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隳三都》的批评与商榷，毋宁说是对“历史非虚构写作”应该确立何种文本范式的发问。

前文回顾：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是周思成先生的作品。该书出版后，获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首奖，也是各类年度好书的上榜热门。

很多人向我推荐过这本书，不过我一直到最近才开始阅读。这本书的确写得引人入胜，很多细节显示出作者颇有巧思，譬如在该书楔子中讲述岐国公主出嫁段落，是这样描述的：“为防备敌军夜袭，也害怕奸细渗透，城内大街小巷，一律横贯悬铃的铁索，阻隔行人。”

下面的注释为：“围城中‘街陌横铃索断行’，见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描述的壬辰（1232年）许州（今河南许昌）围攻战。拜占庭帝国的兵法著作《战略论》也建议在守城中使用悬挂在弦上的铃铛示警。”

史书上关于岐国公主的信息并不多，这一段从冷僻处爬梳来的史料，增加了出嫁途中的画面感，《隳三都》接下来写道：

车队出城时，沿街铃索一道道解开，发出叮当叮当的清响，竟成了当天唯一的送亲伴乐。

但是，“当天唯一的送亲伴乐”的描述却没有任何注释。我读到这里时，即心生困惑：岐国公主出嫁当天竟然没有任何伴乐？那这个细节值得大书特书，也有着太多的解释空间，何以竟如此一笔带过？

坦白讲，我当时是对这一细节描写生疑的，既然岐国公主出嫁当天相关仪式史料缺如，这句没有其他任何“送亲伴乐”的断言，会不会是作者的杜撰呢？

这个疑问一闪而过。但随着阅读的推进，感觉的可疑之处越来越多，终于在读到第八章《三峰》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个简单的核查。

我核查的是这一段描述：

正月二十日前后，东南紧邻开封府的许州（昌武军）。大清早，老门卒推开城门，大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打得脸庞生疼。他仿佛听到，寒风之中，夹杂着阵阵马的嘶鸣。 老门卒侧过耳朵，努力分辨，感觉这声音自远而近，逐渐清晰。接着，雪雾之中倏地冲出一匹黑马。他仔细一看，差点吓得魂飞魄散——史书记载，伏在马背上的军官，“两手皆折，血污满身”，极为可怖。 这名气息奄奄的军官，是忠孝军的“完颜副统”。在他身后，金朝溃军和蒙古追骑蜂拥而至……

这一段下面有一个注释，说明相关史实援引自《金史·古里甲石伦传》。我去查了《金史》，发现《古里甲石伦传》中，与此相关的描述只有这一句：“有忠孝军完颜副统入城，两手皆折，血污满身，州人忧怖不知所出。”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仅能得到忠孝军完颜副统入城时两只手都断了，血污满身的信息，至于完颜副统是骑马、步行还是乘坐车舆入城，其实是无法判断的，更不要说白马黑马了，何以就断定他伏在黑马背上？

那天的天气，以及推开城门的老卒（确定不是年轻兵卒？）的心理描写与行动，《隳三都》又是怎样知道的呢？

老卒的那段描述，看起来就不像有过史书记录。不要说《金史》，各种金人笔记也不大可能细致到刻画一个老卒的心理活动。这种细节虚构，带有一定的伪装性，因为有注释。

我现在已经阅读完了《隳三都》。基于一种好奇，我又查核了该书另外几处叙事，发现疑似细节杜撰的问题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我对蒙古灭金的历史素无研究，我也没有精力做整全的深入核对，但简单比对之下，能够发现的问题已属惊人。

这似乎不应是中国历史学界正在鼓励的写作方向。这样一部有着大量细节虚构的历史著作，是怎样获得历史学界众口一词好评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会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让我联系到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非虚构写作”，我们该如何定义所谓的“非虚构”，又该如何评价“非虚构”在现实写作中呈现的面貌？

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隳三都》的批评与商榷，毋宁说是对“历史非虚构写作”应该确立何种文本范式的发问。

一

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我查核到的疑似虚构情节全部在此列出。下面这一例，是我查核的第二处，因为开始读到的时候就觉得不大可信：

金正大三年（1226年）八月的一个盛夏夜晚，河南方城（今河南方城）。……此时，在方城城中一间小屋内，一名身材瘦削的白衣男子，正借着摇曳的灯火，低头仔细抄写一页小楷。在他周围，几案上、地板上、角落里，到处一函摞一函，堆满了各类书籍。 小屋四面皆是土墙，一面墙的上方开了一扇通风用的小窗。窗外的大世界，星河满天，流萤飞舞，蛙鸣虫唱。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出现在《隳三都》的第七章《孤注》中。它讲的是金朝名将完颜陈和尚的一段坐牢经历。到底是根据什么确定牢房有地板、几案和夜灯等物，以及完颜陈和尚在狱中是穿白衣、写小楷的呢？看上去很像小说家言，没有任何注释。

