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越南黎笋没有抓住机遇，治疗战争给越南带来的创伤，让越南人民休养生息，而是被抗美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苏联的支持下，公开反华，并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到了1978年，黎笋已经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了三年。由于中国的一再忍让，黎笋觉得越南有了苏联的支持，更加不可一世了。这一年，越南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侵占了中国的不少领土。

1978年8月，在出兵占领了友谊关右前方的中国领土浦念岭时，越南士兵站在岭上，叫嚣道：“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面对越南的一再侵犯，已经发展到了“谈判不成，劝告不听”的地步，中国政府不再忍让，中共中央决定对越南方面实施必要的惩戒，用一种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和越南进行对话。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越南方面的情况，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军区的各级指挥员下达指示，要时刻做好战备训练，一旦战争爆发，要做到部队能够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

在抓战备训练的同时，王必成还与军区的其他领导进行了反复研究，部署各种作战预案，以便应对局势的变化。

那时候，为了保家卫国，王必成经常到各部队去实地调查，察看部队的训练情况。看到部队的训练后，王必成十分满意，还将这些都写成报告，上报给了中央军委，表示昆明军区战之必胜。

对于王必成的工作，中央军委十分满意。

然而，就在王必成积极准备为国而战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脑血栓。这次生病，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医生劝他要注意休息的时候，王必成一如当年的“王老虎”一样，语气坚定地说：“个人事小，保卫祖国事大。敌人胆敢侵犯，我必挥师奔赴前线，精忠报国！”

1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对越南实施武力惩戒的战略大方针，决定在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发动进攻。

在初步确定战将的时候，广西方向确定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云南方向由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指挥。

对于能指挥对越反击战云南方向的的作战，王必成非常高兴，立即进行了相关部署。然而，就在王必成准备为国家战斗的时候，却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由杨得志来指挥这次战役。

对此，王必成感到非常失落。而杨得志也没有准备。杨得志是在12月31日晚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的。

杨得志赶到人民大会堂后，中央军委宣布了要他和王必成对调，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命令。

对此，杨得志虽然感到意外，但还是以一个军人的天职，服从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杨得志出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此时，王必成已经在昆明军区进行了2个月的作战准备。于是，为了打好对越自卫反击战，杨得志一大早就出门，先后拜访了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等人，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

在谈话的时候，老帅们都对杨得志进行了鼓励，并对他的指挥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月2日，杨得志来到军委副总参谋长杨勇家里。

此时，杨勇是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的副总参谋长，对邓小平部署的这次对越反击战有着很深的了解，认为这次作战任务非“老杨哥”杨得志莫属。

早在1936年，红军在陕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的聚餐上，杨勇从杨得志的口音中听出，两人是湖南老乡，便主动上前与杨得志聊天。

得知杨得志是醴陵人时，杨勇说：“我是浏阳的，我们相距不远。”听到杨得志比自己大两岁时，杨勇高兴地喊了一声：“老杨哥！”此后，杨得志便成为了杨勇的“老杨哥”。

杨得志在山东东明县的战斗中，兄弟部队在上级的命令下撤出战斗，杨勇主动前来支援，说：“老杨哥，不胜利我决不撤出战斗，我们一块打！”

1945年，杨得志被任命为冀鲁豫纵队司令员。此时，杨勇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两人终于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

见面时，杨得志对杨勇说：“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共事了！”

听了杨得志的话，杨勇也高兴地说：“是呀，老杨哥。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我是真高兴啊！”

建国后，杨得志担任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勇担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那时候，两人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但私人关系却一如既往地好。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杨得志调任物武汉军区司令员。后来，杨勇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进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考虑到王必成的身体状况，邓小平决定让杨得志和王必成对调，由杨得志来指挥云南方向的战争。

由于对“老杨哥”十分了解，杨勇对中央的决定表示支持。在见到杨得志时，杨勇说，总参一定尽全力支持他打好这次战役。

1979年1月7日，杨得志来到昆明军区，与王必成进行工作交接。

当时，杨得志真诚地对王必成说：“老王，我给中央反映过，还是你比较合适。”王必成则说：“你也熟悉情况，还是以命令为准。”

在王必成的配合下，两人的工作很快便完成了交接。随后，杨得志带领军区的几位领导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门人员，连续到各个攻击地点，对地形进行了勘察，并听取了部队的汇报，研究作战情况，修订作战计划。

1月14日，杨得志亲自陪同总参杨勇和何正文副总参谋长等领导，实地勘察了中越边境的形势。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战役进行期间，由于昼夜连续地紧张工作，再加上云南海拔较高，杨得志频繁腹泻便血，还被医生报了病危。这些，都是军委没有想到的。

2月26日，中央军委派出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组，乘坐专机飞到云南把杨得志秘密接回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进行了治疗。

在病情稍微稳定后，杨得志便催着秘书把电话架到病床前，以便随时和部队取得联系。

3月16日，对越作战部队全部撤回祖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此时，杨得志决定立即回到昆明军区去，亲自迎接指战员们归来。于是，杨得志便征得了军委领导的同意，在301医院专家组的陪同下，回到了昆明，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