗进心底。

交锋的不是思想，更不是文学和艺术。如果是思想，是文学和艺术，那么，冲突和矛盾，便会成为巨大动力，促使各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促使各自艺术的提高和创新。此种状况下，双方都会无须借助思想和文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矛盾，而是乐意伸出手将权力的影子挥走。真正思想意义艺术意义上的派别之争，会带给人们挑战和竞争快感。

可惜，并不久远的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景象。

尘埃落定，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

这是我写作“沧桑看云”时不断浮现于眼前的景象。不能不面对它们，不能不描述它们，同时，又不能不为之惋惜为之感叹。人们是否还需要思想之外、文学之外的东西来获得刺激和亢奋，新的对象是否又会被选定，然后以此为焦点不同人重又汇聚一起，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消耗生命？

但愿往日景象不再。

十

最后一次见到胡风，是在1985年他去世前10天的时候。

去医院之前，我顺道先去看望路翎。他刚刚去医院看过胡风，告诉我他发现胡风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听说我马上要去，他特地拿出一个沙丁鱼罐头，一定要我带去，还特地叮嘱我，千万别对胡风说这是他让送的，要说是我在街上买的。我有些纳闷。原来，这正是他刚刚探望胡风时，胡风硬要他带回来的。他知道胡风最爱吃沙丁鱼，他愿意这个罐头重新回到他所崇敬和感激的胡风身边。

我很感动。从其他胡风的朋友身上，我也见到过他们对胡风同样的情谊。我为他们之间这种深厚情谊而感动。

在朋友心目中，胡风的重要位置永远是他人无法取代，那些朋友，尽管因他而受难，尽管因他而消磨青春，可是，一旦获得自由，一旦可以重新沐浴阳光，他们对他敬重依旧，情谊依旧。他们不在乎别人如何议论，也不在乎仍将遇到什么。既然历史已经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既然胡风仍然健在，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们分开。哪怕他们彼此之间，各自有着不同的性情、意趣和志向，但他们在对待胡风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仅此足矣。

这便是胡风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他的吸引力，不是能够带来飞黄腾达的权力，也不是可以赐予人的恩惠。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拥有激情和人格。而正是这样一些最为珍贵的东西，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般，将许多敬重他爱戴他的文学青年吸引，并乐意在他的影响下培养下成为一位诗人一位作家。

当我最后一次坐在胡风面前时，我想到了这些。

83岁的胡风，4月份时突然被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医生估计，很难活过这一年的10月。

和不久前相比，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身材魁梧的他一下子变得瘦削，脸色发青，精神显得十分萎顿，几乎说不出什么话来。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在这之前的两三年里，可以说是胡风晚年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评论集》写下数万字的长篇后记，系统阐述自己的文艺观，并对一些理论分歧再将进行梳理。

他又在亲人的帮助下开始撰写回忆录。大家吃惊地发现，他的思维活跃如年轻时候，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也不肯停下休息。几十万字的写作数量，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备受病魔折磨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难道他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难道命运早已安排好，要他在生命即将终结时，再次享受一下创作的快乐？

1984年的6月，胡风在梅志的陪同下参加了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这是他自1954年以来第一次行使公民权，对此他比任何人都要看重。那一次，他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宪法未能使自己免遭磨难。也许他预感到，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他显得格外兴奋和郑重。

他走到选举站，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两位教师。回到家里，他写下《喜投神圣的一票》：

六月十八日，力疾赴中国艺术研究院投票选区人民代表。我选了候选人中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和一位音乐教授。我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名字，但我信任侯选制和她们的职务。

在旧中国，我没有行使公民权选举过代表，我连是否有这种权都不知道。开国后，我才凭公民权选举过人民代表，也被选过。现在是和社会隔绝了二十多年后，第一次亲自投这神圣的一票。占一绝志感。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