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话产教融合 | 直击堵点打通产教融合的“任督二脉”|复合型人才|校企|职业教育|职教|话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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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线学习新媒体撰稿人王霖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12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发布的《2024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名单》，为进一步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提供了实践范本。本期封面专题报道，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展示和剖析，对话相关专家，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维度，总结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特征、面临的障碍，呈现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此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专家话产教融合

直击堵点打通产教融合的“任督二脉”

产教融合作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联动的有效路径，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更是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主线，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并明确指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深化产教融合。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田克美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端智库主任潘海生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许建领

华为中国政企教育医疗系统部副部长/教育科研业务总经理阮东闽

为进一步探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本刊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田克美，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国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端智库主任潘海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许建领以及华为中国政企教育医疗系统部副部长/教育科研业务总经理阮东闽，围绕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产教融合发展模式与特色、堵点问题与解决措施等内容进行对话。专家们一致认为：产教融合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关键举措。我们要直面职业教育存在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需求不匹配、融合机制体制不健全、产教“两张皮”等问题，构建产教融合机制，创新协同育人路径，打通产教融合的“任督二脉”，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层面的深度咬合。

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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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如何进一步理解该体系的构建？

潘海生：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关键环节和有力支撑，这赋予了职业教育很强的战略使命。作为与产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需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动能和着力点，从内部发展转向外部发展，服务于教育强国战略、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在这两个服务中对接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需求，推动我国制造业持续转型升级，向社会持续输出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育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许建领：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深化教育改革、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路径。其核心要义在于深度耦合教育链与产业链，有效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的难题，提升人才培养的适配性，进而有力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说，可以理解为四个“更加突出”。一是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格局。强调职业教育要服务制造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着力构建支撑强国建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更加突出构建多元协同育人生态。以“一体两翼”为有效载体，通过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平台，凝聚政校行企研协同育人合力；通过特色产业学院等方式强化校企合作育人。三是更加突出体制机制建设。强调疏通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脉络，重点是在法律、政策上破除校企合作痛点、堵点，切实将产业需求全方位嵌入教育流程，构建起“产业驱动教育创新—教育反哺产业升级”的良性闭环。四是更加突出以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出海企业的作用。职业教育已成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生力军，强调通过国际化办学，满足海外中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有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蹚出产教融合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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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请基于教育部公布的2024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名单，谈一谈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模式与成果。

潘海生：产教融合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与职业教育进步而不断丰富与深化。纵观经济社会变革和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产教融合内涵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行动主导的教学层面的工学结合到结构主导的办学层面的校企合作，再到结构与行动互构的战略层面的产教融合。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逐渐从理念走向行动，并体现出包括时代、创新及战略的多重内涵。

从产教融合发展历程看教育部公布的2024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名单，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成果较为突出。宏观层面，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重要组织载体。在“两翼”建设过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联合体和共同体充分发挥理事会和秘书处的作用，定期发布“两报告”（行业发展报告、人才需求报告）、“两清单”（技术需求清单、人才需求清单），对产教供需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指导和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校企合作实体化运行的探索。瞄准企业需求，校企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和技术创新平台等，深度嵌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进程，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正是产教融合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探索实践，推动着职业院校微观层面的进步，如标准、课程、教材、师资、实训基地等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为中国特色学徒制、现场工程师项目等人才培养模式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田克美：教育部2024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不仅展现了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更为破解产教“两张皮”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是模式更先进：职业教育正从单一校企合作向多主体协同的生态化平台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学院成为产教融合的核心载体、“共同体”“联合体”做实做优、实践基地进一步迭代等，这些模式打破了传统校企合作的浅层对接，构建起更具可持续性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二是实践更深入：职业教育正从粗放式产教合作向精准化育人转型。主要表现为“岗课赛证融通”融入教学改革、“双导师制”的普及以及“项目化教学”的深化，这些实践使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生成，有效缩短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距离。

三是成果更突出：职业教育正从单一育人向多维价值创造跃升。主要表现为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国际辐射等方面成果，这些成果标志着职业教育正从人才供给端向产业创新链、社会服务网全方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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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模式与成果突出体现了哪些创新点？

田克美：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特色更加鲜明，正从同质化发展向差异化突围演进。一是区域协同特色，通过整合地方产业资源，形成“教育—产业—文化”共生体。二是数字化赋能特色，借助虚拟仿真、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建起“需求侧—供给侧”精准匹配的智慧教育系统。三是边疆服务特色，创新“教育扶贫+乡村振兴”路径，通过订单培养破解偏远地区人才供给难题。这些特色化探索彰显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多元可能性。

