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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拉开序幕，位于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机关单位开启紧急转移，向着西北方向前进。

红军长征

苏区是红色革命的摇篮，红军部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不能完全被丢到一边。况且，南方阵地上，我党也需要持之以恒地和反动派作斗争。

于是，部分队伍并未跟着主力一同转移，而是留守苏区。

留守部队中，涌现了不少代表性将领。他们致力于维护根据地，与敌人周旋，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

这些留守苏区的队伍，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又有哪些将领在辗转游击过程中贡献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敌众我寡，相对被动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攻势愈发猛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工农红军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

李德

中央苏区岌岌可危，红军主力部队更是随时面临着被敌人摧毁的风险。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可一旦红军全员转移，那就意味着苏区将完全失守，之前我党的所有努力几乎等同于白费功夫。

10月之前，红军战士们心中无限迷茫。当时的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回忆说：“大伙儿非常关心红军主力部队的打算，同时也很关心中央苏区的未来。”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根据地，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不能白白拱手让人。于是中央决定派遣一部分部队留守苏区，掌握南方阵地，与敌军抗衡，同时为主力北上争取时间。

在主力部队正式开拔之前，中央在中共苏区设立了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领导人员包括瞿秋白、项英、陈毅等老同志。

16000多名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坚持斗争，用生命书写防守战的光荣。

留守红军

这16000人，包括红军第24师，中央军区下属独立团，以及福建、江西、赣南等地方武装力量。

留守主力加上林林总总的散兵部队，总人数超过50000人，看起来并不少，但实际上和国民党数10万围剿力量相比，还是显得非常被动。

1934年11月，瑞金失守，到了第二年2月，中央苏区几乎全部沦陷。每次回想起当年的惨烈场景，陈毅元帅都心痛难当。

在他的记忆里，很多村庄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绝户，青壮年劳动力几乎被全部绞杀殆尽。到处都是敌人，枪声一刻也没有消失，老弱妇孺遍地跑，只为了找到暂时躲避的地方。

敌人灭绝人性，在他们的作战计划中，绞杀共产党是重中之重。途中遇到的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当成牲畜随意处置。

他们也恰恰拿捏住共产党爱惜百姓的特质，不断制造屠杀惨案，逼迫游击队员现身。

十万火急的关头，正在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向苏区发来紧急电报，要求机关领导人马上组织留守战士开展突围作战，充分发挥游击战优势。

1935年四月，得知陈毅和项英的人已经转移到粤赣边境，蒋介石立即派出重兵，以40000人左右的兵力设置三道封锁线，发誓要把南方八省的红军逐个清剿。

因为三道封锁线的阻碍，红军能够行动的范围十分有限，只能躲进深山老林打埋伏。敌众我寡，硬碰硬行不通，地形是最好的隐蔽。

那时候的陈毅拖着一条伤腿，咬牙跟着大部队行动。如果和反动派狭路相逢，那就拿出不要命的架势打一场，赢就是赚，输了也得顶天立地。

最危险的时候，陈老总遇到反动派搜山，自己的枪里，子弹也没剩下几颗。他只能带着所剩无几的战士躲到水沟边上的芦苇丛中，屏息静气，耐心等待。

陈毅（左一）

他也做好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备，看着自己的枪，盘算着待会儿如果被发现，他还能打死几个敌人。

万幸的是，国民党做事极其敷衍，跑到水沟边随便翻找一通，不仅没有看到陈毅，还不小心把芦苇盖到了他的头上，让他能藏得更隐蔽。

那一天，他们从下午一直等到下半夜，确认敌人不会再杀回马枪，这才松了口气，钻出芦苇丛。

1936年，他又在游击战中被国民党46师困在梅岭密林深处，整整困了20多天。

多亏共产党此前一直坚持群众路线，红军战士也用真情打动了原本对军队满怀戒备的老百姓，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中，还有人愿意冒险为他们送来粮食和情报。

南方游击战红军战士照片

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经常趁着夜色上山帮忙。为了躲避搜山的敌军，她滚到山崖底下，摔伤了一条腿，爬行着回家。那是她最后一次上山，到最后，她是手脚并用爬着回家的。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陈老总写下了壮怀激烈的《梅岭三章》。

留守部队中，还有许多和陈毅一样综合素质绝佳的指挥官。他们不仅坚持作战，而且足够幸运，才能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中活下来。

但是，并非所有我党早期领导人都能这么“幸运”。

英勇牺牲，久久传颂

南方游击战的艰苦程度并不亚于红军长征，后者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取得胜利，尽管过程中仍然有无数战士为之献出生命。

