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一些小事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中，连自己都感觉到惊讶，为什么有些怀旧？尚还能饭，就“老”了吗？对镜端详，鬓毛未衰，只是添了些许白发。这些白发就像一个向导，把自己领回到童年时代，那些陈年往事，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对童年的追忆，往往是从怀念故乡开始的。故乡是生命的起始，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割舍对故乡的眷恋。说实在的，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我的故乡并不美。”这是一个终南山下远离城镇、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和周围村落并无二致，要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村子有城墙。记事时城墙已是残垣断壁，平日成了我们玩耍的场所，上边长满了酸枣刺，秋天又是我们摘酸枣吃的乐园。有城墙当然就有城门，并且还有雄伟的城门楼，当时仅剩下两个，据说另外两个已被拆除了。

村子中间有一条小河穿过。这条发源于秦岭北麓甘峪、清澈见底的小河，可以说是我村的母亲河。早晨人们在河里挑水吃，上午人们在河里淘菜，中午、下午人们在河里洗衣服，天热时我们娃娃们又在这里嬉水。这条河养育着我们成长，只是河水缺碘，吃了后粗脖子较多，俗称“瘿瓜瓜”，以后才知道这叫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影响智力，有顺口溜说：“一代瘿，二代瓜，三代四代连根拔。”后来吃了碘盐，瘿瓜瓜就像瘟神一样被送走了。

村中有几片竹林，虽没有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么优美，但那竹子却绝对是我们做弓箭、做水枪的好材料。村子也有庙，供奉的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只听大人们说庙后有鬼有狼，是非常可怕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晨赶着牲畜下地干活，黄昏扛着农具回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机械地重复着。

长大后才知道，我们村也是坐落在一个不平凡的地方。现在的户县远古时是有扈氏部落的封地。史载大禹的儿子启破坏“禅让”制，自立为帝，变国天下为世袭的家天下，引起了天下人的不满。“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里的“甘”，就指的是我们村旁的那条甘峪河。这点在《尚书·甘誓》、《史记·夏本纪》、《资治通鉴》和《户县志》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村名“郝寨”，能称为“寨”，可能和这里当年是屯兵布阵的军事要地有关吧。记忆里，童年最爱做的事就是玩，最高兴的事就是过年。

有位著名的教育家说：“如果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没有闻过泥土的味道，那么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童年。”假如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的童年是名副其实的童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自小对泥土就有着特殊的感情。下雨天没有雨鞋穿，光脚片踩的是泥；平时玩的游戏也是弹泥；就连上小学趴的桌子也是泥坯做的。那时从没有认为过泥土脏，红芋、萝卜沾了泥，手一擦不用洗就能吃。有时不小心撞破了皮肤流血，捏一点土抹到伤口上，就是当时最好的“刀伤药”。

玩耍似乎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务”。我们经常野得不着家。玩的花样有两类：一类是“斗鸡”、摔跤……身体就是玩具，现在看来，这哪是玩？简直就是体力宣泄，是自虐；另一类是跳房子、打陀螺、滚铁环、打四角、打弹弓……玩具是自制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让现在的儿童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也能玩？我们玩、劳结合，寓玩于劳。打猪草时，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耍草玩，赢猪草，常常贪玩忘了时间，回去时只有半笼子猪草，被大人收拾是常有的事。

“偷”东西有时也成为玩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是生产队，地里种了许多对我们来说最好吃的东西，有萝卜、红芋、西瓜、黄瓜、豆角，小伙伴们有时悄悄进地“偷”吃，干一些不算“贼”的“坏事”。秋天对我们有诱惑的就是偷折生产队的玉米秆和柿子。祖辈相传给玉米秆取的名字叫“蜜秆儿”（那时我们从来没见过甘蔗，直到后来第一次吃上甘蔗，才知道其实论甜度，“蜜秆儿”比起甘蔗来相差甚远）。

记得一次我和两个年岁相当的小兄长偷“蜜秆儿”时，被看秋田的人发现了。一同伴因脚崴伤跑得不快被逮住了，他没有“坚贞不屈”，而是很快招出了我俩，把我俩吓得要死，就藏在家里储放杂物的楼上，躲着躲着就睡着了。到了晚上，家里大人找不见我们，急得发慌。前些年回家我们还在一起说这事，都快四十年了，还犹如昨日。

我们村在甘峪河东岸，西岸村子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柿子园。柿子成熟时，同伴们就悄悄溜进园子大快朵颐。那时的村规民约就是：园子里的柿子只能吃不能拿。有人吃饱了，难免就会产生贪念，摘些准备拿走，如果被看园子的拉住了，就会让你把要带走的柿子全部吃完，有人吃得都吐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些事，仍然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们没事就上树、耍水、逮麻雀。上树主要还是为吃：上榆树捋榆钱，上洋槐树摘洋槐花，上香椿树折香椿。我腰上有一块伤疤，就是小时候折香椿时从树上跌下来留的。有时候像白杨树这些没有什么可吃的树也上，端鸟窝，逮幼鸟，有时连马蜂窝也敢捅，当然也有失手被马蜂蜇的时候。大人们说这是娃们在撒乖（淘气的意思）。

