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商业活力的加拿大太平洋沿岸都市温哥华是当代艺术重镇,却远非古典音乐的盛宴场,多年前舍妹(北交首席竖琴)和温哥华交响乐团(VSO)一次文化交流中负面影响,和一些其它因素的干扰,让身为骨灰级交响乐迷的我习惯于规避这个“主场交响乐团”的演出,本演出季特邀国际音乐家演出的接连出状况,更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乐迷耐心不断消磨。
所幸与应届肖赛冠军、著名华裔加拿大籍青年钢琴家刘晓禹(Bruce Liu)合作的三场演出仍按部就班:时间为5月30、31和6月1日各演一场,主打曲目为旅美俄裔现代作曲大师普罗科菲耶夫的代表作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 3 in C major, Op. 26),地点则是温哥华市区历史悠久的奥芬剧场(The Orpheum)。
我们夫妇观看的是5月30日的首场(因为是赠票只有两张,且是演出当天才拿到,因此来不及给儿子补票)。演出开始前的氛围较寻常热闹很多,门厅里挤满了观众和义工,但令人诧异的是并未照例发放演出的节目单,只有VSO整个演出季的宣传册发放。步入观众席,现场几乎满座,乐池两侧大屏幕滚动播放和VSO宣传册内容几乎一致的宣传片,这让我登时明白:至少在演出组织者意识中,本场演出的主角是VSO,钢琴家则是“客人”。
20时,演出准时开始,刘晓禹身着和宣传册照片中一模一样的全红色演出服登场。
普罗科菲耶夫虽是现代作曲家,风格却介乎现代和古典之间,我曾对大儿子猫头形容他是“最后一位古典作曲家和第一位现代作曲家”,由于他曾长期在美国和俄罗斯生活、工作,其风格交融传统俄罗斯古典和带有爵士风的北美近代音乐特色,是对任何音乐家和乐团都极富挑战性的曲目。“普3”雏形诞生于俄罗斯,全曲完成于旅美后在法兰西度假期间,创作时空跨度空前(主旋律1913年就为人所知,但直到1922年才有完整的曲目),因此给人以内容繁复、结构和风格复杂华丽的特点。由于是其较早期作品,因此给人的感觉,其古典色彩较其它本人代表作更多一些。
第一乐章的“开场白”是由单簧管独奏鸣响的,指挥对这种悠长留力的旋律拿捏很娴熟,单簧管的演绎也出色(事实上终场后我曾对太太评述“单簧管是本场除钢琴家外表现最佳的演奏者”),钢琴快板的切入极富戏剧性,并非李斯特(Liszt Ferencz)式或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i Andreivitch Rimsky-Korsakov)式恣意宣泄的快板,而是一种“轨道上的疾行”,一种有理性和“在节奏上”的快板,令我即刻产生一种如夜空中华丽光柱般明亮璀璨的通感共鸣。现场和在线欣赏过许多刘晓禹的演奏,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大“特长中之特长”之一,便是对不同风格快板的精巧把握,是一种将快板中“精确”和“激情”调和到令人愉悦比例的一种天赋。名为“行板-快板”(Andante – Allegro)的第一乐章对钢琴的要求恰与之契合,由此产生了更吸引人的感染力。
这是我第二次在奥芬现场聆听刘晓禹的演奏,上一次是纯钢琴独奏,也是他北美巡演的一场,当时的表演十分精彩,但或许由于此前演出节奏过于紧凑,不免给人些许疲劳感,此番奥芬重逢,他的状态较上次更佳,力量和情绪的调动恰如其分,与乐队间的几度变奏和切换也游刃有余。自去年秋季起,他本人的巡演曲目就围绕着同为俄罗斯裔的“最后的古典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展开,这应该也有助于他更准确完美地演绎这首公认“复杂沉重”的代表作。
但第一乐章中也让我隐约感到一些淡淡的遗憾:VSO在这个乐章的演绎中相当明显(至少对我而言如此)地表现出高音乐器较强、中低音乐器较弱的瑕疵,我个人的理解,倘把钢琴协奏曲比作二重唱,钢琴是其中一位主唱,则高音乐器好比与这位“主唱”演绎不同旋律、边碰撞边相互衬托的另一位主唱,中低音乐器则好比分声部,烘托两位主唱旋律使整个演唱更丰富细腻的和声组,高音乐器弱则整曲缺乏穿透力和表现力,中低音乐器弱则会削弱整曲的细腻性和层次感。所幸第一乐章钢琴以强音和快板为主,这一瑕疵的影响有限,我之所以担心,一是因为接下来的第二乐章“主题与变奏曲”(Tema con variazioni)赋予乐队更重戏份,二是被戏称为“交响辩论会”的第三乐章“快而不过度的快板”(Allegro, ma non troppo)是公认考验乐队和钢琴演绎“音乐争吵”这一交响乐中罕见主题的难关,这势必对VSO的中低音“打底”能力构成挑战,毕竟在第一乐章中中低音管乐已有些喧宾夺主,“定板”的打击乐更疑似至少两次敲错了点。