我认为，这些创新实践揭示出产教融合的深层逻辑：通过构建教育链与产业链的“价值共生体”，职业教育正在突破传统办学边界。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产教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这种融合将催生更多教育新形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直面产教融合中的“卡脖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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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产教融合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您看来，“卡脖子”的难题是什么？

田克美：产教融合面临的多重“堵点”，本质是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未能形成有效协同。我认为当前产教融合的“卡脖子”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结构性矛盾。一是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滞后。现行政策多聚焦宏观引导，缺乏微观操作规范。校企合作常因权责不清陷入“协议落地难”，或因评价失准导致“重形式轻实效”。二是资源匹配的结构性失衡，教育资源与行业企业真实需求存在“代际差”。三是价值共创的机制性缺失。多数校企合作停留在“人才订单输送”层面，未能触及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企业担忧技术泄漏风险，学校受制于科研评价体系，从而导致协同创新动力不足。

潘海生：《天津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是全国首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我们在拟定的过程中就在思考——产教融合的痛点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由于产教融合关涉产教系统的多个部门与主体，并受层级性治理与多属性治理机制的双重约束而偏离预期目标，甚至出现产教融合异化，导致治理主体缺位、制度创新滞后和文化融合不足等问题。

许建领：当前产教融合面临的难题，我总结为三点。一是企业参与的能动性不足。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参与产教融合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显著的经济回报，花费资源培养的人才存在流失风险。企业和学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与节奏上存在一定差异，企业期望能快速拥有直接投入工作的熟练技能人才，而学校的人才培养周期相对较长，难以及时满足企业的急切需求。二是产教融合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教融合的政策，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还有提升空间，除教育行政部门外，工信、人社、科技等行政部门还需加大力度支持。三是职业院校自身面临一些挑战。部分院校的专业设置未能紧密贴合产业需求的变化，对产业发展动态跟踪不够及时；“双师型”教师占比有待提高，不少教师缺乏在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实践指导能力相对薄弱；学校实训设施设备相对有限，无法为学生营造与企业实际生产环境一致的实践条件。这些因素都会对产教融合的成效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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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堵点，应如何解决？

田克美：解决这些“堵点”需要系统性改革，既要通过数字技术打破资源壁垒（如建设国家级产教融合云平台），更需通过制度创新重塑价值生态。在操作层面，可探索“教育—产业对赌机制”，即地方政府将产业园区发展与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捆绑考核，企业通过技术入股职业教育获得人才优先供给权，形成“产业反哺教育、教育支撑产业”的闭环。

潘海生：解决这些难题，我认为可从五方面着手。一是形成教育行政部门、行业行政部门的“双牵头”机制，加强统筹力度与完善治理机制。如《天津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旨在明确政府的引导作用，形成多部门参与的管理机制，建立跨部门的协商共治机制。

二是向下拓展，夯实“两翼”实体组织建设。需要进一步探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问题，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在一定范围内以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破解多方协作难题和机制制约，形成可推广的经验，由点带面实现产教融合的向下拓展。

三是创新制度设计，给予校企合作更多空间和灵活性。如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难题，山东等地区已有一定的探索经验，对职教混改予以明确，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参考。

四是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和保障制度。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在产教融合的主体地位，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方面进一步制定详细实施细则，由地方政府履职督办。

五是数据赋能，建立统一的产教信息对接平台，实现产教信息实现有效对接，将产业、企业需求转化为教育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

许建领：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来化解，我主要谈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三方面实践探索。

一是在理念上谋创新。学校锚定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利益导向的政校行企共同体，构建“政府搭台、企业命题、学校答题”的校企良性合作机制。

二是在载体上谋务实。当前，学校已与华为、比亚迪、天健、大族激光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18所特色产业学院，并推出“九个共同”校企合作模式。

三是在制度上谋保障。近年来学校陆续发布了《产教融合行动方案》《特色学院设置与运行管理办法》等文件，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每年发布产业学院的重大建设需求，各产业学院揭榜答题。在推进产教融合的实践中，各产业学院既有学校层面的“整体指南”，也有自身的“基层首创”，学校因此形成了千帆竞发的产教融合格局。

