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蒋介石终于在其发动的内战失败中“引退”，代总统李宗仁为了把共产党阻挡在长江以北，竭力拉拢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特邀朱庆龄参加他的政府。宋庆龄断然拒绝，并机智地粉碎了国民党特务企图劫持她去台湾的阴谋，在上海迎接解放。

以下为如去注。

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曾经执行一个“抢救学人计划”，意欲将有名望有学识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挟持到台湾、为蒋介石集团卖力，该计划中的头号目标是胡适。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沪，名义上访问胡适，请他去美国当说客，为解决国共内战问题而寻求美国政府介入；其实，蒋经国的这趟行程还有一个秘密目的，就是催促宋庆龄离开上海。

儿子无果后，老子再出山。4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出马“邀请”宋庆龄到台湾。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也充当说客，要宋庆龄以“亲情、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迅速离开上海，去台湾或香港皆可”。但蒋介石和孙科的“邀请”同样被宋庆龄谢绝。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交代，孙科劝宋庆龄离开大陆的同时，宋庆龄也曾做孙科的工作、挽留孙科留在大陆。1949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的清晨，孙科只身来到南京中山陵拱卫处办公室，向留守人员交代了一些有关应变事宜后，说他要等孙夫人九点钟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

九点整，电话铃声准时响起，孙科拿起听筒，上海传来孙夫人的声音：“最近时有不法之徒，威逼我离开大陆，我不得不找一个背静的地方避避……哲生，我所以亲自和你通话，是想知道一下，在党国要人们各奔前程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孙科惶恐地地说：“夫人，哲生涉足宦海太深了，是非有份！最近，中共发言人的多次声明中对‘行政院’的先生们还是很不客气的。”

宋庆龄问：“你不是已经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了吗？”

孙科沉吟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辞职一举，不足以为孙料正名呀！”

“哲生，我郑重向你建议，你留下来，留在大陆，你的一切，由我负责向中央交涉！”

孙科疑虑重重：“……事关重大，我想和夫人面谈，您能告诉我新的住址吗？”

“哲生，你若想留在大陆我才能告诉你。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这时，手握听筒的孙科潜然泪下：“夫人的严厉我理解，容哲生三思吧……”

在那时，宋庆龄在上海一直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其安危引起中共地下党的关注，一直暗中警惕地保卫着她。为了防止她被蒋介石集团强行劫持去台湾，宋庆龄经常变换住处。

如去注毕。

此时，中国革命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准备同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由于健康原因，宋庆龄未能成行。她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回信中表示，“我的精神是水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并深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委托陈毅、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前往公馆慰问宋庆龄，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此后不久，毛泽东就与周恩来等商议，决定派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

6月19日，毛泽东写了亲笔信交给邓颖超，请她转交宋庆龄。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邓颖超立即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面见宋庆龄。宋庆龄展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经过与邓颖超推心置腹的交谈，终于下了北上的决心。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从上海乘专列前往北平。

8月28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前去欢迎的还有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下午四时十五分，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火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亲自欢迎宋庆龄下车。

毛泽东紧紧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宋庆龄步出车厢。她身着黑色拷绸旗袍，系条白色纱中，步履轻盈，丰采依然。欢迎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宋庆龄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并接受了中央儿童保育院孩子的献花。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平举行。毛泽东请宋庆龄上主席台，坐在他和朱德的中间，还特别邀请她在会上发表讲话。在大会上，宋庆龄和与会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通过了国旗、国徽和国都所在地等重要决议，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

鉴于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和非凡才华，经毛泽东提议，她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毛泽东和宋庆龄都在为党和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在参与国务活动当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也经常就国内国际上重大问题和宋庆龄交换意见。

宋庆龄除参加国务活动外，还继续领导她一直负责的救济工作，积极致力于新中国的福利事业（1945年，保卫中国同盟在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改为中国福利会。现在主要事业有1986年成立的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如去注）。

1952年年初，宋庆龄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把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人民，推进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1953年初，宋庆龄在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回国时，路过莫斯科，看到那儿的旅行闹钟不错，就买了两个，一个自用，另一个送给毛泽东，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

1956年元且，毛泽东又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保)养身体。”

短短数语，体现了毛泽东对宋庆龄的诚挚友情。建国后，宋庆龄曾多次提出入党要求，党中央认真讨论后，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因而没有立即同意。但在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宋庆龄看。

宋庆龄也以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党中央这个决定，她完全按照党的保密守则亲自拆封，亲自保管。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议外，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作为代表团成员共同前往。在苏联期间，毛泽东多次对苏联领导人说：“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不久，这场运动的锋芒像洪水猛兽一般向宋庆龄扑来。在上海，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毁，红卫兵给宋庆龄送去警告信，要求她改变梳了几十年的发髻。

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民主人士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来信上作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亲自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列在第一的就是宋庆龄。于是军队被派去警卫她的住宅。周恩来还亲自向首都红卫兵做工作保护宋庆龄，并严厉要求上海的负责人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宋庆龄非常悲痛，她亲笔撰写了《追念毛泽东主席》一文，缅怀毛泽东与她整整半个世纪的合作。她说：“和毛泽东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

<全文共两部分，此为第二部分>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