从《隳三都》后文的注释可知，关于完颜陈和尚年轻时坐牢的那一段故事，主要来自《金史·完颜陈和尚传》和元好问的《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

我查了一下，前者关于陈和尚牢中生活，仅一句：“陈和尚聚书狱中读之，凡十有八月。”后者也只是说他：“聚书狱中而读之，盖亦以死自处矣。”只有狱中聚书而读一个细节，竟然衍生出如此丰富的场景。

陈和尚坐牢前，哥哥是方城总领，他协助哥哥理军务。在一次处置军官李太和、方城镇防军葛宜翁互殴的诉讼上，他的处理结果被指不公，由此落狱。

《金史》与《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的叙事几乎一模一样，前者明显援引自后者，大意是说，因为葛宜翁理亏，被陈和尚杖笞后，郁郁以死。葛宜翁很凶悍，虽是理屈受杖，但怀恨在心，遗言让妻子报仇。妻子遂不断上告，并在龙津桥南堆了柴火，如陈和尚不被处理则自焚。她还指控，陈和尚是因为以前与葛宜翁有私怨，所以才借机把他打死。

朝廷于是把陈和尚投入方城监狱，当时有司认定陈和尚“狎于禁近之习，倚兵阃以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容或有之。”要判其斩首（“大辟”）。但上奏到金哀宗那里时，却久而不决。

后来，金哀宗下旨将陈和尚特赦：

有司奏汝以私忿杀人。私忿未必有，至于非所得笞而强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将；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计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史，国家有所赖，人始当以我为非妄赦矣。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虽被有司判定“私愤杀人”，但金哀宗基于他哥哥是名将的考虑，还是把陈和尚特赦了，并说你和葛宜翁或许没有私愤，但依法不应杖笞葛宜翁，你却把他打死了。你要立战功，不然别人会说我胡乱特赦了。

陈和尚杖杀葛宜翁的案子，要如何评定？元好问的《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上文说葛宜翁是理屈受杖，下文又通过金哀宗的特赦语来指称滥权杖毙葛宜翁。应该以哪个为准？这涉及基本的史实判断问题。

我觉得，通过这段史料，可以判断陈和尚大概率是草菅人命。传统社会的神道碑写作取向是隐恶扬善，家属出润笔费，找熟识的文豪撰写，它在争议事件的表述上可信度非常低，有些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譬如北宋时期两浙提点刑狱皇甫选曾上奏称，两浙路下辖的十三个郡，狱空长达一千五百余日。后被揭发其实是把囚犯都转移到其他地方关押了。所以他被罚金三十斤，流放江南路。但皇甫选逝后，翰林学士刘筠为他作传，仍公然说他：“部下十三郡之治，迭奏圄空，积一千五百余日。繄公是赖，咸被诏奖。”一个“妄奏狱空”而被流放的官员，死后的传记变成因善治导致狱空而获朝廷诏奖。

元好问虽然在葛宜翁是否理屈的问题上，倾向于支持陈和尚，但又在金哀宗特赦语中曲折道出了真相。这当然涉及个人判断，治史者在面对这种需要辨析的史料时，是不能不做任何解释就采取于传主有利的倾向的。

但是《隳三都》对此未做任何辨析，其叙事风格是这样的：“事情本是葛千户理亏，陈和尚并没多想，直接罚了他一顿板子。”“更让人意外的是，葛千户的老婆，性子同样泼辣。她连夜上诉，诬告陈和尚杀人以泄私愤。”“陈和尚自然也觉得自己无愧于心，坦然面对，在狱中抱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态……”

不知道该书是根据什么把有司认定的“私愤杀人”确定为葛千户老婆诬告的？至于她是连夜上诉还是隔了数日，史书上全无记载，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对陈和尚的心理还原（“并没多想，直接罚了他一顿板子”“觉得自己无愧于心”），不仅仅是僭妄的上帝视角问题，在概率上也很可能与史实完全相悖。这样的治史态度未免有些轻率。

二

除了虚构细节、在史实判断上有欠辨析外，《隳三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作者会调整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或者把既往发生的事实说成当下。

《隳三都》在第十章《人心》中，描述了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蒙古人围困南京的情景：

