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曾经说过：在战争年代，苏军为中国提供了70多万支步枪，五万挺机枪，各种口径火炮37000多门，6000多辆坦克，860架飞机，2000多辆卡车，以及不计其数的弹药。

于是有人认为，第四野战军的壮大，与这些苏军援助的武器，有直接关系。

然而他又不能解释，拥有大量飞机、坦克的四野，为什么在战场上没有大规模使用的记录。

更有人说：这是华西列夫斯基信口开河，苏军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上述武器。

是华西列夫斯基说谎呢，还是另有隐情。

其实华西列夫斯基所提到的武器，苏军确实都如数的援助了给中国，只是被援助的对象是国民党军。援助的时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到1939年的11月之间。

1937年7月15日，日本一家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突然刊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称“南京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促使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协议”。苏联的谈判代表是波戈莫洛夫。

这则新闻引起轩然大波，因为7月6日，国民政府代表与波戈莫洛夫是在极其秘密的环境下进行了会晤，寻求向苏联获得贷款，用于购买苏制武器的可能性。

关于这次会晤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可日军情报机关还是通过内线获取了会晤内容，并做了详细报道。

是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参加会晤的中苏双方人员相互指责，却始终没能把这个奸细揪出来。

但是双方的谈判进程，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标志着苏联援助国民政府武器，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日本情报机关再次获取了精准情报，公开指责这份条约“是对日本最大的威胁”。

9月8日，苏军副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在莫斯科的中央机场，迎接以杨杰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

会谈中，杨杰将军直言不讳的要求苏联，尽快为国民政府提供最新型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坦克、飞机、高射炮以及反坦克炮。

梅列茨科夫爽快地答应了杨杰的要求。

9月11日，苏军决定首批向国民政府提供 T-26轻型坦克82辆,高射炮20门，反坦克炮50门，以及大量配套的弹药。同时苏军还承诺向国民政府提供教官，训练中国士兵使用这些苏制武器。

9月16日，苏军援助的武器开始在敖德萨港、塞瓦斯托波尔港装船。

运输军火用的是雇用的英国货轮，目的地是香港。

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尚未和英国宣战，所以对进出香港的英国轮船，不敢肆意妄为。

10月初，两艘满载军火的轮船驶出港口，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然后穿越马六甲海峡，顺利抵达香港。

但是把这批苏制武器送到国军士兵手中，却是大费周折，因为国内的路况太糟糕了。一直到1938年3月，这批数字武器才被运送到湖南湘潭，交到已在此等候月余的苏军教官手中。

经过5个月的刻苦训练后，中国士兵已经能够熟练地操作使用苏制武器。

8月，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了第1个机械化师—第200师。师长杜聿明。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军伤亡惨重，火力不足是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1937年12月初，尚在苏联的杨杰将军，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希望苏联能够为国民政府，提供至少武装20个整编步兵师的武器装备。

12月中旬，两艘满载苏式武器的英国货轮，从塞瓦斯托波尔港启航，顺利抵达香港。

1938年4月，国民政府正式接收了这批苏制武器，其中包括大口径火炮320门，轻重机枪900挺，步枪10万支，相应配套的弹药不计其数。

由于战事紧急，国军士兵没有接受太多的训练，就拿着苏式武器走上战场。并在武汉会战时，在局部对日军形成火力优势。

毋庸置疑，由于国军士兵还不能熟练地操作苏式武器，在战斗中武器损耗是惊人的。

为了弥补战损，1938年11月23日，英国大型货轮“斯坦霍尔”号，抵达缅甸仰光。

之前日军已经获取情报，加强了对进出香港的英国货轮的盘查。第三批苏军援助的武器包括大口径火炮300门，轻重机枪2000挺，其他各类枪支5万支。

本来国军在武汉会战时失利，日军长驱直入，这批苏制武器的及时到达，让骄横的日军叫苦不迭，不得不停止进攻，与国军形成对峙状态。

苏联对国民政府的空军援助，是从1937年十月开始的，卢沟桥事变后仅仅三个月时间，本来就实力薄弱国军空军，已经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飞机，仅存的130多架各式飞机，已经无法对日军飞机形成任何有效的阻止。

