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国"甩锅"发表《对华白皮书》，如何招来国内一片骂声？|对华白皮书|李普曼|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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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白皮书》发表的原因是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开脱责任，并争取舆论支持美国今后对远东的政策。但是其效果适得其反，在国内引起的反对、批评意见多于拥护的意见，并且实际上开始了美国国内所谓“谁失去了中国”的辩论。

1、支持的声音

支持的意见主要来自民主党的主流派和一部分主张美国应退出中国内战的舆论界。例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泰定斯认为，《白皮书》“针对现实”，“方向正确”。另外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干涉中国内战，“为无法形容的轻率行动”，支持寄希望于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再显身手”之说，认为这样还可以“从目前困境中找到出路”。

但是在国会辩论中这派声音很微弱。

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通讯社、报刊，如美联社、《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基本上与政府的论调一致，认为目前剩下的唯一“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和“非共产主义力量”共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对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世界非共产主义力量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因此他们鼓吹对整个东方要有“长远政策”和“新的瞻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如费正清、裴斐等，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认为中国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他们支持《白皮书》的发表。

裴斐本人就参与了《白皮书》编辑和艾奇逊起草《附信》的工作，自不待言。费正清誉《白皮书》为“我们外交史上伟大的文件之一”。他认为这一文件一方面回答了指责美国政府，特别是马歇尔扶蒋不力的批评；一方面从美国的战略和根本态度上寻找在中国失败的更加深刻的原因，发人深思。

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犯了主观主义，力图用美国的“现代化民主”的面貌改造中国，结果发现自己支持的是“三流的官僚主义暴政”。他还认为《白皮书》所披露的事实说明美国的失败不是某个决策者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和决策机构已经“不足以应付亚洲的革命力量”。

他说：

“我们不能硬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是中国人自决的表现；…把他们称作外国代理人是中国公众舆论所不能接受的。只要想想，俄国远没有像我们那样投资20亿美元来试图影响最近的中国历史，我们就很难证明说只有俄国人进行了干涉，而我们却没有。”

费正清认为美国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制定一项新的、“更有活力的”远东政策，而《白皮书》的发表，有助于发动美国公众就此事展开民主讨论。

此外，在民间，也有一些人士和团体致书国务院表示支持《白皮书》的发表。这里举一封比较有代表性的信可见一斑。写信人是一名牧师，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二次大战时又曾在驻华美军情报部门工作。他于《白皮书》发表前夕，写信给国务院，敦促其公布全部事实而不要加以冲淡，表示拥护国务院奉行的“勇敢”的政策。

他说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正在开始了解中国的真相，证据之一，就是他最近在一家保守派的教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每一封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而这些读者多数思想都是保守的。

这篇文章大意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确有成绩，对人民有吸引力。在几十年来美国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预言家”中，看来埃德加·斯诺和白修德等人比陈纳德、蒲立德之流“令人不安地”更接近事实。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但是，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义是不相容的，对美国是“危险”的。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反对它，靠军事力量不行，必须依靠政治力量、宗教信仰，以及比共产党做更多的好事来做到这一点。还可以把共产党人变成“非共产党人”。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基督教传教士决定留在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最后，文章提出要在“一个新的、令人惊讶的环境中”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最终较量”。

国务院在《白皮书》发表之后，给这位牧师一封回信，表示他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正受到“充分的考虑”。事实上，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正好同美国政府“脱身”政策的主导思想相吻合，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这种政策思想的一部分社会基础。

2、反对的声音

整个8、9两个月间，美国国会内外围绕着《白皮书》的发表及其内容颇为热闹了一阵。一批亲蒋议员不断发表讲话和声明；一些主要为共和党所控制的报刊，如属于赫斯特报系、霍华德-斯克里浦特报系的报纸以及《时代-生活》杂志、《世事》周刊，等等，都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与国会内的辩论相呼应。

这些文章常为国会议员所引用，并在其建议下纳入国会记录。此外，“院外援华集团”的人物也十分活跃，或写信，或发表声明，不一而足。其中意见比较集中、有代表性的是陈纳德、柯尔柏、拉布等人以“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名义，于8月29日发表的一项声明，提出了三十几项《白皮书》的“遗漏”和“错误”，以此证明《白皮书》并未透露全部真相，国务院政策“失误”。

另外，周以德于8月19日曾作长篇发言，攻击《白皮书》遗漏了1945年一位陆军准将评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这些批评的意见总括起来中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是国民党腐败所致，而是美国政府政策之过，是美国政策受了国务院内“左翼”的影响，这些人不是“渎职”，就是“叛卖”，因而应予撤换。美国不应把中国局势视为定局，而仍应大规模积极援蒋。这是总的调子。

批评者对罗斯福政府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重新提出指责，战时史迪威与赫尔利的那桩公案也被重新翻出来。此时已经在野的赫尔利也发表声明，题为《对一千页白皮书的几点意见》，指责当年被他解雇的美国驻华使馆人员为“亲共分子”，而现在这批“亲共分子”就是《白皮书》的起草者，云云。他的这一声明在国会内得到很多呼应和支持。

总之，这一连串的叫嚣充满了反共狂热，把中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

有人说：“中国的陷落可能证明比一颗原子弹还有决定意义。”

他们认为美国应该从一开始就“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国民党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最奇怪的逻辑是，这些人认为美国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实行了不干涉内政；而如今美国援蒋还没有到“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却是“干预了中国内政，阻止了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是我们的行动，而不是他们（指国民党）的行动，造成了共产党控制大部分中国的局面”。

不明情由的人听到此话一定会以为美国战后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都是给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此一例也可以说明美国有些政客的思维逻辑之颠倒、荒唐。

