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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末年，天津的一座军火库里，李鸿章站在一排崭新的克虏伯火炮前，轻轻抚摸着冰冷的炮身。

这些大炮，是他亲手从德国人那里买来的，每一门都价值不菲，但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订单。

德国人对他也格外上心，克虏伯家族的掌门人甚至亲自给他写信，言辞恳切，仿佛他们之间不仅是生意伙伴，更是亲密盟友。

清政府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而这些钢铁巨兽，则被送往中国的沿海炮台、军营，成为晚清最后的倚仗。

可到了民国，情况却完全变了样。

那些曾经围着清政府转的国际军火商，突然对中国失去了耐心。

他们不再卖大炮、军舰，而是改卖步枪、子弹，甚至连交易方式都变得小心翼翼。

曾经的豪爽大客户，如今成了一群四处筹钱的散户，军阀们各自为战，谁也没法像李鸿章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地稳定采购。

军火商们不再愿意押注，他们只想做短期生意，拿钱走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清末的国际局势，给了满清一个意外的机会。

那个时候，英国和沙俄在远东较劲，英国人需要一个能牵制沙俄的“盟友”，而满清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于是，英国人不仅放宽了对中国的军火出口管制，还派出了赫德这个代理人，直接用中国的关税收入购买英国产的武器。

赫德的苏格兰同乡金登干，更是左右逢源，一边拿英国人的回扣，一边收德国克虏伯的好处，最终德国人更大方，清政府的大炮订单自然也更多。

李鸿章的存在，则让军火交易更为稳定。

他执掌北洋大权三十多年，对外采购从未间断，克虏伯家族甚至把他当成“VIP客户”，连炮弹的生产线都为他定制。

清政府的钱虽然流向了德国、英国，但换来的却是足够撑起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装备。

可惜，晚清的军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清政府的军火采购再多，也只是堆砌了一堆昂贵的钢铁。

到了民国，局势急转直下。

首先是国内政局极度不稳定，军阀混战，谁也没法像李鸿章那样稳坐几十年。

张作霖算是个例外，但也仅仅维持了十几年。

军火商们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买家——今天签了合同，明天可能就被对手干掉了，哪还有长期合作的可能？

其次，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武器出口，开始变得谨慎。1919年到1929年，英法等国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就连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小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大炮。

德国的克虏伯虽然曾经是清政府的铁杆供应商，但到了民国时期，他们也只能通过捷克等中间商，偷偷卖点小批量的武器，远不如当年那样大张旗鼓。

不过，民国军火市场上还是有两个“另类玩家”——日本和苏联。

日本在一战期间疯狂向中国倾销武器，直奉战争时期，中国军阀购买的进口武器，九成以上来自日本。

但日本人的算盘谁都清楚，他们不会卖真正的大杀器，而是以控制和渗透为目的，把中国市场变成自己的“二手军火销售点”。

苏联则完全是另一种逻辑。

他们卖军火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

在北伐战争时期，苏联向国民革命军白送了大批武器，帮助国民党打赢了军阀混战。

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更是雪中送炭，仅炮弹数量就超过了中国国内兵工厂八年产量的总和。

相比之下，德国和美国的态度就冷淡得多，克虏伯在抗战前后几乎不再卖大炮给中国，而美国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正式向中国提供援助。

军火交易，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

满清时期，英国需要一个能牵制沙俄的盟友，所以他们愿意卖大炮；民国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持观望态度，于是军火商们只愿意做小本生意，枪支弹药倒是卖得不少，但真正能改变战局的重型武器，却很难拿到。

有人说，满清虽然腐败，但至少在军火采购上还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李鸿章这样的“长期客户”，让国际军火商愿意投入。

而民国军阀各自为政，缺乏稳定的采购渠道，导致中国军队在火力上长期受制。

结果就是，满清时期大炮不少，但不会用；民国时期想用大炮，却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