日军飞行员可以肆无忌惮的对地面目标实施攻击，随意的轰炸、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杨杰将军于9月11日，向苏军提出要求空军援助。

第二天，苏军援助的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一个伊尔76歼击机大队，共86架战机，由89名苏军志愿飞行员驾驶陆续升空。

由于航程太远，轰炸机需要在阿拉木图机场补充油料。

歼击机在机场进行拆解后，用轰炸机运至兰州后，再进行组装。

十月初，第一批战机在兰州机场，被国军空军顺利接收。

几天后，苏联援助的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伊尔15歼击机大队，一个TB—3重型轰炸机大队，共139架战机，由150名志愿飞行员驾驶升空，飞机上搭载的，还有89名飞行教官。

由于国军飞行员还不熟悉苏制战机的性能，所以苏联援助的轰炸机和歼击机，暂时由苏军勃雷宁上校，和布拉戈维申斯基上校分别指挥。

11月21日，在南京保卫战期间，七名苏军志愿飞行员驾驶战机，迎战20多架日军战机。

空战中，苏制战机展现出优异的作战性能，虽然以寡敌众，最终还是取得了击落两架日机的战绩。

随后的日子里，空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日军中那些所谓的王牌飞行员，像“空中武士”、“四大天王”什么的，都被一一击落丧身长空。

与此同时，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行员们，驾驶着轰炸机，几次袭击了盘踞在长江口的日军舰队，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1938年2月，志愿飞行员在武汉上空，一举击落日机12架。

日本空军被打出了心理阴影，在以后50多天时间里，武汉上空再也看不到日军飞机的影子。

苏德战争爆发以前，一共有3665名苏军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其中227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自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1日，日军一共被摧毁625架战机，这其中苏军志愿飞行员功不可没。

1939年10月，日军在诺门罕战役中遭遇惨败，被迫放弃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这也意味着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彻底消除。

再加上苏军深陷苏芬战争的泥潭，于是便暂停了对国民政府的武器援助。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援助各种枪械80多万支，轻重机枪五万多挺，各种口径火炮37000多门（其中大口径重炮1075门），6000多辆坦克，985架飞机，2000多辆卡车，以及其他大量军事物资。

国军依靠这些苏联援助的武器，武装了245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以及一个机械化师，总兵力300万人。

其实苏联停止对民国政府的军事援助，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首先在一些国军将领眼中，苏制武器不如德制武器精良。

其实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直到战争结束，双方的武器性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德国曾经为国军提供了20个师轻武器，这些德制武器，都被装备了国军最精锐的部队。

而略显粗糙的苏制武器，只能装备战斗力偏弱的嫡系部队。

装备苏制武器的部队，嫉妒那些使用德制武器的部队，所以在对武器的保养上，做的很不到位。

那些万里迢迢送来的苏制武器，很多还没来得及发到士兵手中，就被人弄到黑市上给卖了。

《万历15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经提起过，他在国军14师当兵，有相当多从国外运来的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发到士兵手中，大多数武器都被储藏起来，还美其名曰保持精锐部队战斗力的保障。

国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丢失一个城市，储藏在仓库里的武器无法带走，通常就是纵火焚毁，从来没想把这些来自不易的武器，发放给活跃在当地的抗日游击队。

苏军停止军援后，武器短缺的状况，马上呈现出来。

国军部队晚上宿营时，机枪要用铁链锁起来，因为土匪在军营附近收购机枪，明码标价7000大洋一挺。这种诱惑，让很多不安分的人蠢蠢欲动。

另外一个原因，苏军提供武器援助，是有条件的，其中一项就是援助的武器，必须划拨出一部分来装备八路军。

国民政府阳奉阴违，并没有履行对苏联的承诺。

而关于最后这一点，在苏军高层，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隐情。错误的认为，八路军的壮大，是基于苏军的援助上。华西列夫斯基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一。

