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之前，我就是个普通农民，和村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后来参了军，靠着自己肯干，加上也遇到了帮衬我的人，在部队一待就是将近四十年，最后干到了副师职的位置。在不少人看来，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了。
临近退休的时候，有几个老战友跟我聊天，他们说：“老李啊，你退了休回去，怕是要适应一阵子。一来，你离开地方社会太久了；二来，你在部队好歹是个首长，退了休就变回普通老百姓，这身份的落差，心里头可能会不得劲儿。”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么？像我这样的级别，全国上下多的是，人家都能过，我怎么就不行？

可真等到脱下军装那天，头几天心里头确实有点不一样的感觉，空落落的，好像少了点什么。最明显的，就是坐公交车。每次上车，心里头总有点别扭，好像怕被熟人瞧见笑话似的。车厢里空气不怎么流通，人挤人，摇摇晃晃的，确实不太习惯。毕竟在部队这么多年，上下班都有车接送，早就习惯了。我心里明白，论出身，我也是农村娃；论身体，坐公交也没问题。这别扭劲儿，说到底还是心态没摆正，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只要把这心结解开，自然就没事了。
我不想老这么纠结下去，就想快点找回以前那个踏踏实实的自己，当个舒心的退休老头。于是我开始试着调整心态。第一步，我决定一个人出门走走。按说我这年纪和条件，坐火车完全可以买卧铺。但这次，我偏偏买了张硬座票，就是想看看自己这心里头，那点虚荣心还在不在。

那天晚上，我从太原坐车去西安。坐的是趟直快车，一路上停的站特别多。正好赶上麦收季节，每到一站，就呼啦啦上来好多在外打工的农民工，都是赶着回家收麦子的。车从太原开出去时人还不算多。坐我旁边的是对母女，母亲看着三十多岁，女儿七八岁的样子，穿着打扮一看就是农村的。餐车推过来卖饭的时候，小姑娘眼巴巴地看着盒饭。她妈问了价钱，一盒十块，显然觉得贵了，没舍得买，从自己带的包里拿出个面包给孩子。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挺有感触，这世上不容易的人还是多，自己该知足。
车开到后半夜，一两点钟的样子，上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过道里都坐满了人，大家东倒西歪地打着瞌睡。不知啥时候，我座位边上挤过来一个小伙子。我往旁边挪了挪，尽量腾出点地方，我们三个人的座位硬是挤下了四个人。小伙子大概是累极了，身子歪着歪着，头就靠在我腿上睡着了。我一点也不敢动，怕把他弄醒了，影响他休息。唉，我心里想，这社会上最辛苦的，就是这些在底层奔波的农民工兄弟了。我很清楚，要是我当初没当兵，没提干，我的命运和他们不会有啥两样。现在虽然身份不同了，但说到底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我的运气好了点。
车快到西安站了，列车员开始打扫卫生。扫到我座位这块儿时，空矿泉水瓶子堆了不少。坐我旁边那小伙子看见了，笑着打趣列车员：“大姐，这一堆瓶子能卖不少钱吧？”我本来以为这位中年女列车员听了会不高兴，没想到她只是很平和地说了句：“孩子，你还年轻，不懂。”我在旁边听着，也笑了。人和人之间，有时候一句平常话，也能让人感到一点暖意。
眼看就要到站了，我想起军校一个老同学就在西安铁路局军代处当主任。当年在军校关系挺好，多年没见了，正好去看看他。我掏出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西安站了。他立刻带着个参谋赶到站台来接我。一见面他就埋怨：“老李！你来西安怎么不提前说一声？车都到站了才给我打电话，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他哪知道，我是特意买了硬座票来的。这趟车，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考题，想看看自己心里头那点本分还在不在，只想早点找回退休后该有的平常心，踏踏实实地过老百姓的日子。

这趟硬座之旅，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自己内心那点残留的、不必要的包袱。看着车厢里那些为生计奔波的农民工，听着列车员那句朴实的回应，我恍然明白，生命真正的底色从来未曾改变。所谓的身份、级别，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件外衣。脱下军装，我终究是那个从黄土地走出来的普通人。退休，不是从高处跌落，而是回归生命最初的起点——一个可以坦然挤公交、乐于与陌生人分享座位、为他人一句暖心话而微笑的普通人。找回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才是开启幸福晚年的钥匙。它让我懂得，真正的适应不是勉强自己去接受落差，而是彻底放下那份虚妄的“身份感”，重新拥抱那个无需任何光环也能自得其乐的本真自我。这份回归的平静与坦然，远比任何过去的头衔都来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