这些批评者肯定了艾奇逊诬蔑中共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之说，认为艾奇逊终于承认这一点，值得嘉许，但是仍嫌《白皮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力来自外国影响”未提供更有力的材料。他们抓住艾奇逊《附信》中所说美国政府将“鼓励中国一切以推翻外来羁绊为目的发展”。

这句话，提出各种增加对中国反共力量军援的议案。发表《白皮书》的初衷之一是为美国“脱身”作准备，至少暂时不拟再增加新的援助，而其结果却适得其反，7500万美元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就是在这一轮辩论中通过的。

《白皮书》的制定者与这些抨击者的真正分歧不在于反共程度如何，而在于前者承认美国力量有一定限度，有所不能；而后者狂热地迷信美国金钱武器万能，拒绝承认失败的现实。艾奇逊后来回忆说，他在《白皮书》的《附信》中所得出的结论，“对那些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人是难以下咽的。对他们说来，凡是目标没有达到，就只能以渎职和叛卖来解释”。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实际上这场辩论也可算是半年之后麦卡锡主义出场的序幕。

3、同情共产主义的人的态度

美国还有一些人，根本反对美国以反苏反共为其全球战略的出发点，对于“冷战”的加剧忧心忡忡，同时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不该介入中国内战。因此他们不能接受《白皮书》为美国政府辩解的论点——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是美国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而认为美国当初如采取明智的政策，原可以避免陷入目前的窘境。他们指出，《白皮书》主要是为了回答那些认为美国政府支蒋还不够的指责，却没有回答另一方面的批评，即美国政府本来应该保持灵活立场，不向中国任何一种力量承担义务，以便随时适应中国局势的发展。

《白皮书》所持论点说明美国政府还没有吸取经验教训。这方面意见有代表性的是著名记者李普曼、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以及其他一些基本上属于自由派的知识界人士。

李普曼指出，从战时到战后，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美国高级军政人员都预见到蒋如果不听从美国劝告改弦易辙，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也都知道蒋始终拒绝改革，但是美国仍然明知故犯，把自己与蒋的失败事业拴在一起。

这犹如在赛马赌博中把赌注下在一匹明知一定会跌倒的病马身上，如今马果然倒了，《白皮书》却只在马身上做文章，而不问下赌注的人是否明智。

那些主张大力援蒋者都以魏德迈的报告为依据，认为似乎早按魏的办法去做，蒋政府就可以“得救”。其实正好相反，魏的解决方案除了先肢解中国（去掉东北），然后将其余部分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别无他法，这是导致一个国家亡国的方案。

美国政策之失败在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独家势力范围，把蒋看成是替美国看管中国主权的“管家”，美国对华外交的全部内容归结为一点，就是劝蒋改革，以便能称职地担负起美国交付给他的任务。

结果美国把自己在中国的命运同蒋政府的“不光彩的命运”拴在一起，在中国人心目中，“反共主义，连同一切腐败、无能和反动的属性，变成了美利坚主义的同义词”。

李普曼的结论是要美国政府不要推脱责任，而要从干涉中国内战的失败中认真吸取教训，以便对待其他亚洲国家革命采取慎重态度。

关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借口一反对苏联，拉铁摩尔有较透彻的剖析。他说，《白皮书》是想表明，政府在反苏方面比之任何最激烈的共和党人毫无逊色。在这一前提下，“美国已经在干涉中国方面尽道路之所极走到了最远处”。

但是美国面临的难题是俄国的不干涉，而不是俄国的干涉。拉铁摩尔指出，美国进行了5年的干涉，花了30亿美元，结果使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和威望空前低落，而苏联的不干涉却使它的影响空前高涨，这值得深思。现在艾奇逊还在鼓吹支持中国“摆脱外来羁绊”(指苏联)的努力，殊不可取。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将会存在下去的事实，制定新的亚洲政策。

另外还有文章一一批驳了国务院的论点，指出美国政策固有的弱点是“坚持偏袒中国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调停过国共纠纷；美国实质上无视中国主权，但艾奇逊的《附信》中还要一再信誓旦旦地宣称忠于“中国的独立和行政主权”；以美国不能坐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为支蒋的理由，也不能令人信服，既然美国能与苏联建立关系，为什么不能同样与中共建立关系？

在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下，这方面的意见被淹没在那些甚嚣尘上的援蒋派的吵吵嚷嚷之中，对美国政府政策起不了什么影响。直到一二十年以后，美国国内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舆论又开始上升，重新评价杜鲁门时期的对华政策才又提上日程。

有一些学者再次对《白皮书》进行评论。有人重新提出李普曼的论点，认为“《白皮书》的主要问题在于它问题就没有提对，更不用说回答了”。

应该提的问题是：“这样一项显然没有希望的政策为什么从一开始要试图贯彻呢？”

另外还有人指出，《白皮书》略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那些足以说明美国和中共曾经有过良好的机会建立关系的文件。就是说，曾经有一度，美国决策集团考虑过比后来灵活得多的政策，中共领导人也曾表示过愿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有人并认为，《白皮书》的编排方式与艾奇逊的外交辞令歪曲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美国处置得当，中共不一定会倒向苏联。

总之，《白皮书》是一部美国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有它坦率的一面，也有不坦率的一面。总的意图是要说明美国政府对这一失败没有责任。对这一论点，中国和美国的各个方面基于不同的理由，都不能接受。

更主要的是，从《白皮书》所反映出来的主导思想来看，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并没有改变其念念不忘干涉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观念。

《白皮书》的主要编辑人之一巴特沃思在一封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