其实苏联对八路军的支持，远没有想象中的笃实，就在皖南事变后，苏联还将150门重炮，空运到兰州交给了国民党军。

而国民党军没有把这些大炮送往抗日前线。而是用来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那么日本投降后，东北野战军到底从苏军手中接收了多少武器呢？其实数量真的不多，而且都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

苏军把这些武器给了东野部队，其实就做个顺水人情而已。

1945年11月1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铁路沿线及城市必须全部交给蒋军，有红军（苏军）之处，不准你们与蒋军交战，你们必须将军队退出铁路线10公里以外，以便蒋军顺利完成对城市的接收。

这也标志着苏军对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公开的军事援助全部停止。

还是这位苏军代表，在几天前的11月7日，曾高高在上地指责说：你们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你们的主力部队为什么不早点儿调来，现在他们大都还在路上，而蒋军已经打上门来。战机已失，多么令人惋惜呀，现在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继续向你们移交军火库。

同样是这位苏军代表，在10月25日的表态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你们应该以东北的主人自居，放手去干。

不到一个月时间，苏军代表连续三次截然不同的表态，让东北局感到无比的困惑，因为之前通知各赶赴东北的部队，将旧武器留给地方部队，到东北接收新武器。

现在苏军违背承诺，不再提供武器。而那些赤手空拳尚在半路上的部队，到东北后将面临没有武器可用的尴尬局面。

一支没有武器的军队，就像一只被拔掉牙的老虎。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东北局将目光投向先期进入东北的周保中的抗联，以及李运昌的冀东八路军。

对东北局来说，周保中的抗联完全是个意外之喜。

抗联鼎盛时期兵力达到三万多人，但是到了1940年夏季，抗联最后一支有番号的队伍，也在日军重兵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没。从此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

但是，抗联残部一千多人幸存下来，他们过境苏联，在那里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打回来。

苏军在对日本宣战前，开始对盘踞东北的关东军进行必要的侦察。

这个极度危险的任务，就交给抗联残部来完成。

苏军将抗联残部命名为先遣队，先后分两批，空降在东北地区，对日军的战略要地，进行抵近侦察。

第一批340人是七月初出发的，第二批的出发时间是七月下旬。

先遣队的战士们历尽艰险，为苏军提供了大量急需的绝密情报。

完成任务后，两支先遣队暴露了目标，关东军对他们围追堵截，最后生还者寥寥无几。

此时抗联残部只剩下400多人，本来苏军打算把这些人也空降到东北进行侦察活动。但在出发前的一刻，行动计划被取消了。

理由是苏军为抗联付出了这么多，一定要留下一些人做见证。

1945年8月9日，150万苏军，从陆海空向关东军发起立体式攻击。

8月11日，抗联将领周保中、冯仲云率领400多人，乘坐苏军舰艇横渡黑龙江。

刚上岸就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东北是你们的东北，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8月13日，周保中拿出一份行动计划向苏军要求：东北地区（包括热河省）57座大中城市防务，由抗联接管。

考虑到日本已经投降，抗日联军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因此将抗联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

随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都暂时沿用了这个称号。

华西列夫斯基

8月22日，时任苏军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来到长春，与周保中进行会晤。

两个人是老相识，所以没有过多的客套。周保中直接提出：“元帅同志，我要扩军，但需要你支援武器”。

华西列夫斯基微笑着回道：“武器我有的是，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吧，能拿走的归你，剩下的归我，你们在战斗中立了大功，缴获的战利品理应彼此分用”。

