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假诉讼行为入罪前，司法实践中常以妨害作证罪对其定罪处罚，但该罪无法全面体现虚假诉讼的基本特征，故《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随后，“两高”出台《关于办理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 下简称《解释》），对遏制虚假诉讼激增起到积极作用。然而，《解释》自身存在问题且存在理解偏差，令‬虚假诉讼罪难以精准适用。当前，理论上和实践中围绕该罪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虚假诉讼罪的法益性质是单一还是选择性，这关乎既遂标准的判定；二是其与诈骗等罪的关系，涉及竞合关系的认定；三是其与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界限，涉及刑民交叉的界限。

虚假诉讼罪的既遂标准为抽象危险犯，该罪是我国刑法中唯一同时规定两种法益的罪名，虽草案前两次征求意见稿未如此，但正式稿确立此事实。确定既遂标准通常考量事物本质、法益及刑事政策。虚假诉讼罪中，法益是既遂标准设置的主要考量，其规范保护目的在于规制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双法益说法并无实际意义。《解释》将虚假诉讼罪确定为结果犯存在问题，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并非“或者”关系，且妨害司法罪类罪名法益不应重复出现。行为完成即既遂，不应要求法官做出不利裁判。虚假诉讼罪应属单一构成要件的行为犯，双既遂标准说有待商榷，妨害司法秩序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必经阶段。

《解释》将虚假诉讼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导致虚高债权型和虚低已归还债务型虚假诉讼无法以该罪定罪量刑，只能以其他罪名或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处理，但后者面临漏罪风险。如虚高债权和虚低已归还债务型虚假诉讼危害更大，若以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处罚则有违罪刑法定和均衡原则，刑事处理才更合理。最高法法官认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有依据，但此观点难成立，因伪造印章罪被害人多为公司企业，自然人被害人无法构成此罪，且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均无法规制行为人自己伪造证据的行为，最终自然人此类虚假诉讼行为只能以民事诉讼处罚，不利于法益保护。

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等罪的想象竞合关系，主要涉及严重虚假诉讼行为与诈骗罪竞合时的法律适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诉讼诈骗性质有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诉讼诈骗属诈骗罪，否定说则认为应排除诈骗罪适用并设新罪名。虚假诉讼罪竞合适用规则特殊，不法程度低时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不法程度高、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则有争议。需廓清虚假诉讼型诈骗罪本质，理解交付、物权变动效力及“自愿”内容等核心要素。虚假诉讼罪中身份犯竞合处理有基本规则，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逃避合法债务可能构成诈骗罪或贪污罪等，最终依处罚较重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刑法对此有“择一重重处断”的立法例。

有些问题横跨刑法与民法领域，因法体系、目的及概念差异，处理上略有不同，对仅研究单一法域的学者而言，这或成逃避深入研究的理由。然而，司法实践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对案件精准定性并妥善处理。虚假诉讼现象在民诉法与刑法间长盛不衰，原因在于犯罪成本低、二者惩治不力及界限模糊。民事诉讼保护常难以满足财产保护需求，刑事制裁便作为民事救济的替代，在经济活动保护中发挥作用。尽管《刑法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入罪，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民诉法与刑法在虚假诉讼问题上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刑事制裁的威慑力。

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给“民”转刑带来困难。《民事诉讼法》第111条、112条、113条分别对虚假诉讼行为作出不同规定，涉及妨害审理、恶意串通侵害他人权益、逃避履行义务等情形，均规定可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则追究刑责。《刑法》第307条之一第1款也对虚假诉讼罪作出规定。但‬条文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惩戒性弱，罚款、拘留力度小，违法成本低，罚金幅度僵化，对单位犯罪考虑不足，且拘留期限短；二是民刑界限模糊，民诉法未明确何种情况构成何种犯罪，法官因学术壁垒难以准确甄别虚假诉讼的民刑性质，加之民事、刑事审判庭各自为政，案件移交刑事追诉程序的情况鲜有发生。

针对虚假诉讼中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的划定，入罪前司法实践呈现两大特征：检察院抗诉侧重追究刑事责任，如浙江、温州相关案例；法院自查自纠则多采用罚款等民事强制措施，即便造成重大危害结果亦如此，反映部分法院以民事罚款化解刑事风险的倾向。最高法亦认为缺乏针对性罪名，但法律修改后将清理司法解释并适时制定新规。入罪后，虚假诉讼作为民刑交叉问题，实践中多以民事强制措施处理。理论上，自己或共同伪造重要证据并提起民事诉讼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帮助、教唆他人作伪证足以决定裁判结果，则构成虚假诉讼罪共犯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正犯的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