粮食价格早已飙升到白银二两买不到一升米，直追当年中都围城。可是，由于‘殍死者相望’，谁还顾得上吝惜那些饥不可食、寒不能衣的金属疙瘩？人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 稍微富庶一点的人家，纷纷捧出平日视若身家性命的‘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每天在天津桥上摆起摊子，巴望能换回一点米、豆，救救家中快饿死的老小。 刘祁回忆，家里有一件上好的皮袍子，‘极细密鲜完’，他抱着换了八升粗米，又用祖传的金钗换回一肩牛肉，当时毫不心疼，恨不得越快出手越好。平日鲜衣怒马的‘缙绅子女’，甚至有不顾身份到集市上讨饭的。

作者注释说，这一段引文来自刘祁《归潜志》第138页。但查《归潜志》第13章，此处记录的是大梁而非南京被围困的情景：“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升……”

我查了一下，壬辰岁是天兴一年（1232年），比南京围城早了一年。《隳三都》的那段叙事中，只有最后一句——“平日鲜衣怒马的‘缙绅子女’，甚至有不顾身份到集市上讨饭的”是南京被围困后的场景，见《归潜志》第12章：“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

《隳三都》把《归潜志》第13章记录的前一年的内容，移植到12章记录的另一时间、地点之中，这是一个不应犯的错误。

另外，在《隳三都》第十一章《覆巢》中，写了参知政事官奴死后的应对之策：

官奴被杀后，金哀宗宣召他的党羽觐见。白进在照碧堂前被杀，阿里合半路发现不妙，被乱箭射成了刺猬。城内数百名忠孝军，听说主将身亡，纷纷披甲上马，准备拼个鱼死网破。金哀宗派人佩戴虎符，前往安抚……

注释称，这些信息来自《金史·蒲察官奴传》《金史·宋珪传》。

但查《金史》，相关的记录为：

“忠孝军闻难，皆擐甲，完出请上亲抚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劳军，因召范陈僧、王山儿、白进、阿里合。进先至，杀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觉其事，悔发之晚，为乱箭所射而死。”

“官奴入见，珪等即从旁杀之，及其党阿里合、白进、习显。”

按照《金史》的说法，金哀宗是在派李泰和安抚忠孝军之后，把阿里合、白进等人诱骗过来杀死。但在《隳三都》中，则是先诱杀阿里合、白进等人，再派人安抚忠孝军。

这两种叙事建构的事实完全不同，金史中的事件发生顺序揭示的是金哀宗先以安抚的手段欺骗了忠孝军，再背信弃义诱杀其领袖。这个事实，因《隳三都》颠倒了时间，而变得不再存在。

仅仅是将《金史》中的一段文字改写为白话叙事，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同样令人费解。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能感觉到，周思成先生在撰写《隳三都》时有自己的情感代入。历史学者在描述传主时，时常陷入“温情与敬意”的泥淖，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作者写哪一个传主，哪一个就会得到带有倾向性的正面信息加持。

如果说，上述完颜陈和尚的叙事中已有这种倾向，关于金哀宗的形象塑造则无异更甚，以至于在逃难途中仍不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亡国之君，是这样咏叹着被《隳三都》盖棺论定的：

不管是可‘哀’，还是就‘义’，一个十年如一日，无比尽责地履行了末代皇帝这个角色的人，终于能够卸下这副千钧重担……

这是钱穆史观的一个负面效应。人类的进化心智的确很容易因情感代入而变得具有倾向性。但治史者的基本功不就是要有跳脱出来的视角吗？

三

《隳三都》遵循的是叙事史学传统，相关的分析不多。偶有上价值的部分，譬如第六章中有关于“幽闭恐惧”的论述，却也显示周思成先生对理论的误用。

第六章第一节内容如下：有个叫王守信的人，经举荐获金宣宗召见，直升“行军都统”，每天训练一些无赖“进、退、跳、掷”。他还发明了“古今相对”阵法，打造黄布袍、黑头巾、锡牌子各三十六件，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打算用这些法物吓跑蒙古人。王守信的“神兵”并不敢出城与蒙古军厮杀，而是每天出城拾荒，顺便抓住一些路上遇见的落单百姓，砍去首级回来邀功。

《隳三都》将此与北宋靖康汴京被围时郭京组建“六甲神兵”结合在一起，对此解释说：

个体心理学有个名词，‘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描述患者因身处密闭环境而产生的莫名焦虑和神经质。‘神兵’事件，也可以说是长期围城中的绝望催生的集体谵妄，一种集体性的幽闭恐惧。