随后，经过华西列夫斯基的允许，周保中一口气任命了57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

抗联残部幸存下来的人太少了，周保中在人员使用上捉襟见肘。一些大城市放上10来个人，还有一些中等城市，只有安排一个卫戍副司令。

其实这些副司令，行使的都是司令员的职责。

这些副司令的上司，都是一些知名的苏军将领，可能这些将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头上多了一个卫戍司令的头衔。

周保中这样安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个十几万人的中等城市，你派一个光杆司令去管理，不出事才怪。

但如果只去一个副司令，司令是苏军中有名的军事将领，那些有歪心思的土匪、伪军、地痞、恶霸就会心有顾忌，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周保中积极地扩充兵力，很快就扩编了4.3万人，编成23个保安团，以及七个保安大队。

即便如此，周保中也只能够控制57个城市，再多他就实在鞭长莫及了。

由于情况紧急，对新扩充的新兵没有进行甄别，其中以失去了靠山的伪满军为主，还有些投机的惯匪，地痞无赖。有人评价这些新兵“成分极坏，毫无战斗力”。

再后来，这些新扩编的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现象，总人数超过了3.7万人。

其实这是周保中的权宜之计，他现在暂时需要这些人去维护治安。

8月下旬，新扩编的部队都领到了武器，但是当周保中向王效明、袁任远、姜信泰，刘建平、范德林等11位卫戍副司令，下达从缴获的日军军火库中向外转运武器的命令时，却意外的遭到拒绝。

因为那些新兵振振有词的反驳说，他们当的是保安，不是搬运工。他们不适应干这种体力劳动。

另外从军火库里运出来的武器，反而变得更危险，因为根本无处存放，当时的治安太乱了，与其费劲巴力的把武器从军火库中运出来。还不如让它们继续留在仓库更安全。

后来有人指责周保中错失良机，却忽略了当时的环境，实事求是的说，他已经尽力，做得够好了。

9月10日，沈阳的卫戍副司令冯仲云给周保中发来电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经率3000人进驻沈阳。

周保中闻讯后大喜过望，立即去拜会华西列夫斯基。

几个小时后，一架飞机从长春飞往沈阳，苏军中校贝鲁罗索夫和抗联将领谢德明同机抵达。

四天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谢德明乘坐这架飞机飞赴延安汇报情况。

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时间是8月16日，这支孤军奋战多年的八路军武装，在扩充兵力这方面很有一套，他们将目光投向矿山。

日本投降前，将大量的战俘从关内送到关外做苦力，据估计有百万之众。

战俘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给他们武器，很快就能形成可观的战斗力。

不到两个月时间，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兵力就扩充到10万人。在苏军默许的前提下，新扩编的部队，也都及时的获得了武器。

曾克林在延安言道：东北扩军非常容易，而且关东军遗留下的武器，至少可以装备百万大军。

其实曾克林说得没有错，至少在他出发前，东北的态势确实如他所说。

“到东北接收新武器”，对战士们而言，这个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于是从各解放区抽调的十万大军，满怀期待的踏上去往东北的路途。

然而就在这期间，东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扩军变得不再那么容易，1945年10月12日，国民党东北特派员蒋经国、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等40多名国民党要员，乘坐飞机降落在长春机场。

苏军派两名将军到机场迎接。

双方重申，几年前签订的友好条约继续有效。

根据条约规定，任何没有得到国民政府授权，进入东北的军队都是非法的。

除此之外，蒋经国还带来了大批的委任状，开始大肆收编，伪满军、土匪武装，以及残余日军。

其实早在8月31日，国民政府就任命熊世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同时任命了9个省主席。

由于特殊原因，东北局只能把这些被蒋军收编的武装，称之为政治土匪，总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残余日军就有10万余。

仅在沈阳一带，几乎一夜之间，就冒出蒋军地下军40多个团。

势力最大的姜鹏飞，手下匪众超过十万人，其中将近半数是日军。他们装备精良，甚至装备了飞机、坦克，重炮等重装备。

抗战时期是姜鹏飞是伪满“冀东讨伐队”队长，身上背负着累累血债。此刻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新编27军”中将军长。

