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仲春的一个清晨，秦淮河雾气未散，54岁的唐亮在军区招待所的窗前踱了一夜。桌上那份写了删、删了写的请辞报告，被他折成四折，正静静躺在茶杯旁。几小时后，这位在淮海、大别山战火中闯出的上将，郑重递交了离休申请。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次短暂的“病休”，可没想到，他这一别就是八年。
唐亮的身体早在1958年便频频报警。那年他陪许世友巡查前线时，忽然心绞痛发作，汗水把军装全浸透。军医建议他“脱离一线，静养为要”，可彼时中印边境、东南沿海局势都不安稳，南京军区事务繁杂，他咬着牙硬撑。时间久了，连向来乐观的老战友萧望东都看不下去：“唐政委，再拼就真要倒下了。”一句玩笑话，说穿了他的处境。
南京军区的政委席位向来“人多事杂”。除了常驻的第一、第二政委，各省第一书记还挂着政委头衔，以示对华东战略要地的重视。外人眼里风光无限，圈内却晓得权责交织、难度极高。唐亮既要管队伍思想，又要平衡各地书记的意见，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长期疟疾、胃病纠缠，他终于决定主动脱身。
离休获批后，他搬到紫金山下的小院。每日清晨练拳，午后伏案读书，入夜听收音机。外人看是清闲，他却把日子安排得满满当当：“得把命养回来，才能回去帮忙。”这是他对自己立下的军令状。谁知历史风浪突至——1966年的横扫风暴，把军区高层冲得七零八落。因为已离开岗位，唐亮得以免于抬进批斗会的厄运。他淡淡地说：“退一步，也算是命大。”
1971年12月20日，暮色降临的南京城略带寒意。电话铃骤然响起，作训参谋的声音透过话筒：“中央决定，请唐政委赴京，任军政大学政治委员。”这所院校由萧克上将掌舵，正急需一名资深政工干部主持揭发、清查与整训。放下电话，唐亮揉了揉额头，转身对妻子周秀珍叹了口气。她一句轻声劝阻：“身体还虚，别去了吧，在家继续养病。”短短十字，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口。
唐亮沉默许久。眼前浮现的是当年中央苏区的山路、湘江畔的血战、淮海冬夜的炊烟，那是一代人用命铺出来的路。此时院校动荡，年轻干部急需正本清源，作为老政工，他怎能袖手？他对妻子低声道：“组织需要，哪怕走得慢，也得去。”
进京后的头两个月，他几乎把住院部当办公室，病历与文件相伴。萧克见状皱眉：“老唐，别硬撑，大事有人顶。”他摆摆手：“能站着，就不卧床。”不得不说，这股子倔劲令年轻教员私下咂舌，也让院校的整顿步入正轨。唐亮善于做思想工作，既讲《政治经济学》，也聊渡江夜话，学生服气。
然而病痛没被意志吓退。1974年，他被确诊直肠肿瘤。手术刀在腹部留下长长的疤，血气大损。院方安排疗养，他却把病房当会议室，临时批示文件、谈心谈话。政治学院留下的台账一笔一划：1977年出勤三个月，其余日子皆在病榻；1979年稍好，八个月在岗；1981年起，再度频繁住院。数字冰冷，却映照出一位老兵的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年轻军官的提携极有远见。许多后来成为集团军、军区政工骨干的干部，都记得唐政委一句反复叮嘱：“先把人放在心上，再谈口号。”这话听着朴素，却道破政治工作的真味。在动辄“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这种不带口号的关怀弥足珍贵。
1982年秋天，军委正式批准唐亮“退居二线”。那年他已七十三岁，头发全白，走路需拄杖。他把最后一份政工经验交给接班人，独自在西山疗养院的小径上溜达。昔日室友探望，他笑着说：“部队换了新血，我的任务完成了。”
同僚回忆，唐亮一生三度“告别”：长征途中命悬一线，他说过“掉队就算牺牲”；1963年离休，他以为从此封笔；1982年谢幕，他终于放下公文包。三次告别，有的短暂，有的永久，却都干净利落，这大概是他留给后辈最醒目的背影。
1986年夏，唐亮病逝于北京，总参为他举殡，花圈挤满礼堂。有人发现，他的遗嘱里没有一句豪言，只写了两行字：“余生所剩无多，盼诸君勤学、少折腾。”质朴如斯，正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细细回望，从主动病休到再次披挂上阵，再到功成身退，唐亮的轨迹像极了一次复合弧线。身体羸弱与精神刚强交叠，让这条弧线充满反差，也折射出那个年代军人对职责的执念——组织一句召唤，便能让离休干部提枪再战，哪怕前方不是硝烟，而是一所动荡的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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