这一节的小标题即是“幽闭恐惧”，由此可见周先生对此一解释的重视。但这里明显有对幽闭恐惧症的误用，幽闭恐惧症指的是在狭小的封闭空间中——如电梯、机舱等产生恐惧、焦虑的精神病症，离开这个狭小封闭空间，病症即获缓解。一座上空开放的城池即便被围困，它仍是一个巨大的非封闭空间。此其一。

其二，“神兵”的出现和城池被围困导致的所谓“幽闭恐惧症”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相关性，还是有较强的因果性？这中间的因果性其实很容易被证伪，因为传统社会“神兵”会在各种需要加持的战斗中出现，包括围困敌人的城池之时。这样的案例多到可以信手拈来。

好在周思成先生实在不热衷于理论，他更多将精力用于自己擅长的叙事。

以上是我阅读《隳三都》的一些感受，不免偏颇。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会经常有击节叹赏的地方。本文基于论述主题需要而表达出来的内容过于负面，并不能完整呈现我的全部评价。坦白说，这本书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对蒙金史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很难对《隳三都》在史实层面有哪些独到的突破给予评价。结合学界相关评价看，该书在援引非汉文史料和叙事功力上颇受肯定。我的聚焦点则包括该书理论解释与史料辨析上的不足、叙事时间错置等不严谨之处，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大篇幅存在的细节虚构上。不能杜撰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历史写作者的底线问题。

我也和朋友沟通过相关问题。有一种观点是，历史叙事要容许“合理想象”，并借此为《隳三都》申辩。我其实并不反对所谓的“合理想象”，但需要厘清的是，合理想象其实是一种推论，它属于观点。

历史作家当然可以表达观点、进行推论，有些脑洞大开的想象甚至很能启发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只是任何的想象与推理，都要接受是否合理的再评判。更重要的是，历史作家不能将想象混同于事实，以上帝自居把想象当成事实来描述。

换句话说，历史写作者必须告诉读者，这是基于“合理想象”，否则就是在杜撰事实。这一点，现实与历史题材的叙事有相近之处，上个世纪末“报告文学”曾颇为流行，因存在细节虚构等原因，这种文本早已边缘化。

目前比较流行的所谓的“非虚构写作”，因借鉴了西方特稿写作的成分，故文本远比报告文学高级。它更早出现于新闻界，目前风向也刮入历史圈。但非虚构写作现在也面临一种诟病：很多作品在虚构细节上不让报告文学。

《隳三都》远远不是“历史非虚构写作”中虚构细节最严重的著作。选择《隳三都》作为剖析样本，完全是一种时机上的偶然。《隳三都》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也让它成为合适的非虚构写作代表。在此向周思成先生说声抱歉。我一定有很多的偏见与错判，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蒙金史的资料与宋史差不多，几乎都是共享性质。在缺少独家史料的前提下，尤其需要在不同历史事实间建立关联并推导新的事实可能性的能力，“合理想象”如果意指于此，其实是历史学之福。但这需要相当强的索引与洞察能力，很多时候还要跨学科的视野。

从《隳三都》的内容看，周先生并未在这一维度上太过着力。而他最受赞誉的叙事能力，如果是奠基在细节的虚构上，则无疑要打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一种虚构的非虚构写作，用一句更俚俗的话语来表达：那不就是胡编乱造吗？！

不妨再举一个案例，结束本文。在《隳三都》第七章中，有大幅的金哀宗素描：

打发走省院大臣，金哀宗伫立仁安殿的台阶上，手握急报，陷入了沉思……如今西边出现敌情，直觉告诉他，这次进攻十分蹊跷，非同往日。想到此处，金哀宗徘徊良久，轻轻念着一长串人名：建威都尉奥屯斡里卜（卫戍南京）……（原书省略号前还有11名军官的名字与职务等信息） 金哀宗眼前闪过一张张熟悉的、神采飞扬的面孔。其中许多人，早在金哀宗还在东宫当皇太子的时候，就与他结识或者相知……金哀宗仍然感觉到，他们才是自己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他不知道，在今后的三四年内，这份名单上的几乎所有人，都将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战争的洪流之中。 黄昏中，殿上的朱衣人喟叹一声：‘诸位将军，朕唯有遥祝你们旗开得胜了！’”

足够煽情吧。但这些都没有任何注释，没有出处，纯然是一种想象。即便是作为一种想象，它也是不合理的，金哀宗真的会徘徊在仁安殿的台阶上，念着被现代历史学者选定的十几个军官的名字吗？

如果是历史小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本文首发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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