第二乐章在经典的双笛演奏中开启,这是整场表现“在线”的VSO高音乐器最糟糕的片段,没有之一:作曲家亲笔交待的“一长一短双笛”不知何故被更换成双长笛,本应互为表里的这对双笛又演绎出各说各话且干涩生硬的慢板——原本这段加沃特舞曲风格的旋律应是圆润婉转的,但双长笛却应是让我产生了“他们为什么在跳方舞曲”的感觉(完场回家路上我对太太吐槽“当时恨不得跳上去把双长笛揪下来”。这个乐章中钢琴和乐队间的变奏切换多达五六次,除双长笛外的高音乐器继续表现出色,单簧管更再次给人以意外的惊喜(第四变奏几乎是钢琴和单簧管的对话,也因两位乐手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本场演奏的两大华彩之一),指挥的调动切换丝滑老到,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对乐章起始处双长笛的不适感。此外,在这一乐章里低音乐器的表现有所起色,这对于以细腻变化为主的该乐章而言,无疑是让人如释重负的。
钢琴在这个乐章里更多在衬托乐队的演绎,刘晓禹两大“特长中之特长”的另一个——善于用减力的轻音反衬重音之重,从而丰富旋律层次感和通感,增加演奏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在这个乐章得到充分发挥,尽管许多情况下,这首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都会演绎成“乐队主、钢琴次”的结构,但本场此处却因钢琴更强、乐队亦不乏华彩,产生了一种独特和稍令人意外的惊喜,或许再听任何一次对这首曲目的演绎,都很难找到相同的感受。
第三乐章的“交响辩论会”起始部分不出意料地稍有缺憾:钢琴尚未切入之际的“临时主角”——巴松演绎有点沉闷拖沓,“争吵”开始后钢琴和高音乐器两组风格迥异的快把演绎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音乐争吵”主题,但本应为“争吵”烘托氛围的中低音木管组却略有失措,时而混乱,时而过分压住了“主唱”。随着“争吵”的愈演愈烈,刘晓禹驾驭“轨道上疾行”的天赋再度“接管”了表演,作为“争吵另一方”的乐队高音乐器同样渐入佳境,指挥则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在调动两大“主唱”之余,协调略有些“不在线”的中低音乐器和打击乐(刚刚开始动笔写乐评时得知,荷兰籍指挥家陶斯克Otto Tausk是小提琴家出身,善于调动高音组乐器,且对普罗科菲耶夫作品有较多心得,无怪现场会有这样的感受),令整场表演在“争吵”中戏剧性地趋于完美。
最后阶段的快板从钢琴家D大调-双音琶音的惊艳演绎起步入第二个、也是最后最精彩的华彩段落,直至C旋律的钢琴“压倒性赢得辩论”桥段,激动人心地戛然而止,虽相距较远看不真切,但感觉到刘晓禹采用了难度更高但表现力更强的传统双音琶音指法,而非常见的指关节键盘滑音“平替”,令我忍不住想起立鼓掌(但终于忍住了)。曲终时给我强烈的感觉,是钢琴在最后阶段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心潮澎湃”,用压倒一切的快板最强音,无可置辩地大声告诉乐池中其它乐器和在场所有听众,谁才是这场“交响辩论会”的王者——这是作曲家对乐曲所赋予的思想,同时也是钢琴家对本场表演所赋予的情感。
返场曲是一首我不知曲名的钢琴独奏曲,较交响乐似更能充分体现刘晓禹善用减力加强旋律层次感的特长,令我对同样喜欢这种钢琴表现风格的大儿子未能现场聆听(在多伦多读大学未归)深感惋惜。
刘晓禹的钢琴演绎到中场就圆满结束,下半场是VSO独家演出的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 )“阿尔卑斯山交响曲”(Eine Alpensinfonie, Op. 64,),后半场的观剧给身为老乐迷的我以从未有过的身心震撼,考虑到本篇的主题是围绕钢琴和钢琴家,兹不赘述。
总体上,这场演出(确切说本文只涉及“半场演出”)给我的感觉是独特的,即“‘音乐辩论’的胜场和观众席上的微憾”。当然,由于未曾意识到钢琴家中场即告退,再次错失了与之合影的机会,只能下次再补了。
陶短房
5月31日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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