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制度若不能为公益正名,资本就会替它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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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中的“情报贩子”谢若林有句经典台词:“两根金条放在这里,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这句话放在“献血”上面,居然有相似之处。

近日,江西崇仁县一位19岁的女孩,被人忽悠进了一家血浆站应聘暑期工,在“燃烧青春,浆爱同行”的公益说词下,被一次性抽取580毫升原料血浆,换回薄薄300元现金。

其实类似一幕,在去年的山西和顺县也上演过,不过看起来更过分:某血浆站,打着“献浆助学、浆爱传递”的口号,以200元“助学补助”说服学生在2个半月内捐献4次以上血浆。

两起事件如出一辙:在 “献爱心” 的包装下,单纯的年轻人被当成了牟利工具。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不仅践踏了良知,还“连累”了无偿献血信任体系,使其“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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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血站是事业单位,而血浆站是企业。在血站献血,是无偿的公益奉献,而在血浆站献血,是有偿的商业行为。

这些血浆站背后,往往是市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例如崇仁血浆站背后的某生物制药,其年报业绩蒸蒸日上,其中有多少是打着“助学”“奉献”旗号包装的“收割”?公众并不知道。

而相比之下,无偿献血体系内部的信任溃败,更加令人忧心。

还是去年,山东廊坊的王先生,八次无偿献血后急需用血,却被医院以 “献血证过期” 为由拒绝优先用血。

这不是个例,由此导致的后果也显而易见:当“无偿献血”只强调道德义务,而不对应权利保障,信任体系就会迅速塌方。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错位激励”:商业血浆站以短期利益诱惑经济弱势群体,无偿献血体系则因执行冷漠,逐渐丧失道德号召力。

最终,社会大众面对的不是“献”与“不献”的选择,而是“信”与“不信”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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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止住信任流失,个案追责远远不够(何况还没看到),必须从根源上厘清“公益”与“商业” 的边界:

一是严禁商业包装。所有涉及商业采浆行为的宣传材料,必须强制标注“企业主体”、“商业报酬”,严禁使用“助学”、“奉献”、“公益”等公益性术语。

二是强化监管力度。打破企业“自查自纠”的形式主义处置,建立卫健系统统一的献浆数据平台,对超频采浆实时干预。

三是净化无偿献血体系。全国统一的“电子献血证”应在所有医疗机构通用,并务必落实“紧急用血优先权”、“三免”等承诺,对不兑现承诺的机构、人员予以问责。

如果可能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能),血液的采集总量、库存水平、流向去处应向社会公开,避免任何形式的“特权用血”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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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不需要号召,每次灾情来临,都有人排队献血;每次网友呼吁应急献血,都有无数人站起接力。

如果一个公益体系,只讲道德、却缺少数据透明和责任落实,注定难得人心。

回到“女孩被抽580毫升血浆”这起事件上来,它永远比不上“董黄蒋那”四小姐的热度,但在社会层面,其撕裂程度并不容小觑。

我们并不否认“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需要,更理解无偿献血事业的伟大,只希望保持基本的良知,划定伦理的界限,不要用爱心、公益宣传来包装商业行为,不要用“献血有益健康”等宣传来忽悠公众——哪怕你说“适合献血人群,适当献血不影响健康”也好啊。

就“献血”而言,无论有偿、无偿,没有高尚和龌龊之分,龌龊的是个体的人。只是当“爱心”可以被明码标价,当“公益”可以成为营销语言,我们失去的就不仅是血浆,而是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