国民党“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李华堂。“第一战区挺进第一军”军长尚其悦，“先遣军第三军”王正午，“东北挺进军第八军”军长郭世珍……

这些人无一不是出身于土匪，后来又投靠了日本关东军。现在又堂而皇之的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

据不完全统计，10月中旬，国民政府在东北一共任命了33个“总司令”或者“总指挥”，32个“军长”，158名“师长”。

这些政治土匪到处造谣中伤，并对自愿参加“东北民主自治军”的战士家属，采用极其残酷的杀戮手段，使得东北地区的普通百姓人人自危，生怕惹到这伙什么时候都能横行霸道的家伙。

另外在矿山上做苦力的，也是国民党军的战俘占绝对优势。

为了能重回国军序列，他们甚至不惜与曾经共患难的八路军战俘兵戎相见。

蒋经国利用这些“政治土匪”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继续向苏军施压，要求苏军停止对“东北民主自治军”的军事援助。

李运昌敏锐地觉察到，苏军迟早要收回军火库的管辖权。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后期进入东北的我军将处于没有武器可用的不利境地。

李运昌未雨绸缪，命令手下能够调动的人马，从日军遗留在东北规模最大的沈阳苏家屯军火库，连续搬运了三个昼夜。

参加搬运军火的战士们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埋怨李运昌多此一举。

可是到了第4天早晨，苏军用坦克将苏家屯军火库完全封锁。李运昌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批被抢运出来的武器，被运送到东北民主自治军控制的北票县城。共计步枪2万支，轻重机枪1000挺，各种口径火炮150门。

这批武器全部补充给了新出关的部队，到底补充了多少？现在已经无从查证。

11月25日，新四军三师抵达锦州附近的江家村，黄师长奉命到北票领取武器。

可李运昌遗憾的告诉他，仓库里除了1000多支淘汰下来的破旧步枪，已经没有多余的武器了，只剩下4万发大口径火炮使用的炮弹。

黄师长心存不满，最后还是把炮弹都带走了。

由此可见，比新四军三师更晚到达东北的延安教导二旅、八路军山东三师，鲁中警备三旅，以及部分来自学校、行政机关共计三万多人，没有得到任何武器补给。

如果再加上新四军三师的3.2万人，进入东北的10.7万大军，至少有一半没有得到武器补充。

12月初，苏军一辆运送军火回国的列车，在半路上因为铁路被土匪破坏而抛锚。

延安教导二旅的黄旅长，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将列车给劫了，获得的武器除了装备自己以外，还补充了同样武器匮乏的陕甘警备第一旅。

为了得到足够的武器、给养、弹药，大规模剿匪势在必行。

在以后5个多月时间里，东北民主联军共剿灭土匪25万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彻底摆脱了缺枪少弹的不利局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年底，在本溪湖剿匪战斗中，一举俘虏日军中将八人，少将16人，佐官170多人，尉官470多人。

当时美苏等国，都对这批俘虏有所觊觎，最后还是苏军捷足先登，由洛维亚金中将出面，用13列车军火交换俘虏。

这批军火包括各种火炮1000多门，轻重机枪2000多挺，步枪5万多支，炮弹、子弹共计5,000万发。

此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枪弹充足，这批锦上添花的军火已经可有可无。因此除了留下100多门大口径火炮外，其余大部分武器，都补充给了山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一师）。

多年以后，华西列夫斯基说：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中国提供了70多万支步枪，五万挺机枪，各种口径火炮37000多门，6000多辆坦克，860架飞机，2000多辆卡车。

然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苏军援助国军的武器，移花接木到了四野头上。

实际上四野得到苏军的武器援助，是十分有限的。

本文数据参考书目

《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

《东北剿匪纪实》

《四野战事全记录》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援助》

《雪野雄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