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1931年成立时，包含红四军和红25军两支部队，后来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红25军在吴焕先的组织下得到重建，并坚守老区，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周旋。

而转战川陕后的四方面军，队伍逐步壮大。原红四军作为基干和种子部队，1933年又裂变出红三十一军、红九军等队伍，四方面军总兵力突破8万人，来到了全盛时期。所以说红四军是四方面军的灵魂，毫不为过。这个主力军涌现出的名将也非常多，历任军长更是威名赫赫。

红四军在鄂豫皖时的首任军长为旷继勋，第二任军长是徐向前。徐帅家喻户晓，是开国元帅之一；而旷继勋同志牺牲较早，他的早期革命资历甚至在徐帅之上。

红四军离开川陕后，又先后出现了3位军长，虽然没有前两任资格老，但在军民之中的名气也都非常大：按顺序分别是王宏坤、许世友和陈再道。

王宏坤1933年出任红四军军长，1935年7月他成为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原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接了王宏坤的班。许世友只干了几个月时间，红四军副军长陈再道又接替了许世友，担任红四军军长。

由于四方面军的编制特点跟中央红军不同，且兵力同样比较雄厚，所以四方面军内军长的地位，跟中央红军的军团长相差无几。显然，王宏坤、许世友和陈再道这3任红四军军长，都已经是革命履历十分显赫的将军了。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1949年全军军改时，竟没有一人成为兵团司令员！论带兵打仗、论过往资历，似乎都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应该说三人各有各的原因。

先说王宏坤。王宏坤作为刘邓大军的重要将领，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二野的兵团司令员之一。但此前王宏坤主动让出过6纵司令员位置，他到后方承担征兵、练兵工作，个人战绩受到了影响，49年已经竞争不过陈赓、陈锡联、杨勇等人。这几位一直在前线打仗，指挥能力和表现，得到了上级首长充分认可，排序在王宏坤之前。

其实王宏坤仍然有机会。因为当时军委给了二野4个兵团的名额，王宏坤是第6兵团司令的热门候选人。但刘、邓考虑到二野兵力不及兄弟野战军，暂时只启用了三个兵团番号，即第3、第4、第5兵团，王宏坤和第6兵团成为后期“备选项”。结果49年大军渡江后进展太顺利，一路解放了大西南，根本没必要建新兵团了，王宏坤便没能当上兵团司令。

再说许世友。许世友是三个人中，军事生涯发挥最稳定的，解放战争中他在陈粟大军打了不少好仗，战绩非常出色。他本人也当过华野内线兵团、山东兵团的司令员，但1949年真正统编全军兵团番号时，却没有许世友什么事了：三野的4位兵团司令员，分别是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和叶飞。

许世友落选，很出人意料。尤其王建安当了第7兵团司令员，此前他在山东只是许世友的副手。究其原因，不是许世友能力不行、威望不够，而是从1948年起腿伤就比较严重，连济南战役都是勉强指挥的。接下来的淮海战役，规模那么大，野司都没启用许世友，让他安心在胶东养伤。所以49年三野继续向江浙、福建进军时，没有安排许世友当兵团司令员。

最后是陈再道。解放战争中陈再道和王宏坤一样，跟随刘邓首长作战，是二野的一员名将。他长期担任二纵司令员，作风坚韧强悍。但客观而言，那段时间他的战绩不如昔日下属陈锡联。红军时陈再道在红四军直接领导过陈锡联，可后期陈锡联进步更快，打仗智勇双全，算是“青出于蓝”了。

49年选第3兵团司令员时，首长拍板任用陈锡联。陈再道既没当上兵团司令员，也没有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而是留下来当了河南军区司令员、负责剿匪任务，此后没有再参与指挥大型战役，这是组织和部队的需要，同样光荣。

不管怎样，这3位原红四军军长，似乎在解放战争后期都留有一点点遗憾。好在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军事生涯发展，建国后三人都获得了上将军衔，并且军职也非常高，深受军委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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