阮东闽：围绕 “卡脖子”难题，我谈一谈华为的相关实践探索。华为作为业界领先的科技企业、产业企业，近年来充分发挥产品技术、伙伴品牌等优势，将优质的产业资源转化为职业教育资源，服务职业教育“一体两翼五重点”建设，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一是省域层面，华为与多个省份的教育行政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华为的产业和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产业+人才”协同育人机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服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是“两翼”建设。一方面，华为联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共同申报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另一方面，华为积极加入了多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三是在“五重点”建设方面，华为也在积极行动。如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开展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项目”，依托华为在自主创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和丰富实践，助力职业院校打造从“理论教学”到“实训实践”再到“实习实战”的职业教育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双方将携手发起“百千万”工程，在5年内共建100座“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助力培养超过1000名“杰出双师型教师”和10000名“优秀大学生”成长，加速推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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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方面，产教融合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潘海生：我认为，职业教育适应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即灵敏度、适配度和紧密度，其核心在于产教融合。因此，职业教育要紧跟产业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创新模式等，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将企业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等有效对接于人才培养中，实现产教信息精准对接。从这个层面来说，高水平的产教融合能够使职业教育及时、准确响应产业需求。

许建领：产教融合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引擎，其作用可概括为“四个促进”。一是促进供需适配。产教融合有助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将职业教育着力点转移到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以及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领域和方向。二是促进资源整合。通过搭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平台，整合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行业协会标准制定、龙头企业技术资源和院校人才培养能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三是促进终身学习。通过推动职业院校向企业员工、社会人员开放实训基地和课程资源，推行1+X证书、微证书制度，健全终身学习成果认定机制等，支持全民终身学习和在职人员技能迭代，应对产业变革，强化社会适应性。四是促进国际合作。以深化产教融合为路径，聚焦随企出海，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伴随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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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产教融合的真“融”真“合”，创新构建“四链”有机衔接的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还需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田克美：要实现产教融合的真“融”真“合”，关键在于推动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咬合与动态协同。当前“四链”互通仍面临要素流动梗阻、价值传导不畅等挑战，需从以下三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重构供需适配的动态响应机制。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脱节往往源于信息滞后与反馈失灵。需建立“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双向联动的数据中枢，通过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缺口与人才缺口，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同时，推动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与产业技术标准同步迭代，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岗位能力要求的精准匹配。

二是搭建资源共生的融合载体。“四链”互通需实体化平台支撑。一方面，建设“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综合体，整合企业生产线、院校实训室、科研实验室资源，形成“技术研发—中试转化—教学应用”闭环；另一方面，构建跨区域产教融合云平台，推动设备、数据、课程等资源的云端共享与权限分配，破解资源分布不均问题。此外，需完善“双师型”教师流动机制，通过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院校教师入企挂职，促进知识与技术双向渗透。

三是完善激励相容的制度生态。当前“四链”松散的核心在于缺乏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需在法律层面明确校企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规则，降低协同创新成本；在政策层面推行“教育贡献度”企业评价制度，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给予用地、税收等优惠，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在评价层面建立“五维质量监测体系”，从人才适配度、技术转化率、产业贡献值等维度量化产教融合成效，引导合作从形式化向实效化转型。同时，培育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项目对接、合规审查、效果评估等市场化服务，构建可持续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唯有通过机制创新打破要素壁垒、平台建设促进资源整合、制度优化重塑利益格局，才能真正实现“四链”的有机衔接与价值循环，为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化支撑。

许建领：构建“四链”互通的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在于“融合”，产业链是主要载体，创新链是重要动力，教育链和人才链是关键因素。可从以下四路径深入推进：

一是立足产业需求，院校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行业和企业参与的专业设置评议制度，将行业前沿技术、最新职业标准融入教育链，促进人才链精准契合产业链需求。

二是搭建共享平台，整合科研院所、院校科研力量，精准对接企业创新需求，推动创新链与教育链紧密互动。建立院校教师与企业技术骨干双向交流机制，既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也为企业注入创新活力。

三是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实体为依托，强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协同共进。共同开展人才需求预测、职业生涯发展研究及信息咨询，促进人才与就业岗位精准匹配。

四是政府要发挥统筹引导作用，不断完善细化鼓励政策，为“四链”互通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促进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深度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阮东闽：实现“四链”互通，重要的是促进优质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向教育资源的转化。

华为基于领先的ICT技术优势和产业实践，将优质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如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实验实训资源、课程资源、师资培训资源等，将产业发展的技术问题转化为职业院校应用型科研课题来源，将生态链企业用人需求转化为职业教育的实习/就业资源等，并依托“华为ICT学院”及“华为人才认证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应用型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助力高职院校打造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人才、产业、创新“四链”融合，以高质量数字人才培养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专题目录

观察

构建教育界与产业界的“旋转门”

专家话产教融合

直击堵点打通产教融合的“任督二脉”

2024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以方法创新为引擎推动校企双元人才培养升级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新能源产教联合体）：聚力产教城一体发展打造新能源产教联合体“常州模式”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园区产业双服务，科产教城深融合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五元三共四保障”驱动铁路运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价值共生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协同共促“双元”育人产教融合助推“四链”融通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协同育新型数智化人才以教兴产助龙江大家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