但是前者却足足坚持了三年，一直到1937年10月，游击战才算画上句号。

长征结束后的南方红军游击队

这三年时间里，我党牺牲的军级和省级以上的干部足足有六十多人，是长征牺牲高级干部人数的五到六倍。

1935年2月，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他在身陷囹圄之后一度隐藏自己的身份，以虚假的信息应对敌人的刑讯逼供，靠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忍受身体上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他说：“人要爱惜自己的历史，请不要撕破我的历史。”敌人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共产主义的战士始终铁骨铮铮。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的一处草坪英勇就义。这一年，他才36岁。

1935年3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突围过程中不幸负伤，惨遭逮捕。敌人为了羞辱他，给他的双手双脚带上沉重的镣铐，要求他走过人潮汹涌的大街。

游街示众，这在传统文化中是穷凶极恶的罪犯才有的惩罚。敌人以为，这样的羞辱可以让刘伯坚爱惜颜面，投降认输。

可事实上，刘伯坚戴着镣铐，昂首挺立，以战士大无畏的姿态走过人潮。他让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员的骨头比钢铁更硬，共产党员的心如同磐石一样不可转移。

刘伯坚

一个硬骨头的对手，对于敌人而言完全没有利用价值。刘伯坚牺牲了，临死之前，他留下了豪言壮语。

自己的生和死，都是为了中国。

同年，参加过中共一大的我党元老级革命者何叔衡同志同样英勇牺牲。由于当时生还的人太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牺牲时的具体场景都是个未解之谜。

除了这些高级干部之外，中央部队、中央机关、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中，牺牲人员更是不胜枚举。

他们负责留守，不需要面对红军主力长征过程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草地中随时可能吞噬生命的沼泽，比如铁链被烧得通红的泸定桥，比如攀爬雪山时的失温甚至雪崩。

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和红军主力一样，面对敌人疯狂地封锁反扑，面对无处不在的枪炮，面对从天而降的死神。

他们的艰辛，不应该被后人忘记。

长征部队和留守部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把群众工作当成自己的重大任务。只有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他们才有底气与强大的敌人缠斗。

一些游击队员回忆，普通老百姓的英勇程度往往能超出他们的想象。

有的村民在传输情报和物资的过程中不慎被敌人逮捕，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却说：“我们要死就死一个，绝对不害共产党。”

正是因为拥有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游击部队才能坚持到1937年。

改变建制，投入抗战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红军长征的成功。

北方会师，长征结束，可南方的留守作战仍然没有结束。

老蒋没能在长征途中消灭红军火种，内心气急败坏，对于南方部队更是下了死手。

虽然后来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拥有很大的希望，但游击队员们的处境还是没有明显地好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产党的基本立场是在解决家务事之前，首先把外来侵略者赶出中华大地。国民党迫于战争的威胁和亡国灭种的可怕后果，与共产党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卢沟桥防御的中国士兵

这一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留守部队和游击部队整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新四军。他们得以并入国民革命军整体，参与抗日作战。

新四军的军长是拥有铁军首领之称的叶挺将军，副军长则是带着部队坚持游击的项英。至于陈老总，他是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副书记。

虽然抗日战场上，共产党以敌后作战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军没有参与过任何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相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存在感相当强烈。

好景不长，1941年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

早在1940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就在收缩攻势的同时，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工作。老蒋对时局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自以为日军侵华危机很快就能解除，于是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6日，叶挺和项英在带领新四军9000多人到达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80000多人的突然袭击。

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新四军全体战士痛心失望，浴血作战。可由于敌我悬殊，最后只有2000人成功突围。

项英在此过程中遭到反革命分子残忍杀害，不幸牺牲。叶挺也被国民党扣住，酿成了之后的悲剧。

这就是皖南事变，它震惊中外，就连日本人都不得不“佩服”蒋介石的阴毒手腕。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总理怀着愤懑的心情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所作所为，揭露残忍的历史真相。

那些经历三年游击而未倒的战士们，有不少都牺牲在了皖南事变当中。

经此一事，新四军的番号还在，实力却受到重创，需要时间来恢复战斗力。

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的南方红军游击队（资料照片）

一直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取消，这支从1934年就开始坚持斗争的队伍才被打散，战士们也被编入不同的野战军中。

结语

长征代表着“雄关漫道真如铁”，但留守绝不代表坐在后方唱大戏。

留守苏区的将士们紧绷三年，坚持游击转移，有力地拖住敌军脚步，为主力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他们虽然损失惨重，可也用生命书写了历史荣光。

参考：

海外网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1.6万将士悲壮的留守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陈毅：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 领导南方八省游击战

中国军网战史今日1月6日：皖南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