天热时就在河里耍水。“游泳”是书本子上的话，我们叫“打扑腾”。“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双手划水，两脚上下摆动，伴着“嗵嗵”声溅起朵朵水花。整个夏天，几乎都泡在水里。比较有趣的是雪天逮麻雀。扫开一小片雪地，把竹篾编成的大筛子用一根小木棍支住，筛子下撒一把谷子，拿一条细绳拴在木棍上，绳子的另一端掌握在远远地躲在隐蔽地方的我们的手中，见有麻雀进去啄食，一拉绳子，麻雀便被扣在筛子中。这也算得上是我们孩子的智谋吧，但这智谋也是和大人们学来的。

童年最有趣的莫过于看露天电影。那时农村没电话，也没手机，但放电影的消息总是传得比风还快，哪个村子放电影，马上周围村子的人就都知道了。如果在本村演电影，我们就早早地拿了小板凳坐在晒粮食的场里，望着挂在前面两棵光秃秃的树干上的银幕，一边等着电影上演，一边议论着那早已看过几遍的电影情节。这样的时候，放电影的人总是很拿大，在生产队领导的陪同下用完饭后才懒洋洋地出现。

那时的我对放映员充满了羡慕，盼望自己长大了也当个放映员，既有好吃的还能天天看电影，那日子真的是美极了。如果外村放电影，便连饭都顾不上吃，拿个馍和伙伴们徒步前往，夏天不怕热，冬天不畏冷，三里五里不算远，十里八里也敢去。其实那时候，能放的电影不多，但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电影，我们却百看不厌。如今能很舒服地看电影了，却丧失了看电影的兴趣。

过年是孩子们最大的期盼：有好吃的吃，有新衣服穿，还能放鞭炮。一进腊月就盼，腊八喝粥，小年祭灶，年三十那一天，从早忙到晚，下午蒸包子，眼巴巴地盼着揭开锅盖美美吃上几个。初一又盼着大人们给发几分几毛也算的压岁钱，吃臊子面。正月里走亲戚，打灯笼，看社火，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没有电视看，更没有现在不可缺少的春节晚会，但却感觉年过得很有意思。

童年恰逢困难时期，用现在的标准看，过去的农村是远远不具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出生就挨饿”，记忆中最难以抹掉的便是挨饿。我胳膊上至今还有一块伤疤，这是充满苦涩又饱含亲情的烙印。

在家里我是最小又是唯一的男孩，前边有三个姐姐。因家里贫困，三姐刚满月就送给一户善良的人家收养。记得有一年过生日，姐姐用铁勺给我炒了一个鸡蛋，我着急要吃，姐怕烫着我，把铁勺随手一扬，不巧碰到我的胳膊上，留下了那块“爱”的烙印。吃鸡蛋，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在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的条件下，鸡就成了农家的“小银行”，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本子、铅笔等生活学习必需品，只能靠积攒的鸡蛋来换取。所以，当时吃鸡蛋是一种特殊的待遇，更是一种奢侈。

童年最爱宠物。那时农村养得最多的“宠物”就是猫，用来逮老鼠，捍卫来之不易的口粮。我想养狗玩，但一只狗一天可能就要吃近一个人的口粮，母亲坚决不准。我就在舅家逮回了一对兔子，毛雪白，眼血红，长耳朵，豁豁嘴，煞是可爱，养了几年，繁殖到一群。那时狗挨饿，不但撵兔子，还吃兔子。野狗吃了我家一只兔子，我伤心了好几天。

前几年母亲又住回到农村老家，我和妻子上班，儿子在外上学，母亲成了“空巢”老人，甚是孤单。正巧朋友孙先生送给我了一只小狗，我便把它送到老家给母亲解闷。这也算是圆了我童年的养狗梦。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拼音字母a、o、e还没有学完，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毛主席语录六十条，背诵毛主席诗词。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逮蝎子、挖中药……在学校里呆的时间并不多。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惊奇。破“四旧”、立“四新”，上房拆除屋脊上的兽头，砸八仙桌太师椅上的花牙雕刻，收缴一切书籍。人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友好的乡邻反目成仇，这多么让人不理解。

时光飞逝，不经意间，童年在深夜里油灯下纺车吱吱呀呀的叫唤声中，在下雨天泥地里艰难前行的架子车深深的车辙中，在天没亮就顶着月光去上学的身影中，在小伙伴们嘻嘻哈哈的玩闹中，渐渐远去了。而那份天真、那份无邪、那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却时常从记忆中走来，让人唏嘘不已。光着腚一块耍尿泥的伙伴们，你们现在一切都好吗？愿你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王华旭，西安市鄠邑区人。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77年冬考试入学，从医数年获主治医师职称，后又在乡、县、市机关供职。退休后任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顾问、西安市象棋协会会长。出版有《往事如风》《远方有约》(合著)《在希望的田野上》《春风化雨花千树》等作品。

那时我们年少

曾把青春当作鲜衣怒马

而今我们渐老

愿从容岁月依旧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